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开篇先总体介绍西湖最美丽的景色:在一年中最美的是春天和月夜,在一天中最美的是日出前和日落后的雾气。然后详写西湖春天的风景,尽管好友石篑催着去其他地方看梅花,但作者还是舍不得离开。此时西湖游人众多,也成为西湖的一道胜景。在最后一部分,作者触景生情,感慨世人多是庸俗之辈,只知在白日里来赏玩西湖,而不知道真正的美景是春天月夜下的西湖,借此表达了作者心中产生的一种因为缺少知音而生的落寞之情。全文行文简练,感情自然。
西湖乃人间仙境,春夏秋冬、阴晴朝夕皆各有其美,但作者却别具慧眼,情有所钟,故开篇云:“西湖最盛,为春,为月。”既视“春”与“月”为西湖“最盛”即最美的季节与时辰,则此文着重描绘西湖的春景与点染西湖的月景,也就极其自然了。春景、月景固然最盛,白天也并非一概索然无味。作者接下称:“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此“日”相对于“月”而言,指白天。朝烟,谓清晨水气弥漫时的湖光;夕岚,谓傍晚暮霭笼罩时的山色。何以西湖之春、月为最盛,何以朝烟、夕岚为一日之盛呢?作者接着通过生动的描绘作了形象的回答。
文章写西湖之春的盛景,一是盛在花,二是盛在人。“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作者先写梅花因春寒雪盛,如同被勒住而迟开,花期虽推迟,但得以与杏花、桃花斗妍争奇,使西湖更增添了流光溢彩、姹紫嫣红的春色,却是罕见的“奇观”。如此“与杏桃相次开发”的“香雪海”值得观赏,更何况友人陶石篑又数言这里的“傅金吾园中梅”,乃宋朝古梅,高雅非凡,更应该赶快去大饱眼福。这里写西湖梅花之美乃虚写,是作为一种铺垫,旨在衬托西湖桃花更令人叹为观止。——因为作者“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梅花为“岁寒三友”之一,被视为高洁的象征,桃花则曾被贬为“轻薄”之物。作者舍梅取桃,乃至为桃花所“恋”,可见其迥异于世俗的独特审美趣味。而春日西湖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的桃花亦确实蔚为奇观:“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仅此两句,采取远望的角度,就写出西湖二十余里桃花夹杂着绿柳的总体意境。“绿”指柳条,“红”指桃花,“烟”“雾”弥漫,则渲染出“花态柳情”,呈现繁花照眼、生机勃勃的色彩美,宛如一幅浓墨重彩的丹青。春花盛开乃是“西湖最盛”“为春”的主要表现,其次还表现为游人罗纨之盛:“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在桃花盛开的白堤、苏堤上,红男绿女,比肩继踵,甚至比堤边的春草还多;歌乐似春风回旋,香汗如春雨流滴,好不热闹:色彩艳丽之极,风姿放荡之极,着“艳冶”二字,可谓摹写、概括尽致。作者之笔墨亦极尽浓艳之能事,盖非如此不能描绘出西湖春天“艳冶”之盛景。
在描写了“西湖最盛”“为春”之后,按逻辑应该接着描写“西湖最盛”“为月”;但作者却舍不得让主角“月”轻易出场,意欲以之唱大轴戏,所以先让配角朝烟、夕岚登台铺垫。此外,以“然杭人游湖……”承上段罗纨之盛,在结构上亦是顺理成章。红男绿女的杭人只知在午、未、申三时游湖,在作者眼中是一种“俗”的表现,其“不识庐山真面目”乃在于缺乏超俗的审美趣味。作为外来游客的作者则以其慧眼发现:“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这是对西湖“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的具体描写。“湖光染翠”,“山岚设色”,这一“染”、一“设”,皆赋予大自然以灵性,将大自然比拟成丹青妙手。而大自然的画笔,只有在“朝日始出”与“夕舂未下”这两个美妙时刻才为湖光、山岚添彩增色,从而达到“浓媚”即一种极其妩媚动人的审美境界。这与午、未、申三时西湖之“艳冶”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媚”比“冶”要高出一筹。但是西湖春天最高的审美境界却不是朝夕之景,而是作者开头所说的“为月”。对“西湖最盛”何以“为月”,作者有意放到最后来描写,旨在造成一种悬念,增添读者的兴味。与写“为春”笔墨之浓艳不同,写“为月”采用的是淡雅之笔,一浓一淡,相辅相成。此处“尤不可言”的“月景”,亦只有以淡雅的笔才能写出其神韵。作者此刻惜墨如金,并未大肆渲染,仅用“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十四字而已。月色中的花柳、山水该是一种什么样特殊的情趣与意味呢?作者留给读者去想像。而“月景”确实妙不可言,写得太具体难免要损害其美,束缚读者的神思,而这样略加点染反而勾勒出幽深的境界,具有无穷的趣味。这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艺术手法。月景虽最美,但并非人人能享受。作为趣味高雅的士大夫,作者颇以能探幽寻胜、受用此乐而得意,对“俗士”即红男绿女的“杭人”则含有讽诮之意,故云:“安可为俗士道哉!”
袁宏道的美学思想核心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这篇游记即体现了这一思想。从文章内容来看,作者独赏西湖之春的“月景”与“朝烟”、“夕岚”,这和“午、未、申三时”游春的“俗士”迥异其趣;作者又宁愿舍弃赏梅机会,而“为桃花所恋”,与传统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亦相悖,这都是他“独抒性灵”之处,显示出独特的个性与审美观。文章笔法也是任随自然,意到笔到,该行则行,该止则止,“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答李元善》)。如文中西湖春月之景分明是主角,但却用寥寥几笔,点到即止,不加细描,而对西湖的桃花与“罗纨之盛”却颇费笔墨,堪称“不拘格套”。其实,这是因为越是高层次的审美境界愈难以用文字描绘,不如以虚代实,以简代繁,反可以收到“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李东阳《柯敬仲墨竹二绝》)的艺术效果。这是作者聪明之处,他还是颇懂得艺术辩证法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西湖最美的景色为春时月夜。一天里最美的景色是早晨的烟雾,是傍晚山间的风光。
今年春雪很多,梅花被寒气所抑制,和杏花、桃花次第开放,景观更是奇特。石篑多次告诉我:“傅金吾园中的梅花,是张功甫玉照堂中的旧物,应该赶快去观赏。”我当时迷恋着桃花,始终舍不得离开。湖上从断桥到苏堤一带,绿柳迎风飘拂如绿烟,桃花盛开如红雾,弥漫二十多里。美妙的音乐随风飘扬,带粉香的汗水如雨流淌;穿着各色丝织品的富裕游客很多,超过了堤畔的草,真是艳丽极了。
然而杭州人游览西湖,却仅在午、未、申三个时辰;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巧,山岚设色之美妙,都在朝日初升,夕阳未下时,那时西湖才尽显浓艳和娇媚。月景之美,更是难以形容。那花的姿态,柳的柔情,山的颜色,水的意味,更是别有情趣韵味。这种乐趣只留给山僧和游客享受,怎么能够对那些凡夫俗子述说呢?
注释
六桥:在西湖苏堤上,元祐五年(1090年)苏轼知杭州,开浚湖水,所积葑草,筑为长堤,向西迤北,横截湖面,绵延数里,夹道杂植花柳。置六桥,筑九亭,以为游人玩赏驻足之地。六桥依次为映波、镇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
西湖:在杭州市西,汉时称明圣湖,唐后始称西湖。周围约十五公里,面积约五点六平方公里。风景绮丽,有“三潭印月”、“苏堤春晓”、“平湖秋月”、“双峰插云”、“柳浪闻莺”、“花港观鱼”、“曲院风荷”、“断桥残雪”、“南屏晚钟”、“雷峰夕照”诸景。解放后,全面疏浚,湖水清澄,环湖名胜修葺一新,是中国有名的游览胜地。
为春为月:为春时月夜。
岚:山中雾气。
梅花为寒所勒:指梅花因大寒而迟开。勒:制。
石篑:即陶望龄,绍兴人。
数:屡次。
傅金吾:金吾是官名,明亲军中有金吾卫。傅氏不详。
张功甫:张鎡,字功甫,号约斋,南宋人,张俊之孙。“园林声妓服玩之丽甲天下”,玉照堂为其北国诸胜之一。有梅花四百株,开花时,居宿其中,环洁辉映,夜如对月,因名曰玉照。
断桥:又名段家桥,位于白堤东头。
绿烟红雾:白堤与苏堤两边,各有一行杨柳与桃树,所渭“杭州苏堤六条桥,一株杨柳一株桃”。每到春日,杨柳j泛绿,桃花吐红,一眼望去,如绿烟红雾。
歌吹:泛指音乐。吹:管乐声。
罗纨:丝绸。这里指穿着绫罗的仕女游人。
艳冶:或作冶艳,艳丽。
午、未、申三时:约上午十一时到下午五时。
工:巧。
夕舂:指落日。
安:怎么。
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袁宏道经过多次陈请,终于辞去了吴县知县,他好像脱笼之鸟,赴水之鱼,乘兴漫游吴越。他在西湖看花,在天目山访道,痛痛快快地玩了四个月。这年春天,他第一次游览向往已久的杭州西湖,留连于美丽的湖山之间,写下了十六篇西湖游记。此文是西湖游记中的第二篇。
文章开篇先总体介绍西湖最美丽的景色:在一年中最美的是春天和月夜,在一天中最美的是日出前和日落后的雾气。然后详写西湖春天的风景,尽管好友石篑催着去其他地方看梅花,但作者还是舍不得离开。此时西湖游人众多,也成为西湖的一道胜景。在最后一部分,作者触景生情,感慨世人多是庸俗之辈,只知在白日里来赏玩西湖,而不知道真正的美景是春天月夜下的西湖,借此表达了作者心中产生的一种因为缺少知音而生的落寞之情。全文行文简练,感情自然。
西湖乃人间仙境,春夏秋冬、阴晴朝夕皆各有其美,但作者却别具慧眼,情有所钟,故开篇云:“西湖最盛,为春,为月。”既视“春”与“月”为西湖“最盛”即最美的季节与时辰,则此文着重描绘西湖的春景与点染西湖的月景,也就极其自然了。春景、月景固然最盛,白天也并非一概索然无味。作者接下称:“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此“日”相对于“月”而言,指白天。朝烟,谓清晨水气弥漫时的湖光;夕岚,谓傍晚暮霭笼罩时的山色。何以西湖之春、月为最盛,何以朝烟、夕岚为一日之盛呢?作者接着通过生动的描绘作了形象的回答。
文章写西湖之春的盛景,一是盛在花,二是盛在人。“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作者先写梅花因春寒雪盛,如同被勒住而迟开,花期虽推迟,但得以与杏花、桃花斗妍争奇,使西湖更增添了流光溢彩、姹紫嫣红的春色,却是罕见的“奇观”。如此“与杏桃相次开发”的“香雪海”值得观赏,更何况友人陶石篑又数言这里的“傅金吾园中梅”,乃宋朝古梅,高雅非凡,更应该赶快去大饱眼福。这里写西湖梅花之美乃虚写,是作为一种铺垫,旨在衬托西湖桃花更令人叹为观止。——因为作者“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梅花为“岁寒三友”之一,被视为高洁的象征,桃花则曾被贬为“轻薄”之物。作者舍梅取桃,乃至为桃花所“恋”,可见其迥异于世俗的独特审美趣味。而春日西湖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的桃花亦确实蔚为奇观:“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仅此两句,采取远望的角度,就写出西湖二十余里桃花夹杂着绿柳的总体意境。“绿”指柳条,“红”指桃花,“烟”“雾”弥漫,则渲染出“花态柳情”,呈现繁花照眼、生机勃勃的色彩美,宛如一幅浓墨重彩的丹青。春花盛开乃是“西湖最盛”“为春”的主要表现,其次还表现为游人罗纨之盛:“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在桃花盛开的白堤、苏堤上,红男绿女,比肩继踵,甚至比堤边的春草还多;歌乐似春风回旋,香汗如春雨流滴,好不热闹:色彩艳丽之极,风姿放荡之极,着“艳冶”二字,可谓摹写、概括尽致。作者之笔墨亦极尽浓艳之能事,盖非如此不能描绘出西湖春天“艳冶”之盛景。
在描写了“西湖最盛”“为春”之后,按逻辑应该接着描写“西湖最盛”“为月”;但作者却舍不得让主角“月”轻易出场,意欲以之唱大轴戏,所以先让配角朝烟、夕岚登台铺垫。此外,以“然杭人游湖……”承上段罗纨之盛,在结构上亦是顺理成章。红男绿女的杭人只知在午、未、申三时游湖,在作者眼中是一种“俗”的表现,其“不识庐山真面目”乃在于缺乏超俗的审美趣味。作为外来游客的作者则以其慧眼发现:“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这是对西湖“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的具体描写。“湖光染翠”,“山岚设色”,这一“染”、一“设”,皆赋予大自然以灵性,将大自然比拟成丹青妙手。而大自然的画笔,只有在“朝日始出”与“夕舂未下”这两个美妙时刻才为湖光、山岚添彩增色,从而达到“浓媚”即一种极其妩媚动人的审美境界。这与午、未、申三时西湖之“艳冶”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媚”比“冶”要高出一筹。但是西湖春天最高的审美境界却不是朝夕之景,而是作者开头所说的“为月”。对“西湖最盛”何以“为月”,作者有意放到最后来描写,旨在造成一种悬念,增添读者的兴味。与写“为春”笔墨之浓艳不同,写“为月”采用的是淡雅之笔,一浓一淡,相辅相成。此处“尤不可言”的“月景”,亦只有以淡雅的笔才能写出其神韵。作者此刻惜墨如金,并未大肆渲染,仅用“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十四字而已。月色中的花柳、山水该是一种什么样特殊的情趣与意味呢?作者留给读者去想像。而“月景”确实妙不可言,写得太具体难免要损害其美,束缚读者的神思,而这样略加点染反而勾勒出幽深的境界,具有无穷的趣味。这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艺术手法。月景虽最美,但并非人人能享受。作为趣味高雅的士大夫,作者颇以能探幽寻胜、受用此乐而得意,对“俗士”即红男绿女的“杭人”则含有讽诮之意,故云:“安可为俗士道哉!”
袁宏道的美学思想核心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这篇游记即体现了这一思想。从文章内容来看,作者独赏西湖之春的“月景”与“朝烟”、“夕岚”,这和“午、未、申三时”游春的“俗士”迥异其趣;作者又宁愿舍弃赏梅机会,而“为桃花所恋”,与传统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亦相悖,这都是他“独抒性灵”之处,显示出独特的个性与审美观。文章笔法也是任随自然,意到笔到,该行则行,该止则止,“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答李元善》)。如文中西湖春月之景分明是主角,但却用寥寥几笔,点到即止,不加细描,而对西湖的桃花与“罗纨之盛”却颇费笔墨,堪称“不拘格套”。其实,这是因为越是高层次的审美境界愈难以用文字描绘,不如以虚代实,以简代繁,反可以收到“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李东阳《柯敬仲墨竹二绝》)的艺术效果。这是作者聪明之处,他还是颇懂得艺术辩证法的。
李白的《宫中行乐词》,今存八首,是李白奉诏为唐玄宗所作的“遵命”文字。
第一首写一位宫中歌妓的愁情。这位歌妓,身居皇宫,歌舞帝前,生活奢侈。但她并非嫔妃,不能受到皇帝的亲幸,歌舞一散,各自回家。因而处境尴尬,心理失衡。“愁”为全诗之眼。首二句言居室华贵,且在皇宫。三四句言服饰奇特,山花插鬓,石竹绣衣。五六句言其身份,出入宫闱常随天子车驾。末二点明诗旨,表现出歌妓欢愉后的内心孤寂。这首五言律诗四联全都对偶。
第二首写歌妓中有人偶然被皇帝看中而极度受宠。其得幸的原因和赵飞燕完全相同,故以赵飞燕比之。前四句为比兴,以景物环境烘托宫女歌妓之美。首二室外花木,暗示美人嫩、白、香。三四殿内鸟雀,暗示善舞能言。五六句写选妓征歌。七八句写歌妓因能歌善舞而宠荣至极。此首前三联对偶。
第三首写天子赏乐。“君王多乐事”为全诗之纲。首二句似写风景,细品却是说龙恩抚远,万方朝贡。三四句言风光宜人,音乐醉人。五六句言音乐之美妙,笛声如龙鸣水中,箫声如凤鸣,遂使凤凰纷纷从空中飞下。箫声之妙,如同箫史。末二句似称颂君王与民同乐,实际暗含讽喻,且与首二句呼应。
第四首写帝与妃子嬉戏玩乐。“金宫乐事多”为全诗中心句。首句言宫中美景,且点明时令值春,以此陪衬。三四句言帝夜间无事,宫中路过。五六句写妃子花间游憩,帝过而笑,奔出花间;娇态可掬,为帝而歌。末二句言帝与妃子意兴不尽,愿明月迟度。。此二句字面意思是留住明月,好让月中嫦娥玩乐醉酒,实则让时光慢行,好多玩乐。
第五首写在春光明媚的宫殿,帝与妃子相信相爱。“罗绮自相亲”是全诗中心句。首二句写宫廷门户,曙光初照,风香日暖。风香实为花香。三四句写阳光照耀,百花争艳,池草碧绿。“争”、“暗”是诗眼。争,见花之鲜艳繁多,暗,示草长疾速,为人不觉。五六句写鸟歌人舞,自然景象与人类活动相媲美。“昭阳”句总括以上六句,为下句作陪衬。“罗绮”句为全诗主旨。综上,全诗八句,前六句全是写景,第七句总括前六句,修饰限制帝妃活动的时令环境。前七句都是为最后一句作陪衬的,但分两层。
第六首写宫女结伴游玩。“结伴游”为全诗之纲。“光明里”点明处所。中四句写宫中歌舞奏乐。乐为天乐,见其美妙;舞为艳舞,见其服丽;巧则舞姿娴熟;歌为娇歌,见其情态;半羞则娇态毕现。末二句写时至夜晚,宫女们趁月光、玩藏钩之戏。“花月夜”,一则点明游乐至夜,二则点明游乐环境之美。着一“笑”字,热闹场面跃然报纸上。“笑藏钩”与“结伴游”遥相呼应。
第七首写宫中行乐。“行乐好光辉”为全诗中心句。诗分两段。前四句写景,为主体部分作了很好的渲染。首二句写冬尽春来,梅落柳黄,为花木之景。“尽”“归”是诗眼。“尽”是说梅花整个落完;“归”使柳人格化。归在这里是使动用法,即春风使柳归来。三四句写莺歌燕栖。为鸟雀之景。“娇欲醉”、“语不飞”俱用拟人,极其生动。后四句写歌舞行乐。是全诗主体部分。五六句写日照歌席,花映舞衣,不胜光辉艳丽。第七句写时至夜晚,彩仗逶迤,宛若游龙,气势恢宏。第八句,“行乐”点明主体,“好光辉”盛赞行乐辉煌荣耀。
第八首仍写宫女游乐。首二句写宫殿楼观水绕花簇。“绿”、“红”是诗眼,突出了水与花的特征,使之色彩更为鲜明。三四句乐声,以鸟鸣为喻,使读者易于体会。五六句写宫女游乐,其中有声有色。七八句言趁风日好,去游未央宫,拓展了游乐的地域范围。
唐玄宗的旨意,原是再清楚不过的,就是要李白粉饰宫中的乐事。李白不能抗命,但遵命又违心。作为天才诗人,他想出了绝招:始则托言”已醉“,继而请求”赐臣无畏“。写的是”行乐“。诗人却有所”畏“,这就透露了消息。
组诗中的景物:嫩柳梨花,春风澹荡,正是良辰美景;金屋、紫微,玉楼,金殿,不啻人间仙境;卢橘,葡萄,为果中珍品;盈盈,飞燕,乃人寰绝色;征之以歌舞,伴之以丝竹,正所谓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皆备。于是盛唐天子醉了,满宫上下都醉了。昏昏然,忘掉了国家黎民。他们拼命享乐,纵欲无已,全不顾自己正躺在火山口上,更看不到他们一手豢养的野心家已开始磨刀。而自称”已醉“的诗人,恰恰是这幅宫中行乐图中唯一的清醒者。他在冷静地观察,严肃地思考。他原有雄心壮志,远大理想。奉诏入京,满以为可以大展宏图了,然而此时的唐玄宗已经不是励精图治的开元皇帝了。此时天才卓绝的李白,也只能做一个文学弄臣而已。如今偏要他作宫中行乐词,失望、痛苦,悲愤,啮噬着诗人的心。幸亏他有一枝生花妙笔,皮里阳秋,微言讽喻,尽在花团锦簇中。”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玉楼巢翡翠,金殿锁鸳鸯。“蛾眉粉黛,遍于宫廷,唯独没有贤才。”每出深宫里,常随步辇归。“”选妓随雕辇,征歌出洞房。“宫里宫外,步步皆随声色,无暇过问朝政。内有高力士,外有李林甫,唐玄宗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他给自己的唯一任务,就是享乐。要享乐,就要有女人,于是杨玉环应运而生。这情景,令诗人想起汉成帝宠幸赵飞燕的历史教训。”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是讽刺,还是赞美,不辨自明。可惜,这当头棒喝,并没有惊醒昏醉的唐明皇,他完全沉沦了。行乐者已病入膏肓,天才诗人的苦心孤诣,毕竟敌不过绝代佳人的一颦一笑。李白最终认识到自己的讽喻无力,愤然离开了长安。
李白的这组诗,写的是宫中行乐,种种豪华绮艳,曼丽风神,可谓应有尽有。但诗人孤标独醒,傲骨铮铮,偏要在“遵命”的文字中,加几根刺,挫一挫行乐者的兴头。他忧心如焚,透过这诸般“乐事”,看到的是行乐者的丑恶灵魂,想到的是荒淫误国的前车之鉴。因此,盈盈,小小,罗绮,宝髻,翡翠,鸳鸯,玉楼,这美不胜收的一切,经李白的妙笔一点,便在读者心目中统统化为一片污秽。只有诗人忧世济时的胸怀,出污泥而不染的美德,言浅而意深、意微而词显的高超技巧,永远为后人所景仰。
这首小词写于南渡后的某个清明节。全词以生动朴素的语言勾画了江南清明时节如画的风光,抒发了远离家乡的孤独感和忧时伤事的苦闷心情。
上片抓住清明时节江南特有的风光展开画面。“雨湿清明”,既点明了时间,又描状了江南一带清明时节雨纷纷的特色。“香火残”,指清明扫墓时焚烧的香烛纸钱被雨水打湿后的情状。“碧溪”,写江满溪碧青色的春水。“燕泥寒”,说南来的燕子正啄着带寒意的泥土准备筑巢。词人面对以上这些风物,不由得件件触起深沉悲凉的感慨。由清明扫墓而联想起自己逃离家乡客居江南,无法祭扫先人之坟;由燕子啄泥做窠,而联想起自己四处飘零无以为家,更由霏霏淫雨,料峭春寒,而联想起国事的暗淡艰难。透过歇拍“日长独自倚阑干”的背后,可以想见词人心中蕴含着多少辛酸沉痛的潜台词啊!上片中迷漾的景色又正与词人凄迷的心境妙合交融,富有一种深沉动人的韵。
下片写江南美好的春景及悲苦的心绪。首句描画出刚脱了笋壳的修长的新竹青翠欲滴,散发出一片耀眼的绿色,沁人心脾。次句化用苏轼“花褪残红青杏小”,(《蝶恋花》)句意,状写新近褪落了娇艳花瓣的杏花杏子尚小,嫩绿而酸,清新可爱。这样美妙的江南春色是多么令人心花怒放,神怡颜开啊!然而词人笔锋陡转,以反诘句“江南春好与谁看”收结全词。既与上片歇拍孤独怆然韵心境相呼应,又表达了自己失国亡家、忧念时事而无心观赏的沉痛心情,烙上了时代的印记。这正是朱敦儒南渡后中期词作的可贵之处。这首词如同这一时期其它同类题材的词作一样,如“独倚危楼,无限伤心处。芳草连天云薄暮”(《苏幕遮》)’“东风寂寞,可怜谁为攀折”(《念奴娇》),“秋风又到人间,叶珊珊。四望烟波无尽,欠青山”(《相见欢》),以真性情写真景物,将眼前景与心中情水乳交融地交织成浑然一体的境界,思想性和艺术性均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三首小令皆以“懒云窝”三字开头。古代文人一些书斋住处的名字多是某某斋、某某室,相比之下“懒云窝”这个名字显得很通俗可爱,同时也表现了作者不羁的性情和对于逍遥自在的追求。然后再看作者在懒云窝里的所作所为:醒时吟诗喝酒,醉时就高歌吟诗,从清醒到醉倒,循环不断重复,构成了作者的全部日常生活。自古以来中国文人都有喝酒以消愁的说法,如曹操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从侧面写出作者对于现实社会争名夺利现象的悲愤。后面的抚琴弃书、不愿做南柯一梦正是表现了作者对功名利禄的鄙弃之情。在他看来,不如把这些人生的累赘统统丢掉,窝进自己的书斋喝酒享受人生自在舒适。“瑶琴不理抛书卧,无梦南柯”也照应了“懒”字,把作者慵懒散漫的性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无梦南柯”写作者并不把求取功名当作人生己的追求。“南柯”是用典,唐李公佐《南柯太守传》记叙淳于生昼梦入大槐安国被招为驸马,在南柯郡做了二十年太守,享尽荣华富贵,醒来才方知是梦。这个故事被道家用来比喻人生如梦。正基于此,作者提出要活得清闲快活,不能被世俗所累。最后作者进一步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把日月更替比喻成飞快的梭子,把富贵钱财的拥有比喻成花开花落那样短暂。作者认为人生青春易逝,应珍惜时光,快快乐乐地享受人生,而不是局限于短暂存在的名与利。
第二首小令起唱二句与前首起唱重复,便经营出一种沉醉诗酒流连不已的情境。“瑶琴不理抛书卧,尽自磨陀”,谓消磨岁月,逍遥自在。琴也懒得弹,书也懒得看,尽管歌酒,优游卒岁。想人生,“富贵比花开落,日月似撺梭过”,富贵不过如花开花落,日月却迅似穿梭飞过。此二句与前首同位二句文字相同而次序颠倒,亦增辞情兴会淋漓往复纵横之趣。“呵呵笑我,我笑呵呵。”世人呵呵笑我,我亦一笑呵呵。世人笑我,是笑我懒散颓唐。我笑世人,忘不了荣华富贵。作者一笑而已,顺其辞情以解,则富贵比花开落,日月似穿梭过到头来谁笑到最后,才是笑得最好。第二首与第一首之间,多重言叠句,新辞句中,可加留意的是“磨陀”二字与“呵呵”二句。“磨陀”二字,体现出作者的生活态度,对寸阴的珍惜,对人生的细味。“呵呵二句,则在洒脱俏皮中,见出对世俗的蔑视。
第三首小令仍是以“懒云窝”起头,但是却换了个角度,写自己独特招待客人的方式。如果说在上首散曲中,作者日常生活的逍遥悠哉是本性使然的话,那这首描绘的对客人的随意自然更是将这份性情发展到极致。客人的到来并没有改变作者的生活方式,作者仍是和衣而卧,享受自己的世界。接下来作者交代了原因:“想人生待则么?贵比我高些个,富比我松些个。”他认为人生在世应该具有的态度就是荣辱不惊、贫贱不移。身份高贵的人也没有比我高多少。他们虽然风光一时,但是一旦失去权力,也是和我一样。富有的人活得比较奢侈,但是终有散尽钱财的一天,到那个时候也不会宽松了。有权之人、富贵之人可能会嘲笑我不上进或者没有远大志向,我倒要讥讽他们看不透这些身外之物,徒增烦恼罢了。
这组曲子形象生动地表现了作者的人生追求和处世态度。作者认为功名利只是终将逝去的浮云,不如珍惜时光,好好享受自己的生活,坚持自己的内心,这样的人生才活得精彩。全曲语言俏皮通俗,一气呵成,质朴中透露着真性情,其中蕴含的人生哲理更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武帝求茂才异等诏》是汉武帝选拔社会人才而颁布的诏书。茂才西汉称秀才,东汉避汉光武帝刘秀之讳改称茂才,又常称作“茂才异等”。在西汉属特举科目,汉光武帝时改为岁举。茂才的选拔之是对于有特异才能和有非常之功的低级官吏的提拔。
凡要建立不寻常的功业,必须依靠不寻常的人才。所以有些狂奔踢人的马,却是日行千里的良马;有些时常被世俗讥讽议论的人,却是能建功立业的奇才。那可能翻车的马,以及放荡不羁的人,关键在如何使用而已。现特责成全国各州县地方官,要留心考察推荐官民中有特殊才干,能做将相和出使外国的人。
这篇文章是汉武帝为建功立业发出的征求贤才的号召书。文章强调了建设国家与发掘人才的密切关系,提出了大行不避细节的选拔原则。这篇诏书文字精炼,表现了大汉恢宏的风范和招揽贤良之急切,其爱才的胸襟令人景仰。此外,对人才也不求全责备,只要是千里马,偶尔踢人也无妨。这都是符合“人才学”原理的。
当代之人应学习汉武帝恢宏的风范、爱才的胸襟,为了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建设,不拘一格选人才,只要是“千里马”,就不要求全责备。这样才会使人才脱颖而出,并有用武之地,为社会献计、献策和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