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陵江水此东流，望喜楼中亿阆州。”起笔扣题，突出“别”字。诗人站在望喜楼上，注目嘉陵江水滔滔东流，不禁油然升起依依不舍的心情。诗人极目望去，又忆起那远在中游的阆州，思绪为之一顿。
“若到阆州还赴海，阆州应更有高楼。”嘉陵江经阆州后继续向东南流去，到重庆汇入长江，最终流入东海，故曰“赴海”。“应更”是肯定句，前行匆匆，无暇游赏，而此行又不经此，当然不可能再到阆州的“高楼”眺望嘉陵江水了。“阆州”也是写实，而不是未曾涉足的想象，从而更增强了“别”的韵味。
第一首重在远眺嘉陵江，从宏观着笔，第二首重在写嘉陵江水之澄碧，于细微处见精神。
“千里嘉陵江水色，含烟带月碧于蓝。”诗人把视线收回，注目脚下的江水；江天一色，千里嘉陵，烟波浩渺，它象皓月那样洁白，又比纯蓝还碧。诗人尽情描摹江水之美，以增加不忍“别”之情。
“今朝相送东流后，犹自驱车更向南。”这里把江水人格化了，也就是把自然人格化。江水变成了有生命力的东西了，这样也遂使诗的意境得到了升华。“犹”，有不忍之意，“更向南”意谓前途渺茫。诗人尽管受柳仲郢之邀，但此行如何，还未可预料，故尔发出“犹自驱车更向南”，以收束全篇。
这两首绝句通过赞美嘉陵江水，抒发了自己对大自然的依恋，从而也反衬了人世间的倾轧、污浊。诗曾有自注：“此情别寄。”当指另有所寄，这或许就是人情冷暖，世风日下，李商隐虽有才华和政治抱负，但时时受到猜忌、排挤。王氏卒后，他更觉无所依托，人生飘泊，内心矛盾也偶尔流露。他渴望得到知音，但现实社会知音难觅，只好钟情于嘉陵江水，聊以片刻的自慰。
这两首绝句是联章体，紧紧围绕嘉陵江来抒发情感。前者重虚写，以想象嘉陵江壮阔景象，但虚中含实；后者重写实，以细腻的笔触，抒发自己的无尽山水之情，但实中寓虚。这组诗以江水为核心，从不同侧面加以描摹。从其过程上看，写其上游、中游、下游，淡淡勾渤几笔，写出江水的博大；从其特色上看，写其“江水色”、“含烟”、“带月”、“碧于蓝芝，极富画意；从其人格化上看，有“相送”，人送江，江送人，生动活泼。
清·刘熙载《艺概》指斥周邦彦词“周旨荡”，20世纪八九十年代报纸杂志亦不乏贬斥之词。其实，《清真集》编入“春景”类，描写闺情之作的词，情感真挚、内容丰富，委婉含蓄、别开生面，这首小令就是其中一首。
眉共春山争秀，可怜长皱——首先描写女子的外貌。以“春山”喻眉毛，以个别代整体，写人之美，五代冯延巳即有“低语前吹频转面，双眉钦恨春山远”。美成用“争秀”二字，有意同“春山”比秀，比“春山”更秀。“争”字意味深长，以动写静，更见生动。因为词人善于点化，化腐旧为新鲜，远比“淡淡春山”、“淡扫蛾眉”、“春山八字”、“眉蹙春山”具有新意。
“可怜长皱”充满词人的主观情感。“春山”喻眉颇具清俊之气。上句写外貌，下句表现内心愁怨。只描摹秀眉之美，让人想象其容貌之俊。层层翻出新意。
莫将清泪滴花枝，恐花也，如人瘦——承上，以花喻人的容貌，写哀怨情况。“清泪滴花枝”形容女子因伤心而落泪，呈现出一个美的画面，虽非首创，确也奇异。唐·白乐天《长恨歌》用“玉容寂莫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描写杨妃伤心掉泪；冯延巳《归自谣》用“愁眉敛，泪珠滴破胭脂脸”，亦系客观描写，而周词运用翻进一层的手法。用花瘦比人瘦，古人诗词也用过，宋·黄庭坚《蓦山溪》‘‘春风透，花枝瘦，正是愁时候”写伎女陈湘，也是客观描写，没有写出诗人内心之感受。而周词活用前人词句，不重复前人意思，另辟新境：似乎少女娇嫩的脸上，连几滴眼泪都禁受不得，会“滴破胭脂脸”。着眼于花，花人合一，用笔深婉。同宋-李清照的“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有异曲同工之妙。流露出词人无限的怜惜之情，渗透着词人无尽的关切之感。推陈出新，别出心裁，曲折顿挫，摇曳生姿。将那委婉的情致、深厚的意韵，有层次地有深意地不断传出，故有“词家神品”（王又华《古今词论》）之赞誉。
上片主要写外貌，下片着力写内心。
清润玉箫闲久，知音稀有——“清润”句承上，从侧面烘托女子的低沉情绪、满腹愁思。写其愁恨，先写“玉箫”，是象征，作陪衬。人物的风姿、孤寂从“知音稀有”中显露无遗。“知音稀有”是全词之主旨，也是愁恨的原因。既说明其才艺出众，又点出其歌伎身份。昭君出塞，尚有琵琶以寄幽怨，词中女子连托玉箫以寄相思的心情都没有了，深化了“知音稀有”的程度。
欲知日日倚栏愁，但问取、亭前柳——“欲知”、“但问”与上片“可怜”、“莫将”前后照应，连属成句，巧设问答，运用相同的笔法，既像是女子自我内心的剖白，“顾影自怜”，又像是词人对女子的深切怜悯与体贴人微。“日日倚栏”、“亭前柳”，会使人不禁想起唐·王昌龄的《闺怨》诗：“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古代有折柳送别的习俗，所以见柳就会引发离愁，触动闺情。词中女子日日倚栏凝望，离愁别恨，日积月累，积久弥多，足见闺怨之深。杨柳是愁怨的见证，“愁”而但问“亭前柳”。最后轻点一笔，一切都得到解释，全词也一气贯通了。据清·叶申芗《本事词》卷上（天籁轩刊本）云：“周美成精于音律，每制新调，教坊竞相传唱，游汴尝主李师师家，为赋《洛阳春》云……李尝欲委身而未能也。”“欲知……但”，虚词的使用，显示出一种跌宕生姿的态势，回荡着愁恨的旋律。点出“日日愁”，同上片“可怜长皱”上下呼应，又“问取亭前柳”同“莫将清泪滴花枝”前后照应，进一步渲染。向亭前柳“问取”，暗示因离别而伤感而愁怨，含蕴深沉。
一曲小令，化用前人诸多诗词名句，自成佳制，别创新意。诚如《乐府指迷》所云：“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沈义父所说值得仔细体味。宋·张耒《秋蕊香》‘‘别离滋味浓于酒，著人瘦。此情不及东墙柳，春色年年依旧”，可以作为这首词的注脚。
“闺情”这个题目，是宋词中常见的。但周邦彦词写得新颖别致，不同凡响。闺情词自必以描写闺中女子为主，此篇不同凡响，就在于在同类题材中，篇幅短小而内容丰富，无称艳的辞藻，无刻意的雕饰，以清新自然的语言、含蓄委婉的笔致、清淡雅致的风格，给人以轻松率意之感。
这首词以“知音稀有”为主题。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知音之叹是传统的题材。从上古“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楚辞·九歌·少司命》）、“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古诗十九首》之五《西北有高楼》），到中古“斯人不重见，将老失知音”（唐·杜甫《哭李常侍峄》），“知音谙吕”，“知音识曲”。自先秦、汉魏，乃至唐宋，“知音”一词时见出现。就是周邦彦《清真集》中，也时有知音之叹，如《意难忘》‘‘知音见说无双，解移宫换羽，未怕周郎”。至于（玉楼春》所谓“玉琴虚下伤心泪，只有文君知曲意”，乃是词人感伤官场难逢知己而向青楼混迹之悲；《风流子·新绿小池塘》、《少年游·并刀如水》中的女子，以及这首词中的女子，都是写歌伎知音之叹，同时也寄寓了词人个人的知音之感。
上片写想像之景，描写见阳将赴任之地的苍茫凄清之景。“愁绝行人天易暮”，人要走，留不住的尽是相思情，仿佛知道容若内心的凄苦，连上天都不忍再看，暮色深重，愁煞赶路人。“行向鹏鸪声里住”，“鹧鸪声里”一语双关，既指友人沿途之景，又用鹧鸪特殊的鸣叫声“行不得也哥哥”来表达挽留和思念。“渺渺洞庭波，木叶下、楚天何处？”既然清楚了友人要去的地方，但是自己无法相陪，这真是哀愁的一件事情。
下片接着写送别之情，依依惜别，不忍分离，可是离别总是要面对的，容若只得化悲痛为安慰，对自己说，朋友不过是远去，来日方长，总有见面的一天。“折残杨柳应无数，趁离亭笛声催度。”话虽如此，依然是舍不得离开，不知道送过了多少路程，不知道走过了多少亭子，就是舍不得说分手。但是天下无不散的宴席，自己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不能将朋友送到他要去的地方。折柳送别是古人的传统，而“折残”二字道尽了分离时的难舍难分。但是友人这一路上是否安全，他依然担心。正巧头顶上盘旋几只大雁，那就让大雁为自己护送友人，一路南下。词人巧设“征鸿”来陪伴友人南下，以解其路途的寂寞，亦隐隐表现出对友人的关怀。情感的真挚到最后陡然升起，友人之间的情谊无须再多说，彼此心意了然。
一般人描写送别，总是从眼下的依依惜别讲起，但容若另辟蹊径，直接描写旅途中的各种萧瑟意象，仿佛已经亲眼见剑一般。到了下片才拉回现实，说到当下正在长亭饯别，在笛声中送好友踏上征途。白己不能随好友例土，只有大边的儿只孤雁，陪伴好友向着一路向南。
名为《墨池记》，着眼点却不在“池”，而在于阐释成就并非天成，要靠刻苦学习的道理，以此勉励学者勤奋学习。文章以论为纲，以记为目，记议交错，纲目统一，写法新颖别致，见解精警，确是难得之佳作。
本文意在写论，但发议之前，又不能不记叙与墨池有关的材料。否则，议论使无所附丽，显得浮泛，说教空洞。如记之过详，又会喧宾夺主，湮没题旨。故作者采用了记议结合，略记详论的办法，以突出文章的题旨。开头，大处落笔，以省险的笔墨，根据荀伯子《临川记》所云，概括了墨池的地理位置、环境和状貌：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同时，又根据王羲之仰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传说，指出墨池得名的由来。其实，有关墨池的传说，除《临川记》所述之外，还有诸种说法，因本文的目的在于说理，不在于记池，所以皆略而未提。文辞之简略，可谓惜墨如金。对于墨池的记叙，虽要言不烦，却铺设了通向议论的轨道。接着文章由物及人，追述王羲之退离官场的一段生活经历。据《晋书》记载，骠骑将军王述，少时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述为杨川刺史，羲之成了他的部属。后王述检察会稽郡刑改，羲之以之为耻，遂称病去职，并于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来做官。对于王羲之的这一段经历，作者只以“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强以仕”一语带过，略予交代，随之追述了王羲之随意漫游，纵情山水的行踪：“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恣肆，而又尝自休于此邪？”这一段简略追述，也至关重要。它突出了王羲之傲岸正直、脱尘超俗的思想，这是王羲之学书法的思想基础和良好的精神气质，不能不提。从结构上讲，“又尝自休于此邪”一语，用设问句式肯了王羲之曾在临川学书，既与上文墨池挂起钩来，又为下文的议论提供了依据。随后，在记的基础上，文章转入了议：“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虞和《论书表》云：“羲之书在始末有奇，殊不胜庾翼，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书十纸，过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这说明王羲之晚年己与“草圣”张芝并驾齐驱，可见“羲之之书晚乃成”之说有事实根据，令人信服。那么，羲之书法所以“善”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那就是专心致志，勤学苦练的结果，而不是天生的。至此，原因，在于缺乏勤奋精神，进一步说明了刻苦学习的重要性。最后，又循意生发，引申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上去，指出“深造道德”，刻苦学习也是不可少的．就这样，正面立论，反面申说，循意生发，一层深似一层地揭示了文章的题旨。然而，作者对题旨的开拓并未就此止步。在简略记叙州学教授王盛向他素文的经过以后，文章再度转入议论：“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这虽是对王君用心的推测，实则是作者作记的良苦用心．接着，又随物赋意，推而广之，进一步议论道：“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作者由王羲之的善书法之技，推及到“仁人庄士”的教化、德行，勉励人们不仅要有“一能”，更要刻苦学习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从而把文意又引深一层。曾巩是“正统派”古文家，文章的卫道气息较浓厚，这里也明显地流露了他卫道的传统思想。
在宋代以“记”为体裁的说理散文中，象《墨池记》这样以记为附，以议为主的写法还是不多见的。《醉翁亭记》的思想意脉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但这种"意“，不是靠发“议”表达出来的，而是随着山水相映、朝暮变比、四季变幻的自然景物描写透露出来的；《岳阳楼记》的重心不在记楼，在于敞露个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在抒情方式上，作者采用的是触景生情的方法，因而文章铺排笔墨，以较乡的篇幅写了岳阳楼变幻莫测的景色．而《墨池记》用于记“池”的文字较少，议论文字却很多。它不是在记叙之后再发议论，而是记事、议论错杂使用，浑然一体。尽管议多于记，却无断线风韵，游离意脉之弊，读来觉得自然天成。可以说《墨池记》脱尽了他人窠臼，辟出了自家蹊径。
这篇序文实是为荔枝图画写的说明，其说明对象是荔枝。作者运用说明从整体到局部、由外表到内核的说明顺序以及作比较、打比方等说明方法，层次明晰、详略得当地描摹了荔枝的形态。
作者先从大处着笔，“荔枝生巴峡间”点明荔枝的生长环境，接着便从细微处对荔枝本身的各个部位及其特征加以具体说明。文章最精彩的部分是这段用比喻描绘荔枝的文字：“树形团团如帷盖。叶如桂，冬青；华如橘，春荣；实如丹，夏熟。朵如葡萄，核如枇杷，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这里采用日常生活中习见的十种物体作比，使未见荔枝者借助以往的经验对荔枝产生具体的印象。“不识者与识而不及一、二、三日者”完全可以借助帷盖、桂、橘、丹、葡萄、枇杷、红缯、紫绡、冰雪、醴酪这十种可以感知的东西，获得对荔枝具体而形象的感受。每一个比喻自然妥帖，与荔枝本身的特点贴近。而对色、香、味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特点，仅用“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加以简要说明。最后点明作画时间、作画者、主持人及作序目的，略作交待即收住。
全文短短不到一百三十个字，不仅写出了荔枝的出处、外形、味道，而且还写出了摘下后短期内的变化情况，是一篇优秀的说明文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