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从题目看，该诗似乎是由读《封建论》引发诗兴的，然而诗中的主要观点交锋，则是聚焦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论列的儒家、法家及法家代表人物秦始皇的是非问题上。诗首联即明确涉及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举动。郭沫若之“骂”，简而言之，既包括非议、斥责、抨击其“苛政”及其“苛政”中的“焚坑”之举，也包括过分否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秦始皇是不顺应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的，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搞奴隶制暴政的人物，而“焚书坑儒”即其暴政中的暴行之一。
“焚坑”是“过”是“罪”，还是非“过”非“罪”，对此历来众说不一，或将之作为“苛政暴政”之证据，或视之为对付和打击“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有力措施。毛泽东在诗句中是选用褒义词“事业”来状写它的，在毛泽东的观念里，“焚坑”是服从维护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之“事业”的，是与其“统一中原”的伟业相关的，是维护其“统一基业”“统一大业”的一种措施和手段。既然连“焚坑”都无须过分责备，那么不言而喻，秦始皇的其他政治举措就更无须责备了。因此毛泽东既诚恳又严肃地奉劝郭沫若：对秦始皇应当“少骂”，你对“焚坑”所持的“暴行说”是需要“商量”的。换言之，即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多肯定，少否定，多否定甚至根本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诗题特意用了“呈郭老”三字，接着首联又用了“劝”字、“君”字和“商量”二字，使这首“论战”诗一起笔就带有彼此商榷和探讨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看法之和睦融洽的氛围，有助于消解对方的心理压力和自危心态。
该诗的首联着意于历史性、肯定性地评价秦始皇及其下令实行的“焚书坑儒”举动有利于维护秦王朝“统一大业”的合理性；颔联则着意于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及相互对比中，肯定秦始皇创立“大一统”的秦朝的历史功绩远胜于只讲“空话”而无政治实践成果的孔丘。颔联出句是与颔联对句的“孔学”强烈对比着的。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被学界一部分人评价得过高的“孔学”，其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一样。看战国时代的历史实践检验的结果：秦始皇以统一战争消灭了割据的诸侯国而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秦王朝，可孔丘的那些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革”“历史飞跃”的政治实践中却无法实施、几无所用，这岂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毛诗领联该是主要置于“战国时代”的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而言的，因而“秕糠”之说该是有其真实性及合理性的。
如果说，颔联是从特定的“战国时代”的视角来评说，那么颈联则主要是从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评说，它进一步把秦始皇和秦王朝置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予以肯定性评价。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其书对先秦社会历史及当时诸流派的诸多人物等，做了研究和评说，当年曾被学界誉为“颇多创见”之著述。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诸多学术成果历来是十分赞赏的，如郭沫若于1944年发表的总结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最终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使用；又如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等著作中提出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交的论断，毛也表示赞成。而对“十批”，为何毛则笼统地断言“不是好文章”。就毛泽东历来就不赞成“崇儒反法”的观点以及此诗之主旨而言，主要是因为“十批”否定秦始皇、肯定孔丘学说的崇儒抑法的基本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毛泽东认为：“十批”中批判“秦王政”，可是“百代都行秦政法”。总之，颈联着意于肯定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体制的重要历史进步作用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并认为与此相悖的观点是不对的。由于“十批”只“骂”（否定）秦始皇而未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因此是不能称为“好文章”的。
尾联“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前三联的历史性和肯定性评价秦始皇的基础上，尾联着意指出：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远在唐代的柳宗元早就肯定过，今人千万别不及柳子厚而持历史倒退观点。柳子厚论说文代表作之一是尖锐抨击苛政的《捕蛇者说》，毛泽东则特别看重他的《封建论》，并且奉劝郭沫若要“熟读”（反复阅读、深思、领会）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毛泽东认为，此政论文涉及的废“分封”、削“藩镇”、实行和加强中央集权与统一的“郡县制”的行政体制的主张和本质精神是对的。“莫从子厚返文王”，意译之即：不要从柳子厚否定“分封制”和主张废“分封”的观点，又退回到肯定搞“分封”的周文王时代的观点上去。所谓“分封制”，即君王把土地分封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分别在分封的土地上建立由君主统辖的“诸侯国”，其结果往往是形成诸侯割据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连唐人柳宗元都不否定秦始皇首废“封建制”（分封制）和首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历史功绩，都反对“分封制”而主张顺应历史发展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难道今人尚不及古人。其实质是认定：历史是不会走回头路的；同时奉劝郭沫若也要熟知和接受此番道理和此种观点，不要持“历史倒退”的观点。
此诗写的是历史题材，涉及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及人物，可属咏史诗。虽然不能断定此诗与毛泽东在当年特殊背景下的“政治运动”思维毫无关联，但从诗句本身来看，如何评判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是它的主旨所在。此诗内含丰富，无渊博、扎实的史学功底，难以创作出如此之诗，应视为造就、构成毛诗的“史诗性”的重要诗作。
这首词托为女子口吻叙写春愁。
“芳草年年惹恨幽，想前事悠悠。”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看见春草萌生，引起对遥远前事的深长追忆。
下笔即包蕴深意。“年年”、“悠悠”两叠词用的好，有形象，有感情。“年年”，层次颇多：过去一对恋人厮守在一起，别后年年盼归，今后定有将年年盼望下去，失望下去······“悠悠”，形容前事是遥远，形容“想”是深长，都表现出女主人公执着纯真的情感。
“伤春伤别几时休，算从古，为风流。”这是说，伤春与伤别的感情年年不断，与日俱增，不知何时是了，这种离别愁绪的产生都是为了男女的风流韵事。
上片把女主人公的感情潮水般的倾泻出来了。“春愁”之意，到此有了着落。
“春山总把，深匀翠黛，千叠在眉头。”换头三句是说，就像是春山把自己的青翠的颜色深匀叠压在女子的眉头。换头三句特写女子双眉。“春山”是眉之色，造语别饶韵致。
“不知供得几多愁。更斜日，凭危楼。”结尾是说，山触发了自己的无限愁思，而又堆集在眉头上。夕阳西下，江楼倚望，有多少愁自在不言之中。
“不知供得几多愁”一句，既关合山，又关合眉。联系全篇来读，这里用下片写这一日的特定愁绪，写出年年的长久愁绪。一日之愁已是“不知供得几多愁”，何况这种伤春伤别又是无时无休呢！这首词的结尾，颇采用了乐府《西洲曲》“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的意境。
李贺很少写欢庆的诗。他所处的社会本来就很少值得喜庆的事，满目疮痍，叫人喜不起来；另外诗人遭际坎坷，他也很少有欢乐的时候；再加上诗人性格内向，比较悲观。这种种原因，都使得李贺的作品中很少歌颂欢乐、抒发愉快情感的诗歌。这首《上之回》却是一首欢庆胜利的颂歌。
这首诗一连用了八句三字句，音韵急促，一气流贯，表达极度欣悦的心情。
“上之回，大旗喜。悬红云，挞凤尾”前四句通过写景突出喜庆的景象。用“喜”字来形容红旗飘扬，使红旗染上了情感的色彩。到处是红旗、好似是悬在天上的红云，红旗上的凤尾相互拍打着。这真像是一片旗的海洋。诗一开始就把读者带进了一个被红旗包围着的喜庆的境地里。
“剑匣破”四句，追述胜利的经过。诗人在这四句中用了两个典故，只用了十二个字写出了这次战斗的历程，语言十分精炼。宝剑冲破剑匣，如蛟龙腾飞起舞，杀向敌人，用以形容朝廷军队的威武神速，写出了军队的不可抵挡的气势。读着这两句，好像看到朝廷的军队所向披靡，摧枯拉朽地打击着敌人。敌人被歼，叛乱平定，到处是一片庆祝胜利的鼓声。用“蚩龙”这一典故十分确切地表达了诗人的感情以及喜悦的心境。
这八句短促的三字句，既把场面、战斗经过写出，更把诗人那种抑制不住的感情生动地表达了出来。它们真像一泻千里的激流，奔腾着、翻滚着，掠过读者的心田，激起读者的强烈共鸣。
最后两句“天高庆雷齐堕地，地无惊烟海千里”是七言句，抒发着诗人美好的理想。他想象着平定叛乱藩镇之后和平安定的美好景象。欢呼声像天上的雷声降落地上那样，到处是欢声雷动；在辽阔的国土上，再不会有使人惊心动魄的烽烟。四海之内，平静无波。中唐时期经过了连绵八年的安史之乱，社会已经陷入极度混乱；各地方藩镇又发动割据战争，战火不息，人民的生活在征战中更加痛苦。渴望和平、安定，是当时人民的普遍愿望。
这首诗是诗人在胜利的喜悦中一气呵成的，似乎是感情的喷发，未经雕饰，但是，诗人却是经过精心构织的。他在整首诗中，突出了红色。那鲜红的旗帜，如火红的海洋，如满天的红云，这就突出了喜庆的色彩；此外，诗中还突出了逢逢的鼓声，和鲜红的色彩相映衬，有声有色地把喜庆的热烈场面刻画了出来。这正是诗人在艺术安排上虽用力构思，但已达到似乎漫不经意的成熟境地。
这首诗通过送别兄长时的场景描写，表达出真挚的同胞亲情。前两句写别时的场景，借景寓情，以离别的路上见到的云喻兄长四海飘泊，又以离亭边的树枝象征着兄长即要离开亲人，离开家乡；后两句抒情，移情于景，诗人感叹人不如雁，雁尚能相亲相近，同往同归，不分不离，而人生老是离别，叫人感伤嗟叹，表现心境的不平静和离别亲人的失落感。这首诗语言自然朴素，情感含而不露，深沉真挚，耐人品味。
关于这首诗，所传甚少，独在《全唐诗》方见之，对作者的介绍是“如意中女子”，其真名实姓、生卒年月、何地之人等皆无从考证，唯能全凭《全唐诗》注解了。《全唐诗》写道：“女子南海人”，“武后召见，令赋送兄诗，应声而就。”由此大致能推断，诗人是南海人，此诗出自唐武则天时代。
此诗第一层：“别路”、“离亭”，相当于驿站，是古代送别、饯行的处所。点明地点，暗含事件，感情由此铺开。“云初起”，要么是清晨，要么是傍晚，要么是雨后天开。但一切景语亦为情语，一语双关，亦指心中“愁云初起”。“叶正稀”，结合下句中诗人触景生情联想到的“雁”来推断，应该是在一个秋风萧瑟的季节。秋风紧，黄叶飘零，“离亭”前的落叶，为秋风扫荡，渐次稀疏，着实苍凉，着实沉重。
第二层：古人送别有折柳相送，寓“留”于“柳”的习俗。此处的叶，可能就是柳叶。前面不断有人送别，使得柳条折尽，渐渐稀少，真是一条柳枝一片心。而现在，尽管柳条稀少，但她还是要再折一枝赠与兄长，此中惆怅叫人难以消受。至此感情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诗人静静地站立，眼望兄长渐去渐远，马蹄声终于被重叠的山峦阻隔。心中更是生出对于人生、对于命运的自怜叹惋。“所嗟人异雁，不作一行归。”雁的迁徙，总是结队成行，同出同归。可是人迫于环境所限、条件所囿，而不能与兄随行，而兄去妹留，各自孤单，再也不能心心相印了，诚为可叹。并且，这一“归”字可以做两种分析，一者：妹在家，兄启程外出。那么，这里的“归”便是“同出同归”的意义了，诗人大部分的思想放在了兄长身上，是对他一路风尘、外行凶吉的牵挂；一者：两人皆在外，或是寄人篱下，或是流落他乡。此时兄长启程，回返故里，而独留妹一人不与同归，此间便更生出对故土、亲人的思念，对身如浮萍、命如蝉翼的慨叹。
全诗寥寥数语，连题目仅二十二字。用字之俭约，另人折服。题目“送兄”，点明主旨，定下全诗的基调，是送别兄长。至于上面推测的种种情况，全无交代，给人很大的想像空间。而与此相比，后来大诗人李白的《送程刘二侍郎兼独孤判官赴安西幕府》、《送族弟单父主薄凝摄宋城主薄至郭南月桥却回栖霞留饮赠之》等很多这样的诗标题就大为失色了。此诗前两句表明了地点和大致的时间，大肆渲染了送别的场景。心中的惆怅、离别的情怀跃然纸上，如江如河，翻涌不息，却仅用了十个字；后两句也是十个字，突出了“雁”、“一行”、“归”，使得感情再次升华到一个相当高的层面上，由送行也到了对人生的慨叹，对身世的质问，情长纸短，惜墨如金。
南朝江淹在《别赋》中说过，“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从古至今，离别诗一直都在诗篇中占到了相当大的比重，在表现手法上也是各具风格、各至一家。对这一首也作一简要的分析。“别路”、“离亭”形成对举，一咏三叹。在克俭如金的字数中，这算是泼墨如云、大肆渲染了。为的是以景衬情，为下两句做好铺垫。而且诗人善于选取特景：“别路”、“离亭”、“云”、“叶”等等，暗藏离愁别绪之情。
紧接着，笔锋陡转，采用了电影中“蒙太奇”的手法，将镜头对准天上的“雁”。当然，这里也许是虚写。由“雁”的特性联想到人，将二者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鲜明的对照，由此生发哀情，并且升华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也为读者将全诗刻画成了一幅隽永的画面，印入读者的脑海中。其意境深远，空间开阔，且满目皆萧然，满腔皆哀伤，满腹皆愁绪，实在不能不说是诗人的高妙之处。且诗人时龄七岁，且为女子。在古代轻视女子，满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她能如此善用这样的艺术技巧，实在让人费解，惊异。
再回到全诗，通篇都是情深意切，而字字珠玑，语言简朴、明白如话，意境高妙。这样的诗篇，在中国古诗词中实在不可多得。难怪有人称她为“神童”、“奇女子”，于情于理，都是当之无愧。
在封建社会方面县吏执行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责，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的参与压迫百姓。这首诗就写出了诗人任职期间在履行“拜迎官长”“鞭挞黎庶”等奉上欺下活动时内心的痛苦与矛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夕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
开头四句高亢激越，这是压抑已久的感情的迸发。县尉只不过是“从九品”的卑微之职，主管的无非是捕盗贼、察奸宄一类差使。对一个抱负不凡的才志之士来说，是不甘堕落风尘，做个卑微的小吏的。他不由怀念起当年在孟诸（古泽薮名，故址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北，这里泛指梁宋一带）“混迹渔樵”、自由自在的生活。“乍可”“宁堪”相对，突出表现了诗人醒悟追悔和愤激不平的心情。不需要烦琐的描绘，一个忧愤满怀的诗人形象便突兀地站立在读者面前了。
“只言”以下四句，紧接“宁堪作吏风尘下”，加以申述发挥，感情转向深沉，音调亦随之低平。诗人素怀鸿鹄之志：“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别韦参军》）到封丘作县尉，乃是不得已而俯身降志。当初只以为邑小官闲，哪知道一进公门，便是自投罗网，种种令人厌烦的公事，都有规定的章程和期限，约束人不得自由。更受不了的还有“拜迎长官”“鞭挞黎庶”时的难堪，这对高适是莫大的屈辱，不能不“心欲碎”，“令人悲”。这两句诗可见诗人洁身自爱的操守，也反映了当时政治的腐朽黑暗，对仗工整，情感激烈。
一腔悲愤实在难以自抑，那就回家向亲人诉说诉说吧。不料妻室儿女竟都不当一回事，反而责怪自己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自己严肃认真的态度倒反成了笑料，这更可悲。家人的“笑”，正反衬出诗人的迂阔真率，不谙世事。既然如此，只好弃此微官，遂我初服：“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尽付东流水”，还是抛弃世情，归隐躬耕去吧。然而，眼前还是思归而不得归：梦魂萦绕的旧山不可得见；受命为官，一时又还交卸不了。没有圣明的君主在位，一个小小的县尉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汉代的南昌尉梅福，竭诚效忠，屡次上书，结果还是徒劳，左思右念，倒又想起欣然而赋《归去来兮辞》的陶渊明了。
殷璠在《河岳英灵集》里评高适的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也就是诗的情意真挚，并且气势充沛，造语挺拔。此诗很能体现这个特点。全诗运用质朴自然、毫无矫饰的语言，扣紧出仕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称心而言，一气贯注，肝胆照人，正是这诗感动读者的力量所在。全诗四段，不堪作吏是全篇的主意。开头四句，从高处落笔，自叙本来面目，说明不堪作吏的原由，愤慨之情溢于言表。第二段从客观现实申述不堪作吏的实情，与第一段形成强烈的对照，感情转为沉痛压抑。第三段拓展第二段的内容，表明摆脱这种不堪，提出弃官归隐的愿望。第四段就第三段的意思急转急收，因一时不能摆脱作吏的客观碍难，也就更加向往归隐，与第一段遥遥照应。结构严整而又有波澜起伏，感情奔泻而又有旋跌宕之姿。
此外，这首诗结尾含蓄，扩大了诗歌的容量。诗以“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结束，既能使人想到西汉末年和东晋时期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从而与现实紧密相联系，又能令人想到梅、陶人格的高洁；既有历史的广度，又有现实的深度；耐人寻味。
在句法上，全篇每段四句的一二句为散行，三四句是对偶。如此交互为用，经纬成文，既流动，又凝重；四段连结，造成反复回环的旋律。对偶的一联中，不仅字面对仗工整，而且都是一句一意或一句一事，没有意思重复的合掌，显得整饬精炼；更因虚词的承接照应，诗意联贯而下，语势生动自然，成为很好的流水对，读来便觉气势流转，绝无板滞之病。全诗每段一韵，依次为：仄声马韵、平声支韵、仄声纸韵、平声灰韵。这样平仄相间，抑扬鲜明，随着诗的感情变化，音韵也起落有势，增加了声调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