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黄镇成游历浙江东阳时写的一首诗，一方面，作者用心观察途中美景，以轻快优美的笔触描写了如诗如画的山中景色，另一方面，也抒发了自己对人生的追求。
山谷有淡淡云烟，待穿过林子，日已西斜，溪边岸崩路塌，只有迂回而过，这时已是秋天，树叶渐少，才看到前面人家，水碓（dui）在转，溪沙上有一条木桥，再往前走，就看到乌桕，看上去就好像梅花一样。
作者的这首诗，描写的山景，似乎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差不多，先林后村，过后是花，这野碓，山桥，更显出与世隔绝之境。
黄镇成一生不追逐名利，隐居不仕，好游山水，此诗的意境，淡泊而悠闲，这正是作者所向往和追求的，而“早梅花”一句，作者以梅花自比，独显其傲骨。
此诗抒发了诗人构祸南谪的痛伤之情。作者自称君子，诗中愤愤不平地诉说自己曾为国事操尽了心，并以“南国之纪”的江汉，比喻自己曾是国家的重要角色。可是如今却被放逐江南，受着无穷的灾难。因此他恨自己不是鸟不是鱼，不然就可以上天入渊，逃之夭夭了。在这无可奈何中，他只得以诗来寄托自己的悲哀。从诗中“卒章显志”的末两句“君子作歌，维以告哀”来看，诗中抒发了强烈的悲愤之情。后世屈原《九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其情实与此诗一脉相通。那么，诗人为什么要“告哀”，告什么哀，这可从前面七章找答案。
前三章是“哀”的内容。二章的“乱离瘼矣，爰其适归”是哀的集中表现，诗人颠沛流离，遭贬谪，被窜逐，无家可归，贫病交加，仓皇狼狈，犹如丧家之犬。
流亡或流放的本身已够悲惨，而主观心境与客观环境更加深了这种悲哀的程度。从首章“先祖匪人，胡宁忍予？”呼天抢地声中，可见诗人怨愤之深。他不是平民，更不是拾荒流浪汉，而是勋戚贵族的后裔。他说：现 在遭受莫大苦难，先祖在天之灵怎会忍心看我受罪而不加荫庇？逝世的先人当然无辜，诗人的用意自然是指斥活着的当道者刻薄寡恩，对功臣后裔尚且未加眷顾，更何况他人。对照屈原《离骚》的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我是古帝高阳氏的后裔）。”用自己先祖的高贵，表示对楚怀王流放、迫害自己的不满，两者用意如出一辙。
在客观环境上，一是写经历时间之长，从“四月维夏”到“冬日烈烈”，整整三个季度。从京城流放到目的地，需长途跋涉九个月，道途之凄怆艰辛，流放地的僻远蛮荒可想而知。二是写各季的自然环境，四月到六月是炎蒸伏天，酷热溽暑尽在不言中。“徂暑”，好不容易熬过了暑天，盼望能熬出头，却不知路还远着呢！接着是秋天，“百卉俱腓”，一派萧瑟恻怆景象；再接着是冬天，“飘风发发”，狂风怒吼，严寒凛冽。人们蜷缩在家里，或围炉取暖，或饮酒作乐，他却要在天寒地冻刺骨寒风中跋涉前进，那真是够悲哀的。用心境、环境烘托和加深对“哀”的表现，这种艺术手法运用得很成功。顺便说一句，诗的第三章与《小雅·蓼莪》第五章几乎全同，这种句段互相移用的现象在《诗经》中并不罕见，原因可能是诗在当时非常流行，如同民歌民谣一样被广泛传诵吟唱，因而其中某些切景切情的句段会不期而然地被撷取移用，天衣无缝，如同己出。
后四章是“哀”的原由。前面三章给人迁徙动荡之感，四章起季节与地域都已相对静止，着重抒发诗人的心理活动，这是一种痛定思痛的反思。四章点出莫名其妙地受谗毁中伤，方玉润《诗经原始》说此章“获罪之冤，实为残贼人所挤。‘废’字乃全篇眼目。”因为“废”，哀才接踵而至。五章追思遭“废”的缘故，当是不肯同流合污吧。泉水有清有浊，自己不能和光同尘，所以一天天遭祸、倒霉。屈原有一篇《渔父》，写他志尚高洁不同流俗而遭放逐，游于江潭。渔父对他“举世皆浊己独清”的品格进行批评劝导，屈子不为所动，渔父鼓枻而去，唱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其意境颇与此章相通。
诗人在流放地安顿后，在周围漫步，附近有山，山上有栗树梅树，山间还有潺潺流泉，山下则是波浪滔滔的长江、汉水，这就明确点出了放逐的地域在南国。长江汉水有条不紊地容纳统领着南方诸水系，而朝廷却纲纪弛败，忠奸莫辨，鞠躬尽瘁却不被信任重用。五章表明自己清白无辜，也包含着“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后世大诗人杜甫也继承了这种忠君爱国情操，他的《江汉》诗说：“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古往今来，这种耿直倔强的“腐儒”真不少。
七章继续写所见所思。雕鹰振翅在高空中翱翔，鲤和鲔在深水中潜游，它们能避开猎人的矰缴和渔夫的钓钩，全身远祸。诗人见了不禁神往，叹息道：可惜我不能像雕鹰鲤鲔那样，逃避那人间的桎梏与祸害。诗人脱离现实的向往与追求，也正反映了现实的黑暗与残暴。全诗以一己为代表，在暴露现实方面有相当深度与广度，不愧是现实主义的力作。
这首诗脉络清晰，层次井然。在写法上，大抵前两句言景，后两句抒情，景和情能丝丝入扣，融为一体，把“告哀”的主旨表现得真挚深沉。
这首《满庭芳》以议论为主，夹以抒情。上片由讽世到愤世，下片从自叹到自适。它真实地展现了一个失败者复杂的内心世界，也生动地刻画了词人愤世俗和飘逸旷达的两个性格层次，在封建社会中很有典型意义。
词人以议论发端，用形象的艺术概括对世俗热衷的名利作了无情的嘲讽。功名利禄曾占据过多少世人的心灵，主宰了多少世人喜怒哀乐的情感世界，它构成了世俗观念的核心。而经历了人世浮沉的苏轼却以蔑视的眼光，称之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进而以“算来著甚干忙”揭示了追名逐利的虚幻。这不仅是对世俗观念的奚落，也是对蝇营狗苟尘俗人生的否定。词人由世俗对名利的追求，联想到党争中由此而带来的倾轧以及被伤害后的自身处境，叹道：“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事”，指名利得失之事，谓此事自有因缘，不可与争；但得者岂必强，而失者岂必弱，因此页无须过分介意。这个思想来自老子。《老子》说：“柔弱胜刚强。”（第三十六章）又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第七十八章）这就是“谁弱又谁强”一句的本意。一方面，“木强则折”（第七十六章）；一方面，“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忧”（第八章），苏轼领会此意，故“得罪以来，深自闭塞，···不敢作文字”（黄州所作《答李端叔书》）。“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是他这个时期自处的信条。所以，“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 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意图在醉中不问世事，以全身远祸。一“浑”字抒发了以沉醉替换痛苦的悲愤。一个愤世嫉俗而以无言抗争的词人形象呼之欲出。
下片于自叙中夹以议论。“思量，能几许”，承上“百年里”说来，谓人生能几；而“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即李白“为欢几何”之意。“风雨”自指政治上的风风雨雨，所“妨”者是人生乐事。陆游《假日书事》诗所云“但嫌尤畏（尤才畏讥）妨人乐”，即是此意。苏轼一踏上仕途便卷入朝廷政治斗争的漩涡，此后命途多难，先后排挤出朝，继又陷身大狱，幸免一死，带罪贬逐，昔时朋友相聚，文酒之欢，此时则唯有“清诗独吟还自和，白酒已尽谁能借。不惜青春忽忽过，但恐欢意年年谢”（《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当此时，词人几于万念皆灰。“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是因“忧愁风雨”而彻悟之语。他的《答李端叔书》中有一段话可作为这两句词的极好注解：“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地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进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已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哓哓至今，坐此得罪既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逐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妄论利害，才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已，何足为损益。”可见“抵死（老是）说短论长”之要不得。词人自嘲自解，其中实又包含满肚子不平之气。下面笔锋一转，以“幸”字领起，以解脱的心情即景抒怀。造物者无尽藏的清风皓月、无际的苔茵、高张的云幕，这个浩大无穷的现象世界使词人的心量变得无限之大。那令人鄙夷的“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的狭小世界在眼前消失了，词人忘怀了世俗一切烦恼，再也无意向外驰求满足，而愿与造化同乐，最后在“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的高唱中，情绪变得豁达开朗，超脱功利世界的闲静之情终于成为其人生的至乐之情，在新的精神平衡中洋溢着超乎俗世的圣洁理想，词人那飘逸旷达的风采跃然纸上。
苏轼在词中擅长抒写人生。他高于一般词人之处，在于他能从人生的矛盾、感情的漩涡中解脱出来，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解放，正因如此，苏轼描写的人类心灵就比别人多一个层次。这也是他的词能使人“登高望远”的一个重要原因。
词人重在解脱，在感情生活中表达了一种理性追求，故不免要以议论入词。此首《满庭芳》便表现出这一特色。词人“满心而发，肆口而成”，意显词浅，带有口语化的痕迹，似毫不经意，然又颇具匠心。
《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
第一首主要是写花，写诗人惜花之情。诗从花香写起。“楸树馨香”四个字，把诗人的喜花、爱花之意透写了出来，为后面写惜花之情先垫写一笔。次句写诗人的惜花之情就应从花香的消歇着笔，但是诗人并没有这样直接写，而是变了一个角度，转了一个弯子，从花开花落立意。从花的飘落来写诗人的惜花情。 “斩新花蕊未应飞”七个字，说明他早已看见楸花纷纷飘落了。眼下，他猜想只有那刚开的花，大概还没有飘落。诗人明明早已看见楸花飘落，可是又不直说；明明是写诗人由花落引起的惜花之情，可是诗中又不把它点破。这样写来，情思表达得极为婉转含蓄。
如果说诗的前两句只是含蓄地表达诗人的惜花之情，那么诗的后两句便是直抒这样感情： “不如醉里风吹尽，何未醒时雨打稀。”宁可自己在醉眠中不知不觉时，一阵狂风把花吹落，必然是不未心又亲眼看着一场暴雨将花打稀。人在落花时节本易伤情，再目睹花落，其情更难堪了。所以这两句中，一个“不如”，一个“何未”，将诗人在“醉里”与“醒时”对落花的感受进行对比，先退一步，后进一层，把诗人的惜花之情写细了，写深了，写活了。
花落而引人怜惜，这是古典诗歌中常见的主题之一。这首诗虽然也是这样的主题，但构思上却有它的特色。诗人本来是由早开的花被风吹雨打尽，而引发出对新开的花蕊前景的担心；再由这种担心，而引发出诗人的惜花之情。但诗中并没有写“先见有谢者”（《读杜心解》），而是从“斩新花蕊”立意，从虚处着笔，暗写落花情景。将诗人的惜花之情，由暗到明，先退后进，写得十分深切。
第二首主要是写鸟，写诗人爱鸟的深情。人世间夫妻、朋友分离，相思情切。常常以梦幻为真实，以假为真。而一旦相见，却又往往以真实为梦幻，将真作假。如宋代词人晏几道的《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一词就这样写道：“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杜甫在《羌村三首》里，描写乱离中与亲人相聚也有这样的诗句：“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这首诗写的虽非尽为人世间情事，而是人与鸟的感情，但在构想上却与上举各句颇为相同。
门外沙滩上那鸬鹚走了许久，诗人无比思念。首句“去不来”三字，点出了这一背景，写出了诗人对久去的鸬鹚的思念情怀。也正因为诗人对鸬鹚思念情深，所以，诗的次句写他“沙头忽见”时，又不禁“眼相猜”，怀疑起自己的眼睛是否看错了。一种去久忽见的惊喜之状跃然纸上，惊喜之情溢于言表。此时此刻，他的以真疑假，正可见出他平素想念鸬鹚鸟时，以假当真的情景。这一句真可谓将诗人的情写痴了，写传神了。
这时，诗人对鸬鹚的一片深情再也抑制不住了。面对去久乍见的鸬鹚，不能让它再次飞去。在诗人的心灵里，又怎能再次承受鸬鹚“去不来”的痛苦。所以在诗的后两句中，诗人这样叮嘱道： “自今已后知人意，一日须来一百回。”从今以后，你应了解我愿意与你为友，很想常常能够见到你的心情，你就天天到这沙滩上来吧。后两句凌空一笔，将诗人对鸬鹚的深情写透了。
中国古典诗歌中，不少诗人在描写物我关系时，常常采用移情于物的手法，给一些无情之物以人的感情。这首诗的后两句正是采用了这种表现手法。诗人的笔下，那大自然中的鸬鹚鸟仿佛会思想，感情似乎可与人通。所以他要对那鸬鹚如此叮嘱，诉说衷情。
这首诗从写诗人对鸬鹚“去不来”的思念，到“沙头忽见”时的“眼相猜”；从去久乍见的惊喜，到担心它日后再“去不来”，而殷勤叮咛“一日须来一百回”，将诗人的爱鸟之心步步写来，十分真切。将诗人由此而展开的种种心理活动写得很深很细。全诗读来，语虽平淡似口头话，却富有韵味，很有情趣。
第三首是写竹，写诗人的爱竹之意。“无数春笋满林生”，诗一开始从春笋满林写起，又是“无数”，又是“满林”，把春笋生长繁茂的情景写了出来，给人们展示出一幅充满活力，充满生机的画图字里行间洋溢着诗人对这自然景象的无比喜悦之情。
诗人知道，眼前这春笋，既不能让它们成为人们观赏的玩意儿，更不能让它们成为人们宴席桌上的美味佳肴。因为今日之春笋，正是他日之新竹；今日春笋满林，可知他日新竹万竿。此刻诗人必然是细心看护。所以，诗的次句这样写道： “柴门密掩断人行。”他要把柴门关得紧紧，谢绝一切客人。
写到这里，诗人的护笋之意已明。但是诗人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在诗的后两句中进一步申说： “会须上番看成竹，客至从嗔不出迎。”
诗人一定要将这头批笋子看护好，使它长成新竹。宁可任客人责怪自己，也不对他的到来亲自出迎，诗的上句不仅点出了诗人细心护笋的原因，而且也写出了诗人对未来的憧憬。多么希望眼下这一根根春笋在不久的将来都能长成新竹。诗的下句“客至从嗔不出迎”，与“柴门密掩断人行”相照应。诗人在这里用“从嗔”二字贯于“不出迎”之前，深一层地写出了他那专心护笋的决心。
相传，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很爱竹，他听说吴中有一家人有好竹，便驱车前往，直到那家院内竹下观赏，“讽啸良久”。主人洒扫请坐，他也不理睬。当他尽兴而去，主人才将门关上（见《晋书·王羲之传》）。因此，在唐诗中有“（竹何须问主人”的诗句）王维《春日与裴迪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杜甫在此却将主客关系颠倒过来，从“主不迎客”着笔，暗中反用了王徽之故事而又不露痕迹。巧妙的用意，写出了诗人对春笋，对新竹的一往情深。
全诗写竹，却从笋写起；写爱竹，却从爱笋着笔。由笋而竹，将诗人的爱竹之意写得不是浮泛，而是深沉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诗中写诗人的爱竹之意，不是用一些抽象的词语来表白，而是通过“柴门密掩断人行”，“客至从嗔不出迎”等具体行动来表现。这样写来，诗人的情怀显得格外实在，格外真切，也格外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