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诗首联写湘山景色，颈联和颔联写议论朝政大事传出诗人满腹心事的具体内容。尾联写时事之感，融入景物之中。全诗借景抒情，语言简练，抒发为国家民族的利益与前途而忧虑之情。

　　首联从写景叙事起，但意不在景；诗人整天徜徉山水，沉溺酒乡，显然有满腹心事。此联起笔即微逗诗题“感事”二字，空灵而不粘滞。既然少年科场得意，选官在即，应该是不会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发生，这里也不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而通过二联即通过议论朝政大事传出诗人满腹心事的具体内容。万历后期，明王朝内外交困，危象毕露。帝王昏庸。阉竖专权，贤良惨遭杀戮，内里已被蛀空，边患四起，倭寇严重骚扰于东南沿海。这一年，日本丰臣秀吉又发动了侵朝战争，游击史儒战死于平壤，副总兵袒承训统兵渡鸭绿江援救失败，仅以身免，中朝震动；宁夏哱承恩等作乱，杀巡抚和兵备副使；朝臣们对一些重大政事议论纷纭，意见尖锐对立，甚至有人因此而获罪。

　　颔联用了两个典故，边关不见战斗捷报，朝廷未闻无为之治。实情是边关告急文书雪片似飞来。败耗频传，朝廷上君昏臣奸，政治腐败黑暗至极。诗句用“不见”“尚闻”，避免直率浅露，写得颇为深婉曲折。这首诗是袁宏道的早期作品，并不能代表他“独抒性灵”，率意而为，任情挥洒的独特风格。颈联写诗人表示对朝堂政事极为不满。边防政策自古以来就不用消极抵御、被动应战、处处挨打的中下之策，而是采取充实国力、加强战备、积极抵御的上策；朝臣们议论国是，提出不同意见，批评执宰大臣本是忠于职守的表现，可是明神宗却反其道而行之：“谕廷臣，国是纷纭，致大臣争欲乞身，此后有肆行诬蔑者重治！”可是，诗人此时在家乡候选，“居石浦之上，偕外祖父龚容卿及舅惟学，惟长辈，终日以论学为乐”。无权无力来过问政治，所以诗的尾联写他面对着长满秋草的平原，在暮色苍茫中，目送一对白鸟，避人远远飞去。也许“避人飞”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从这形象中不仅使人感受到诗人忧心国事的满腔怅恨之情，还使人觉得诗人仿佛又在庆幸自己没有卷入这场政治漩涡，能像这对白鸟一样，自由自在地避人远去。此联以景结情，又与首联取得呼应，使结构更为严密。

　　这首诗一反向来律诗喜好堆垛典故的习惯，能于平易中见蕴藉，正体现了袁宏道论诗的主张：“性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所偶触，心能摄之心所欲吐，腕能运之。”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他的诗能“变极重为轻巧。”

　　诗开头两句，诗人就以饱满的热情，颂扬橘树经得起严冬考验，绘制了一幅江南橘林的美丽图景，形成了一个优美的艺术境界。橘树是果树中的上品，又能经得起严冬风霜的熬煎，终年常绿，因此诗人以丹橘自喻是有深刻含意的。这是诗人借用橘树来比喻自己“受命不迁”、“横而不流”的人格。这里，诗人不仅写了橘树的外形，而在着意表现它坚强不屈的精神，达到了形神的有机结合。同时呈献在读者面前的，并非一棵橘树，而是一片橘林。诗人是在描写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群像”。这就使得诗的意境更为深远开阔，形象更为高大生动。

　　三、四两句，写橘树的特点。诗人告诉读者橘树的经冬翠绿，并非因为江南气候暖和，而是因为它有着耐寒的本性。在这里，诗人采用的是问答的形式，问得自然出奇，答得分外有味，把橘树本身的特性简明地概括出来。诗人通过“岁寒心”的双关语，一方面巧妙地指出橘树的耐寒本性，同时又用以比喻诗人的高尚美德。这是借橘树的本性写诗人的心灵之美，既是诗中主人公的自我画像，也是当时千万个正直知识分子的品德的写照。从而使诗的主旨又深化了一层。

　　下面六句，是叙事，也是抒情。五、六两句是说：这些甜美的丹橘本可以送到远方呈献给尊贵的客人，无奈关山重叠，通道受阻。言下之意，他本可以将贤者推荐给朝廷，可惜道路被阻塞。这两句妙喻天成，不露痕迹。诗人借用眼前的景物，通过丰富的想象，表现了封建社会一个忠君爱国的知识分子，在遭贬的情况下，仍然不甘沉沦，依旧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可贵品质。七、八两句是诗人从感慨中得出的判断：命运的好坏，只是因为遭遇的不同；而这又如同周而复始的自然规律一样，其中的道理实在难以捉摸。这是诗人根据自身经历所发出的感叹。最后两句是紧承“运命”两句而来。诗人大声疾呼：不要只说种桃李，橘树难道不能供人乘凉吗？很清楚，诗人在为橘树鸣不平，也是在为贤者鸣不平。也就是说，贤者能人，不会不如李林甫之流。这两句是对朝廷听信谗言、邪正不辨、严厉斥责，也是全诗的主旨所在。由于诗人有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因此这两句议论写得十分亲切自然，深刻有力，大大增加了诗的内涵。这里运用暗喻来抨击时弊，能发人深思，给人以很大的启迪。

　　从结构上看，这首诗短短五十字，构思精巧，结构严密，抒情写意，回环起伏。开头以橘起，最后以橘结，前呼后应，且深化主题。尤其是最后出人意料的设问，震人心弦，增添了诗的艺术魅力.　张九龄诗歌语言生动、比喻贴切，毫无矫揉造作、雕琢晦涩之病。刘熙载在《艺概》中，称张九龄的诗歌“独能超出一格，为李、杜开先”。这一评价是非常恰当的。刘禹锡说九龄“自内职牧始安（今桂林），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户，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词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就是指这类《感遇诗》。

　　这首诗是杜甫与岑参兄弟同游渼陂时所作，描写了不同天气情况下渼陂的不同景象，表达了自己的独特感受，抒发了人生哀乐无常的感慨。全诗想象丰富而神奇，充满浓厚的浪漫气息。

　　诗开篇二句交待游览缘由后，即迅疾转入对渼陂景色的描写，暗示诗人对渼陂向往已久。诗写岑参兄弟之“好奇”实亦诗人自己之“好奇”。然而不料风云空变，刚到渼陂即逢狂风大作，雨云密布，天色骤变，渼陂顿时波涛万顷，天地黯淡无光，碧绿而透明的万顷波涛，像堆积着片片琉璃，显得很神很阴森可怖。本来极高的兴致一下子变成了忧思，是否会葬身鱼腹已难逆料，而眼前的恶风巨浪更随时会将小舟掀翻水底，“何嗟及”表明了这时的真实感受。这种天气一般地说是不宜于乘船出游，岑氏兄弟却偏要“琉璃汗漫泛舟入”，他们的兴致真高，他们果真“好奇”，但诗人提心吊胆，生怕给风浪打翻了船，因此说“事殊兴极忧思集”，“鼍作鲸吞不复知，恶风白浪何嗟及”。这里不一定真有鼍龙，这么说，只是为了增加神秘感。“鼍作鲸吞”是说鼍龙像鲸鱼那样将人吞下，不是说这里还有鲸。

　　俗话说，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急风骤雨来得突然，去得也迅疾。开船以后没想到很快就云浄天空、风平浪静，诗人不觉转忧为喜，便心旷神怡地欣赏起种种湖山胜景来了。中流有菱叶、荷花，陂水无疑不深。所谓“沉竿续蔓深莫测”“宛在中流渤澥清”，不止是一般的艺术夸张，还是在写一种因见水中山峰倒影而引起的幻觉和想象：渼陂南面大半边水面浸满了终南山的倒影，山影动摇，水波荡漾，山光水色，交融在一起，把陂水映得黑洞洞的，仿佛深得没有底，船行陂中，就像到了清澄的海上一般。接着，诗人写日暮游艇从中流移近南岸的情形。施鸿保解说“船舷暝戛云际寺”句云：“注：舷，船边也。戛，轹也，此谓船经过之声。今按船在陂中，寺在岸上，如何经过且有声？注引《长安志》：云际山大定寺在鄠县东南六十里。渼陂在鄠县西五里。不但相去甚远，一在县东南，一在县西，则尤不能经过。此句犹下‘水面’句，皆指水中倒影而言：云际之寺，远影落波，船舷经过，如与相戛。”指出这两句皆就水中倒影而言，可算是懂得了作者的用心所在了。船舷是实，山寺倒影是虚，虚实相戛，匪夷所思，足见构思之奇。身在船中，不能见所在的船舷与山寺倒影相戛；能见者，必是他人之船。在诗人想象中不必如此拘解，但也可见此行游艇非止一艘。

　　然后写“月下见闻之状：灯火遥映，如骊龙吐珠。音乐远闻，如冯夷击鼓。晚舟移棹，如群龙争趋。美人在舟，依稀湘妃汉女。服饰鲜丽，仿佛金支翠旗”。仇兆鳌对这一段诗的理解是正确的。一天的快游即将结束，主人兴犹未阑，趁月出东山，华灯初上，便命鼓乐大作，歌舞纷陈，群舟竞渡将游赏乐事推到了高潮。诗写到了这里，也随着进入了高潮。末尾说忽然天又变得漆黑，一场雷雨眼看即将来临，于是诗人便从夏日阴晴变化莫测转到慨叹人生哀乐无常作结。

　　诗作里诗人采用了一些诗歌手法，加上比喻等修辞手法，将不同方位，一天中不同时间段的渼陂，不遗余力地展示出来，即使是没有亲身领略过的人，也能从中感受它的奇异风光。杜甫诗向以写实著称，山水写景也被人称为“图经”，因此这首诗的神奇想象就特别引人注目，体现了杜甫诗艺术创造的多样性成就。

　　《传是楼记》是“记”的变体，名为“记”，实则为“论”，“传是楼”只不过是“论题”而已。

　　文章以阐明建楼藏书的意义为重点，先述藏书楼的兴建、藏书规模；然后说明楼名的由来；继而阐明传书的意义，指出主人不以“土田财货”、“金玉珍玩鼎彝尊斝、“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传子孙，唯以藏书相传，目的在于使后世继承先辈之志，不同流俗。作者指出藏书、守书、读书之难，而善读者“沿流以溯源”、“明体以适用”，确有所得最为重要。其后，恰如其分地点出楼主的人品，赞扬其得“读书之益”，以书传子孙，不同凡响。全文紧扣主题，层层深入，结构严谨自然，语言简练，中肯切要，不失“气体浩瀚，疏通畅达”之文风。

　　全文一共分为五段。

　　第一段用叙事的手法首先记叙了大藏书家徐健庵藏书之丰——建了七间楼房，造了七十二个橱子，经史子集若干万册，分类置放，井然有序。然后借徐健庵之口道出了读书的重要性：徐家先世，本来身家清白，靠读书应试起家；相形之下，有些做父祖辈的，或传之土地家产，或传之宝贵文物，或传之娱乐场所、娱乐工具，而他们的后代未必能世世代代富下去，未必珍爱这些宝物，未必能享受这些娱乐。有鉴于此，决定将这些书传给子孙们。“所传者唯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这就是“传是楼”名之由来。至此，文章的论题已定。楼主人四处索要“楼记”类文章，“问记于琬”，于是，作者便展开了议论。

　　第二段提出中心论点并从反面进行论证。一开头就将文章从徐缓的平地推向了突兀的高峰：“甚矣，书之多厄也！”这句话内涵丰富，耐人寻味，是一个警句。紧扣“书之多厄”，作者援引汉朝以降，历代皇帝用官家的钱重金买书，名公贵卿用大量财物换书，或亲自动手或请人帮忙进行抄写誊录，然而不久就遭故散失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道出了“藏书之难”。这是一个衬垫。作者顺水推舟，提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藏书之难不若守之之难，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紧接着，从反面进行论证：藏书不能守书，同不藏书没有什么两样，守住了而不能读，同守不住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使读了而如果嘴上说的是一套而实际行的又是另一套，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采了花而忘了果，那就是用记诵之学去骗骗众人而欺世盗名的人了，这同不读书也没有什么不同。这里的论据是理论论据，是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

　　第三段从正面用史实论证。“古之善读者”是用“始乎博，终乎约”的读法，以“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的态度，而最终达到“根柢于性命而穷极于事功。沿流以溯源，无不探也；明体以适用，无不达也”的境界的。作者特别强调了“尊所闻，行所知”，他说，不善于读书的人就不能如此。斩钉截铁般地确立了中心论点。

　　第四、五两段是落脚于现实，进行对比论证。第四段先摆徐健庵先生的现状：依靠书中得到的道理，上得天子器重，次被士大夫敬重与效法，借此为国家大业增添光彩，下又推而广之，用以训敕后辈，使他们跻身巍科取得高官厚禄，在当时被人一致称道，总之，“读书之益弘矣哉”，而且还要传之子孙。第五段再摆作者的现状。开头就是一个感叹句“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引出了汪琬之现状：平时愚笨无才，苦于有书而不能读，现在到了晚年，又只能蜷伏在穷山僻壤中，孤陋寡闻，（哪像你们一样神通广大？）过去学到的都已衰退了，本来没有资格来为这座楼做记。这与上一段徐健庵之现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通过对比，强化了楼主人的例证作用，从而证明了自己的中心论点。但也看得出，对楼主人的称颂中含有讽刺意味。汪琬学识渊博，主张写文章要明于词义，合乎经旨，但秉性狷介，与世不合，在任刑部郎中、户部主事等职后曾托病回乡。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后参加《明史》编纂工作，六十天中撰稿一百七十五篇；有争论，不屈服，又乞病归，可见害的是“思想病”。他既与世不合，也就不可能与徐健庵合（徐曾主修《明史》就是一个佐证）。所以，这里的讽刺意味自是不言而喻。既然与世不合，于是作者申明“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至于“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篇文章的本意不在“记”而在“议”，所以叙之不求其详。在叙述了楼名之由来后，就以受托为由发表议论。这是全文的序论。经过一番铺垫便摆出了中心论点，接着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先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再从正面摆史实进行论证，后用徐之现状与琬之现状对比进行论证。以上是全文的本论。结尾以“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一句谦语，回到开头的受托，作为全文的结论。

　　行文跌宕起伏，是此文的又一特色。开始是徐健庵“问记于琬”，“琬衰病不及为”，这就埋下了伏笔，在中国传统文章表现手法中这叫“抑”，欲扬先抑。果然，下面要发议论了，第一句就是“甚矣，书之多厄也。”一下子把文章推向了巅峰：书的重要性和书遇到灾难的严重性呈现十分不协调的境况。然而，正是这个不协调，引出了下面的中心论点。中心论点一出，下面是一大通论证。文章赞扬了“古之善读书者”，今天有没有呢？有，如楼主人徐先生；又似乎无，作者对楼主人的称道中实含有讥讽。他自己本不想写，但写了；写了又是“不得已”，又要请“先生亦恕其老悖”。真可谓峰回路转，花明柳暗。

　　全文语言感情充沛，婉转含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感叹句反问句的连用，使文章气势恢宏；一是对比中婉转的语气，不平之感、羡慕之态、讥讽之意尽在其中。这二者相辅相承，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达到牢固树立中心论点这一目的。二、三、四段末尾的三个问句，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表达了肯定的意思，然而比直接肯定更有力，语气更强烈，很有些无可辩驳的意味。它们犹如排比段，大有滚滚向前锐不可挡之势。一些描述句，也是那样婉转含蓄，如“指书而欣然笑曰”表现出徐健庵得意洋洋的样子，他功成名就，藏书极富，还要延及子孙，让他们世世代代做官，真是前景无限美好啊。面对此状，汪琬只能“喟然太息”，敬佩之情羡慕之态随之流露出来。然而，也不乏讥讽意味。作者的性情脾气又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世俗的读书人同流合污，于是，在一系列的自贬之后说道：“盖本不足以记斯楼”，讥讽之意呼之欲出。最后一句“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表面上是个是非问句，实际上只有一个意思：你既然让我作记，我又推脱不掉，就只有说了。要说就得说我的看法，不能为吹捧而歪曲了我的性格。现在说了这些道理，你同意则更好，不同意也就只能是那样了。但是如果直说，效果肯定不好。他们毕竟相互认识，还有过交往。于是，作者用了一个充满委婉语气的是非问句，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