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联以骏马赞扬汉武帝之武功，中间两联写汉武帝好声色、求神仙、恋女色，以体现其欲望颇多，尾联谓苏武年老归国，武帝已逝，拜渴陵寝，风雨凄凄。这首诗综合使用了传统的赋、比、兴手法，借咏汉武帝的功过，在象征和隐寓中抒发了作者对唐武宗的影射式的批评，句句用事，事有出处，字斟句酌，个个到位，达到了典丽、凝练、形象、隽永的艺术高度。
“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咏汉武征讨大宛，出使西域，不仅获取了“蒲梢”千里马，在长安郊外到处都种上了从西域进贡来的石榴、苜蓿——这好比武宗皇帝抗击回鹘，迎接太和公主归国，又诛杀了昭义叛将刘稹等一样，均可算得上是名动朝野，“武功”堪夸。
“内苑只知含凤嘴，属车无复插鸡翘。”说汉武一味地爱打猎，弓弦断了，就将西海国献来的用麟角和风喙煮成的“续弦胶”拿来，用嘴濡湿粘好再射；经常微服私游，不用插。鸡翘”标志的随从车队陪驾，而屡冒风险——这又和武宗迷恋游猎，荒废政事，如出一辙。
“玉桃偷得怜方朔，金屋修成贮阿娇。”感叹汉武空好神仙，重色轻才，不爱惜东方朔般的贤士，却只知宠爱陈阿娇之类的后妃，发展到了“金屋贮美女，窥桃饿贤才”的不公地步；这和武宗不认真求贤致治，崇信道士赵归真，宠嬖王才人等宫嫔非常相似。
“谁料苏卿老归国，茂陵松柏雨萧萧。”总承上意作结：等到在匈奴持节牧羊十九载的忠臣苏武回到长安，奉旨哭祭长眠茂陵的汉武帝时，一切都成过去，连武帝陵冢上的松柏也在秋雨萧萧声中，散发出无尽的惋惜和哀愁；从李商隐的角度看问题，同样是想说：我丁母忧刚回京不久，武宗皇帝就大驾归天！从此国家和个人的前途都令人怅望洒泪，忧心忡忡了。
这首七言律诗综合使用了传统的赋、比、兴手法，借咏汉武帝的功过，在象征和隐寓中抒发了作者对唐武宗的影射式的批评；句句用事，事有出处，字斟句酌，个个到位；确实达到了典丽、凝练、形象、隽永的艺术高度；加之作者采用了“六二格”结构：即前六句分别叙说汉武帝的生平盛事，一气敷陈，不着议论，后二句掉笔收结，惋叹不尽而议论自出。
这种用七言律诗叙述评论人物事件而不显呆板的主要原因是作者对所咏和所影射的历史人物认识深刻，了解透彻，加之有用典妥贴笔力扛鼎之功，所以第七句“谁料苏卿老归国”，从“实”事转笔，转得平地波澜，起伏有力，真正起到了一笔抹倒英雄，顿使江河绕道的作用，再用“茂陵松柏雨萧萧”一句景句虚结，这种高妙的“转合”手法，自然给读者留下了无穷的回味和联想。至于一、二句用“三肴”韵部的“梢”、“郊”，而四、六、八句用“二萧”韵部的“翘”、“娇”、“萧”等韵字，应当看作是晚唐语音变化，李商隐等名家有意扩大律诗理论上的“首句邻韵可通”的范围，为合韵写诗作词创造先例的一种贡献，不必认为是“出韵”。
这是作者初到夔州（治今重庆奉节）时的一首咏怀诸葛亮的诗，写于大历元年（766）。“八阵图”，指由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种阵势所组成的军事操练和作战的阵图，反映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三国鼎立你建立了盖世功绩，创八阵图你成就了永久声名。
这两句赞颂了诸葛亮的丰功伟绩。第一句是从总的方面来写，说诸葛亮在确立魏蜀吴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的局势的过程中，功绩最为卓绝。三国并存局面的形成，固然有许多因素，而诸葛亮辅助刘备从无到有的创建蜀国基业，应该说是重要原因之一。杜甫这一高度概括的赞语，客观地反映了三国时代的历史真实。第二句是从具体的方面来说，诸葛亮创制的八阵图使他声名卓著。对这一点古人曾屡加称颂，而杜甫的这句诗则是更集中、更凝练的赞颂了诸葛亮的军事业绩。
这两句诗在写法上用的是对仗句，“三分国”对“八阵图”，以全局性的业绩对军事上的贡献，显得精巧工整，自然妥帖。在结构上，前句劈头提起，开门见山；后句点出诗题，进一步赞颂功绩，同时又为下面凭吊遗迹做了铺垫。
“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这两句就“八阵图”的遗址抒发感慨。“八阵图”遗址在夔州西南永安宫前平沙上。据《荆州图副》和刘禹锡《嘉话录》记载，这里的八阵图聚细石成堆，高五尺，六十围，纵横棋布，排列为六十四堆，始终保持原来的样子不变，即使被夏天大水冲击淹没，等到冬季水落平川，万物都失故态，唯独八阵图的石堆却依然如旧，六百年来岿然不动。前一句极精炼地写出了遗迹这一富有神奇色彩的特征。“石不转”，化用了《诗经·国风·邶风·柏舟》中的诗句“我心匪石，不可转也”。在作者看来，这种神奇色彩和诸葛亮的精神心志有内在的联系：他对蜀汉政权和统一大业忠贞不二，矢志不移，如磐石之不可动摇。同时，这散而复聚、长年不变的八阵图石堆的存在，似乎又是诸葛亮对自己赍志以殁表示惋惜、遗憾的象征，所以杜甫紧接着写的最后一句是“遗恨失吞吴”，说刘备吞吴失计，破坏了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根本策略，以致统一大业中途夭折，而成了千古遗恨。
当然，这首诗与其说是在写诸葛亮的“遗恨”，无宁说是杜甫在为诸葛亮惋惜，并在这种惋惜之中渗透了杜甫“伤己垂暮无成”（黄生语）的抑郁情怀。
这首怀古绝句，具有融议论入诗的特点。但这种议论并不空洞抽象，而是语言生动形象，抒情色彩浓郁。诗人把怀古和述怀融为一体，浑然不分，给人一种此恨绵绵、余意不尽的感觉。
这篇文章可分四段：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第二段先描写李贺的外在风貌，再写李贺的交游情况，后叙述李贺诗歌的创作过程和特点；第三段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异；末段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文章通过写李贺的一些轶事，从侧面烘托出传主的身份性格。全文构思巧妙，篇幅短小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这篇文章最大的特点在于：小传虽小，但小中有大、以小见大。其“小”在于：作者并没有全面勾勒诗人李贺的一生，对他的生平经历也记叙不多，而是选取了他生活中的若干小片段进行插叙，以小片段撑起传记的主干。此外，在篇幅上，全文寥寥数百字，语言极为精练。而其“大”又体现在：极小极短的篇幅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文章在构思布局上也是较为特别的，全篇以一“奇”字贯之。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言杜牧之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以杜牧言李贺“奇”引起下文自己所言李贺之“奇”。随后又提到李贺姊“语长吉之事尤备”，以杜牧序和李贺姊之言点出文中李贺事的由来。
第二段是全文的关键部分，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对李贺外在风貌的描写：“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作者抓住李贺外貌中最典型的几点特征，只用了区区十余字，李贺的清奇之气就跃然纸上了。尔后写李贺的交游情况，“最为昌黎韩愈所知”，与他密切往来的文人也不少。在文人交游中，作诗是最为常见的事情，但李贺每与诸人出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自然引出下文对李贺诗歌创作过程和特点的叙述。在李商隐笔下，李贺的诗歌创作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为情造文”，不以程限为意，而那种“得题然后为诗”的情况显然是“为文造情”，这是李贺不赞成的；
二是及时捕捉灵感，李贺诗歌的创作方式和过程无疑是特别的，“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所作皆是自己所见所感，既是“为情造文”的表现，“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也是其及时捕捉灵感的方法；
三是坚持及时修改整理，“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
四是为文用心、能苦吟，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李贺都是呕心沥血为之，正如文中太夫人所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始已尔”。这些都为了说明李贺诗歌创作之“奇”，事实上诗风及其创作方法之奇是由其人性情之奇所影响和决定的，李贺性情之奇不仅在其诗歌创作之奇中有所体现，以下几句更是直接写出了李贺性格中与众不同之处。他的诗歌都是呕心沥血之作，但却“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创作时一丝不苟，处置作品却极为随意，这是李贺性情之奇的一个方面。
在写了李贺的诗歌创作之奇及性情之奇后，作者在第三段又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李贺临终之时有天帝召升，这种扑朔迷离、荒诞虚妄的描写占据了此段大部分篇幅，作者不仅对此浓墨重彩大加渲染，更在段末声明：“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也许李贺临终确实曾出现幻觉，而李商隐把这种幻觉放到传记中加以描绘，其实只是以此寄托自己的感情，并以现实和幻觉的鲜明对照引出最后一段的一连串质问。
末段是李商隐对李贺的议论和观感，并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从中也可窥出李商隐写作这篇小传的未言明的真意。最后一段托出了六个问题，虽然问而不答，但答案自在问中，能探得一二。前三问是问天，后三问则专问李贺的遭遇，层层递进，反复呼号。像李贺这样“才而奇者”世所罕见，却遭到世人的排斥，无人重视，而为天帝所重，与篇首的“奇”遥相呼应，更突出了作者对李贺一生遭遇的同情和悲愤。在这种同情和悲愤中，作者有意无意地把自我也摆了进去，因此无论是在对李贺之奇的叙述中，还是在末尾的一连串质问中，作者自己的身影总是若隐若现、似有若无，作者对自己命运和遭遇的感愤、慨叹也能隐约曲折地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