洪迈在宋高宗末年出使金国。他刚到那里时，颇能表现一点堂堂使臣的气派，不肯低声下气，要求用平等的礼节与金主相见。可是，金人蛮横地把他关在使馆之中，从早到晚不供给一点食物。就这么轻轻一压，洪迈就这样关了三日才见到金国的君主。金大都督怀中提议将洪迈扣留，因左丞相张浩认为不可以，乃遣还。本词开头两句所说的就是这个故事。“拘留”即关押。“稽首”就是磕头。“垂哀”就是乞怜求饶。“敌仇”，即仇敌，这里指金国。
头两句画出了洪迈的丑态，下面三句便讽刺他道：一天的饥饿都忍受不住，就屈服了，实在可耻！汉代的苏武在匈奴十九个春秋又是怎样坚持过来的呢！“争一”，即怎一，如何经得起的意思。苏武是汉武帝派到匈奴去的一个使臣，匈奴单于逼他投降，他不肯，被流放在北海牧羊，餐风宿露，受尽折磨，始终不屈服，坚持斗争了十九年，后来终于回到长安。苏武成为坚持民族气节、不辱使命的光辉典型，所以这首词拿他来与屈辱的洪迈对比。两相对照，软骨头的洪迈不就显得更可耻了吗？
词的下片进一步对洪迈回国后的装腔作势进行揭露和讽刺。
下片的意思是说：洪迈的老子当初被扣在金国一筹莫展，又怎能指望洪迈能为国解忧呢？可是他出使归来还要吹牛，夸耀自己的辩才，真是个不要脸的蠢家伙。他这种人是一得到机会就喜欢摇头摆尾，装腔作势的。
“厥父”即“其父”，指洪迈的父亲洪皓。他也曾出使金国而被扣留，在那里呆了十五年才被放回。“无谋”是形容洪皓在金国束手无策的样子。“厥子”即“其子”，指洪迈。这两句的意思是：老子尚且无用，儿子又哪里能够为国解忧？“村牛”，也就是“蠢货”、“笨蛋”的意思。“好摆头时便摆头”，是说洪迈得着机会就喜欢摇头摆尾。
这首词的讽刺意味是很强的。因为它揭露的不仅是洪迈一个人。在南宋朝廷中，象他这样在敌人面前胆小如鼠、而对人民却威风如虎的官员，又何止洪迈一个呢！
唐贾岛《三月晦赠刘评事》诗云：“三月正当三十日，风光别我苦吟身。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命意新奇，女词人朱淑真因其意而用之于词，构思更奇。
词的起句便奇突。风光通常只能用秀丽、迷人写来形容，与“紧急”搭配很是奇特。留春之意已引而未发。紧补一句“三月俄三十”，此意则跃然纸上。这两句属于倒置，比贾诗从月日说起，尤觉用笔跳脱。
一般写春暮，止到三月，点出“三十（日）”，更见暮春之“暮”。日子写得如此具体，读来却不板滞，盖一句之中，已具加倍之法。而用一“俄”字渲染紧急气氛，比贾句用“正当”二字，更有生气。在三月三十日这个临界的日子里，春天就要消逝了。“拟欲留连计无及”，一方面把春天设想为远行者，另一方面又俨有送行者在焉，“拟欲留连”者究竟是谁？似是作者自谓，观下句则又似是“绿野”了。暮春时节，红瘦绿肥，树木含烟，花草滴露，都似为无计留春而感伤呢。写景的同时，又把自然景物人格化了。上两句与下两句，一催一留，大有“方留恋处，兰舟催发”的意趣，而先写紧催，后写苦留，尤觉词情叠宕。
上片已构成一个“送别”的局面。催的催得“紧急”，留的“留连无计”，只好抓紧时机作临别赠言罢。
故过片即云“倩谁寄语春宵”。上片写惜春却未露一个“春”字，此处以“春宵”出之，乃是因为这才是春光的最后一霎，点睛点得恰是地方。春宵渐行渐远，需要一个称职的使者追及传语的。“倩谁”？——“城关画鼓轻敲”，此句似写春宵这境，同时也就是一个使者在自告奋勇。读来饶有意味，隐含比兴手法。唐宋时城楼定时击鼓，为城坊门启闭之节，日击二次：五更三筹击后，听人行。昼漏尽击后，禁人行。叫做“咚咚鼓”。鼓声为时光之友伴，请它传语甚妙。“敲”上着一“轻”字，便带有微妙的感情色彩，恰是“缱绻”软语的态度。“临歧”二字把“送别”的构思表现得更加明显。最末一句即“临歧嘱咐”的“缱绻”的情话：“来年早到梅梢。”不道眼前惜别之情，而说来年请早，言轻意重，耐人寻味。“早到梅梢”尤为妙笔生花之语。盖百花迎春，以凌寒独放的梅花为最早，谓“早到梅梢”，似嫌梅花开的还不够早，盼归急切，更见惜春感情的强烈。把春回的概念，具象化为早梅之开放，又创出极美的诗歌意象，使全词意境大大生色。整个下片和贾岛诗相比，实在是别开生面，更有异彩。
贾岛诗只是诗人自己寄语朋友，明表惜春之意。而此词却通篇不见有人，全用比兴手法创造了一个神话般的送别场面：时间是三月三十日，行者是春天，送行愁泣是“绿野”，催发者为“风光”，寄语之信使为“画鼓”，……俨然是大自然导演的一出戏剧。而作者本人惜春之意，即充溢于字里行间，读之尤觉妙趣横生。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作为儒学的经典文献之一，张载的《西铭》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而传诵不绝，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篇铭文虽然仅有250余字，但却为人们安身立命之道的确立构筑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的境界。直到今天，这篇铭文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仍然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
张载认为，佛老的盛行和儒学的衰微，是导致当时社会价值体系多元冲突的思想根源。张载批评佛道二教，“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佛教否定现实世界的实存性而追求自我的涅槃寂静，道教否定现实世界的运动性而追求个体的长生久视，虽然二者立言本旨有所差异，但都否认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实存性，失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抛弃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因而不是合乎世界本真和社会需要的价值观，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弘扬积极入世、关怀现实的儒学价值观。故张载以千古寥寥之勇，造道关中，与佛老计得失，为儒学阐新命，他仰思俯读，博闻强记，稽天穷地，探赜索隐，终其一生而未尝止息，最终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确立了以儒学为价值本位、以“天人合一”为理论特色的哲学体系。《西铭》正是张载哲学思想和价值理念的集中表现。
张载以社会现实为终极关怀，他所要继承的，是以孔孟六经为代表的儒学价值观，他所要确立的，是以博大胸襟关怀社会、关注民生的现世主义。孔子道“仁”，孟子言“善”，张载则认为“仁”是人的价值本性，提倡以“仁”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张载对孔子仁学和孟子性善论的综合发展。在张载看来，“仁”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与自我有亲缘关系之人的孝悌友爱，而是对包括自我、家庭、社会、自然等所有存在的无限的、普遍的关爱，将这种源于自然、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推及社会中所有人乃至宇宙万物，是张载价值理念的基本取向。
为了实现社会全体对“仁”的价值理念的认同，张载主张发挥自我心灵的知性作用，面向宇宙寻求人的价值本性的根源。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命题，并在宇宙观的基础上论证了其价值观的真实性、合理性。在张载看来，整个宇宙是充满“太和”之气的整体实在，天地万物的品类咸亨，皆是“气”大化流行的结果，故个体之我不仅和他人，而且和宇宙中一切存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气”。张载的“气”论，肯定了宇宙万物存在的实在性、整体性、运动性、和谐性，是对虚妄的、孤立的、静止的、对立的佛道世界观的有力批驳，这种万物一体的宇宙观，是张载“仁”学的宇宙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张载建构了一个“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宇宙社会观。在《西铭》开篇，张载讲“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乾卦至健，代表自强不息的精神；坤卦至顺，代表厚德载物的品性；乾坤精神是宇宙演化运动的内在动力，万物生生不息的终极根源。在宇宙万物之中，天地相互交感而创生万物，至诚无私的庇养万物，是乾坤精神的最伟大体现者，故堪称人类万物共同的父母；人类和万物则共同禀受天地而生，故自我和他人为相互依存的血脉同胞，万物和人类是亲密无间的友好伙伴。张载重构了宇宙中一切存在者的亲和关系，对现代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启示作用。
为了高扬以仁为本的价值理性，张载还从宇宙论的角度来说明人物之性的问题。张载认为，万物在气化生成过程中，不仅获得了不同的“形”，而且禀受了共同的“性”。人和物的禀性是同一的，既有来自于“气”散之本原状态的“天地之性”，又有来自于“气”聚之暂时形态的“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价值本性，“气质之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由于人类和万物禀受之“气”有清浊、偏正的不同，故在宇宙中有不同的地位。在所有的存在之中，“得天地之最灵为人”，只有人得天地正气而与之并参，故只有人才能发扬“天地之性”，这就是人的价值使命。张载的性论，不仅说明了现实中人物之性的二重化特征，说明了“仁”作为价值本体的终极依据，而且为人发扬这种价值本性关照万物确立了基础。
当然，对社会伦理的构建是张载价值观的主题内容。张载认为，对天地的“孝”落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要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事，尽心尽力关照他人和社会。张载借助传统宗法关系描述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在张载看来，自我和他人虽然是同胞关系，但由于各自存在境遇、社会地位不同，所以在社会上的具体职责也不同。但所有的人也应该尊重圣贤，并以之为榜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就自我人格和社会公德。
张载还从宇宙观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命”和“遇”的问题。在张载看来，“命”是上天赋予，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价值本性，对此，人应该修身以俟之；而“遇”则是气质所禀，是富贵贫贱、福祸寿夭等生存境遇，对此，人应该超然以待之，“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人生的顺境，是上天对我的恩泽，人生的困境，是上天对我的考验，“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只有坦然地对待生平所遇，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的价值本性，才能超越外在境遇对自我的困扰，达到人生的永恒安宁。
张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实现自我和他人、家庭和社会、人类和自然的统一和谐，要实现这种社会理想，首先要在对宇宙无限性、整体性、和谐性的认同的基础上，确立宇宙的基本精神也即自我的价值本性，只有认同了天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广大仁性，并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尽职尽责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尽心尽力地去关照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才算是发挥了天地之性，而无愧于天地之间。这是张载为中国人构建的具有儒家情怀的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
这是一首怀古之作。诗歌不是历史小说，绝句又不同于长篇古诗，所以诗人只能选取这一历史事件中他感受得最深的某一部分来写。他选取的不是这场斗争的漫长过程中的某一片断，而是在吴败越胜，越王班师回国以后的两个镜头。
首句点明题意，说明所怀古迹的具体内容。在吴越兴亡史中，以越王“十年生聚”卧薪尝胆的事件最为著名。诗中却没有去追述这个为人热衷的题材，而是换了一个角度，以“归”统领全诗，来写灭吴后班师回朝的越王及其将士。接下一句是对回师那个欢悦气氛的描绘。诗中只抓住一点，写了战士的锦衣还故乡，可留给人们想象的却是一个浩大的，热闹非凡的场面：旌旗如林，锣鼓喧天，勾践置酒文台之上，大宴群臣，满脸得意而又显赫的光辉。举城到处可见受了赏赐，脱去铠甲，穿着锦衣的战士，二十年的耻辱，一朝终于洗净，胜利的欢欣与胜利的沉醉同时流露出来。一个“尽”字，便暗示了越王以后的生活图景。果然，王宫里开始回荡起歌功颂德的乐曲伴以柔曼的舞姿，越王左右美女如云，缤纷落绎，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二、三两句是诗人在越国历史画卷中有意摄取的两个镜头，浓缩了越国称霸一方后的繁盛、威风，其中更有深味可嚼。昔日，吴败越后，越王采纳大夫文种的建议，把苎萝山女子西施献于吴王，于是迷恋声色的吴王沉溺其中，不能自拔，终日轻歌曼舞，纵情享乐，对世仇越国不再防范，使得越军趁势攻入，最后亡国自尽。吴国灭亡的道理越王哪里不知，可他如今走的又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当年忍辱负重，卧薪尝胆，食不加肉，衣不纹饰，精励图治的英雄本色，随着良辰美景，江山在握都丢得干干净净了。那么这样的繁盛又会存在多久呢？至于越国的命运，诗人不去写了，一切道理已尽在不言之中，而是急转一笔，写了眼前的景色：几只鹧鸪在荒草蔓生的故都废墟上，旁若无人的飞来飞去，好不寂寞凄凉。这一句写人事的变化，盛衰的无常，以慨叹出之。过去的统治者莫不希望他们的富贵荣华是子孙万世之业，而诗篇却如实地指出了这种希望的破灭，这就是它的积极意义。
诗篇将昔时的繁盛和今日的凄凉，通过具体的景物，作了鲜明的对比，使读者感受特别深切。一般地说，直接描写某种环境，是比较难于突出的，而通过对比，则获致的效果往往能够大大地加强。所以，通过热闹的场面来描写凄凉，就更觉凄凉之可叹。如此诗前面所写过去的繁华与后面所写现在的冷落，对照极为强烈，前面写得愈着力，后面转得也就愈有力。为了充分地表达主题思想，诗人对这篇诗的艺术结构也作出了不同于一般七绝的安排。一般的七绝，转折点都安排在第三句里，而它的前三句却一气直下，直到第四句才突然转到反面，就显得格外有力量，有神采。这种写法，不是笔力雄健的诗人，是难以挥洒自如的。
李白另有一首怀古诗《苏台览古》。两首诗都是览古之作，主题相同，题材近似，但越中一首，着重在明写昔日之繁华，以四分之三的篇幅竭力渲染，而以结句写今日之荒凉抹杀之，转出主意。苏台一首则着重写今日之荒凉，以暗示昔日之繁华，以今古常新的自然景物来衬托变幻无常的人事，见出今昔盛衰之感，所以其表现手段又各自不同。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诗人变化多端的艺术技巧。
此诗为写景名篇。诗人以大手笔描绘了庐山雄奇壮丽的风光，可谓描写庐山的千古绝唱。同时，此诗也表现了诗人的豪迈气概，抒发了诗人寄情山水、纵情遨游、狂放不羁的情怀，表达了诗人想在名山胜景中得到寄托，在神仙境界中逍遥的愿望，流露了诗人因政治失意而避世求仙的愤世之情。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起句即用典，开宗明义表达胸襟：我本来就象楚狂接舆，高唱凤歌嘲笑孔丘。孔子曾去楚国，游说楚王。接舆在他车旁唱道：“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论语·微子》）嘲笑孔子迷于做官。李白以楚狂自比，表示了对政治前途的失望，暗示出要象楚狂那样游诸名山去过隐居生活。“凤歌”一典，用语精警，内容深刻，饱含身世之感。接着诗人写他离开武昌到庐山：“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诗人以充满神话传说的色彩表述他的行程：拿着仙人所用的嵌有绿玉的手杖，于晨曦中离开黄鹤楼。为什么到庐山来呢？是因为“好入名山游。”后两句诗，既可说是李白一生游踪的形象写照，同时也透露出诗人寻仙访道的隐逸之心。
以上是第一段，可谓序曲。然后转入第二段，诗人以浓墨重彩，正面描绘庐山和长江的雄奇风光。先写山景鸟瞰：“庐山秀出南斗旁，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古人认为天上星宿指配地上州域，庐山一带正是南斗的分野。屏风九叠，指庐山五老峰东北的九叠云屏。三句意谓：庐山秀丽挺拔，高耸入云；树木青翠，山花烂熳，九叠云屏像锦绣云霞般展开；湖光山影，相互映照，烘托得分外明媚绮丽。以上是粗绘，写出庐山的雄奇瑰丽；下面，则是细描：“金阙前开二峰长，银河倒挂三石梁。香炉瀑布遥相望，回崖沓嶂凌苍苍。”金阙、三石梁、香炉、瀑布，都是庐山绝景。这四句是从仰视的角度来描写：金阙岩前矗立着两座高峰，三石梁瀑布有如银河倒挂，飞泻而下，和香炉峰瀑布遥遥相对，那里峻崖环绕，峰峦重叠，上凌苍天。接着，笔姿忽又宕起，总摄全景：“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天长。”旭日初升，满天红霞与苍翠山色相辉映；山势峻高，连鸟也飞不到；站在峰顶东望吴天，真是寥廓无际。诗人用笔错综变化，迂回别致，层层写来，把山的瑰玮和秀丽，写得淋漓尽致，引人入胜。
然后，诗人登高远眺，以如椽大笔，彩绘长江雄伟气势：“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九道，古谓长江流至浔阳分为九条支流。雪山，形容白波汹涌，堆叠如山。这几句意谓：登临庐山高峰，放眼纵观，只见长江浩浩荡荡，直泻东海，一去不返；万里黄云飘浮，天色瞬息变幻；茫茫九派，白波汹涌奔流，浪高如雪山。诗人豪情满怀，笔墨酣畅，将长江景色写得境界高远，气象万千。何等雄伟，何等壮美！大自然之美激发了大诗人的无限诗情：“好为庐山谣，兴因庐山发。闲窥石镜清我心，谢公行处苍苔没。”石镜，传说在庐山东面有一圆石悬岩，明净能照人形。谢公，南朝宋谢灵运，尝入彭蠡湖口，登庐山，有“攀崖照石镜”诗句（《谢康乐集·入彭蠡湖口》）。李白经过永王璘事件的挫折后，重登庐山，不禁感慨万千。这四句意思是：爱作庐山歌谣，诗兴因庐山而激发。从容自得地照照石镜，心情为之清爽，谢灵运走过的地方，如今已为青苔所覆盖。人生无常，盛事难再。李白不禁油然产生寻仙访道思想，希望超脱现实，以求解决内心的矛盾。
“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还丹，道家所谓服后能“白日升天”的仙丹。琴心三叠，指道家修炼的功夫很深，达到心和神悦的境界。这两句表明诗人想象着自己有一天能早服仙丹，修炼升仙，以摆脱世俗之情，到那虚幻的神仙世界：“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玉京，道教谓元始天尊居处。诗人仿佛远远望见神仙在彩云里，手拿着莲花飞向玉京。诗人多么向往这样自由自在的世界：“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淮南子·道应训》载，卢敖游北海，遇见一怪仙，想同他做朋友而同游，怪仙笑道：“吾与汗漫期于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驻。”“遂入云中。”汗漫，意谓不可知，这里比喻神。九垓，九天。太清，最高的天空。李白在这诗里反用其意，以怪仙自比，卢敖借指卢虚舟，邀卢共作神仙之游。两句意谓：我李白已预先和不可知之神在九天之外约会，并愿接待卢敖共游仙境。诗人浮想联翩，仿佛随仙人飘飘然凌空而去。全诗戛然而止，余韵悠然。
此诗思想内容比较复杂，既有对儒家孔子的嘲弄，也有对道家的崇信；一面希望摆脱世情，追求神仙生活，一面又留恋现实，热爱人间风物。诗的感情豪迈开朗，磅礴着一种震撼山岳的气概。想象丰富，境界开阔，给人以雄奇的美感享受。诗的韵律随诗情变化而显得跌宕多姿。开头一段抒怀述志，用尤侯韵，自由舒展，音调平稳徐缓。第二段描写庐山风景，转唐阳韵，音韵较前提高，昂扬而圆润。写长江壮景则又换删山韵，音响慷慨高亢。随后，调子陡然降低，变为入声月没韵，表达归隐求仙的闲情逸致，声音柔弱急促，和前面的高昂调子恰好构成鲜明的对比，极富抑扬顿挫之妙。最后一段表现美丽的神仙世界，转换庚清韵，音调又升高，悠长而舒畅，余音袅袅，令人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