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公元208年的赤壁大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人们登临赤壁，无一例外地会缅想起这段往事。这场大战是由东吴周瑜指挥而击败曹操的，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也还是在赞美周郎。到了元代，民间的三国故事流行，诸葛亮在大战中的神机妙算和丰功伟绩于是深入人心。
这支散曲便以诸葛亮为代表对象。作品的上片，从诸葛亮梁阳躬耕的出处说起，只在第三句凭着“笑谈间”三字，隐隐点出了赤壁大战的影子。“笑谈间汉鼎三分”，简短的一句便概括了诸葛亮建功立业的从容和游刃有余的才干。然而，第四句又滑回“梁阳烟雨”，可见诗人怀古的思绪，并不停留在赤壁战场，而是进入了人生思索的更深层次。在诗人看来，诸葛亮为“汉鼎三分”的努力是付出惨重代价的，使他再不能重回隐居的生活中去，他的出山得不偿失，是上了刘备的当了。“赚出”二字，用语偏激，言下有无穷的惋惜之意。这种从怀古的本景宕开一层的写法，显示了诗人心绪的联翩与感慨的深沉。
〔幺〕篇用一个“叹”字领起，揭开了诗人的感情世界。原来，他是在吊古，更是在伤今。以伤今的眼光吊古，怎能不为古人叹惋。扑面来阵阵的西风，眼前是滔滔的长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时豪杰安在。只不过在渔夫樵子的闲谈中传说着罢了。结局如此，那么诸葛亮何必要出山施展才干，建立功勋。还不如留在茅庐“抱膝”、“耕雨”好呢。这四句又只有“大江东去”四字同“赤壁怀古”隐隐关联，其余皆是脱羁的思绪。但前片着眼于历史，〔幺〕篇着眼于现况；前片的首句是诸葛亮的出处，〔幺〕篇的末句则是他的“了处”。前后既对比，又呼应，合在一起，便是借怀古以抒发对现实的感慨。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缅怀周瑜，这一支曲子缅怀诸葛亮，两者的宣泄方式不同，从“怀古”拉回到现实人生的径路却是一致的。
这首词通过一组镜头，描绘了一位多情的闺中女子因盼郎夜归，从期待、幻觉、失望、孤独到寻求解脱的生动形象。
词一开头就写出特定环境中的特定的人：“烟柳疏疏人悄悄，画楼风外吹笙。”疏疏落落的柳树掩映下，有一座画楼，楼上住着佳人，周围静悄悄地，只闻有人在吹笙，——当然是这位佳人。按距离观察的，所以笙声似由“风外”传来。“笙”是一种簧管乐器，可奏出哀怨的音调。南唐中主李璟的《山花子》词，写妇女思念远出的丈夫，午夜梦回，独自吹笙，倍感凄凉，中有句云：“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这首词中的“佳人”，身份与李璟笔下的这位妇女并不相同，但因思念所爱而“小楼吹彻玉笙寒”、来抒发心中哀怨的做法，是相似的。
“倚栏闻唤小红声”句的“倚栏”，与李璟词中的“倚阑干”心境相似。虽然不一定流着簌簌的泪珠。她吹罢了笙，倦倚栏杆；一会儿，她低声呼唤侍儿小红。
“熏香临江笙，玉漏已三更。”是让侍从小红去为她熏香整被，因为夜已深了，她想去笙觉了。古代富贵人家妇女多用香料熏被子，犹如今日的洒上一点香水，感到舒爽而易入笙。《西厢记》写莺莺由于对张生思念，而难以入笙，对红娘唱道：“翠被生寒压绣裀，休将兰麝熏。将兰麝熏尽，则索自温存”，由反面可见此点。这上片以时间为顺序，写了画楼上佳人的吹笙、倚栏、唤侍儿熏被，纯粹是外部动作，没有丝毫的心理描写；但主人公的情怀是那么凄凉哀怨，依然透纸而出。
上片对佳人活动的描写尽管极清晰，但是，她与所怀念的人的关系，仍不清楚了。这有待于下片的进一步描写叙述与说明。进入第二片时，我们看到，女主人公并没有沿着上片的线索发展下去，而是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
“坐待不来来又去”二句，写她的心理活动，她看到的夜色。本来，吩咐了侍儿准备衾枕，就应该走向卧房；但是却没有，她蓦然涌起了伤感之事：自己等待的人儿，怎么也不来；来了却又走了。这当然不是此一瞬间的事，而是指很久以来的事。那么，这位男子并非她的丈夫，而是她的情人，就比较清楚。想到了心爱的人不来的懊恼事以后，她再也笙不着觉了，她的注意力移到了庭院中来。只见一庭月色，把周围景物照得如此清晰。“一方明月中庭”，沿用刘禹锡《生公讲堂》诗句“一方明月可中庭”。“粉墙东畔小桥横”，就是月色下所见的景色。
她按捺不住了，“起来花影下，扇子扑飞萤。”在花下扑流萤以分散思绪，排遣苦闷。这种情景，杜牧在诗中描述过：“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秋夕》）杜牧写的是一位宫女，她也以扇子扑流萤来排遗苦闷？因为此时此地，除此以外，实在也没有更多的排遣方法了——要不就是呆呆的坐着。第二片，心理描写仍然是不多的，还是以写景和外部动作为主；但是主人公内心情怀是痛苦，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评析完这首词，女主人公“佳人”的形象，就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在那个明月之夜，她怀念情人，吹笙抒怨，三更过后还无法入笙；看到一庭月色，就起来用扇子扑打飞萤，以排遣胸中苦闷。整首词动作描写丰富。主人公的动作是井然有序，都能找到心理的依据。因此这首词写人的特点，就是通过动作表现思想感情。几个镜头，形象鲜明优美。作者将佳人活动安排于月夜之中，人物与景物交融、契合，相得益彰。自描性的语言突出，流畅而隽快，切合《临江仙》曲牌的调性特点。
首联从多年来他们的交游，一直写到这天的宴会，语言高度概括，内涵十分丰富。苏洵于1056年（嘉祐元年）持益州张方平、雅州雷简夫的推荐信赴京谒见韩琦、欧阳修等名流重臣，从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时苏洵已四十八岁，年近半百，故说“晚岁登门”。雷简夫称苏洵为“王佐才”、“帝王师”，苏洵实际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这里却自称“不才”，且冠以“最”字，并以自已的那“萧萧华发”同韩琦宴上的闪闪金罍（酒器）相映衬，表面自谦，实际充满怀才不遇之感。
颔联又从这天的宴会写到他五年来的虚度光阴。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东阁”承“金罍”，表示对韩琦宴请的谢意，诗人自谦中也含着牢骚。汉武帝时公孙弘自举贤良，数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汉书·公孙弘传》）这里诗人即以公孙弘喻韩琦好贤而言自己不配这种礼遇。下句，诗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台指太常寺。因《礼记》有《曲礼》篇，故称专掌礼仪制度的太常寺为“曲台”。苏洵在1061年（嘉祐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至赴宴时，刚完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费时五年。苏洵以自己能辅助帝王的才能来做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深感虚度年华，用非所长，这集中表现在“闲”、“老”二字上。1056年（嘉祐元年），欧阳修荐苏洵于朝廷，韩琦也以为可用，独富弼主张“姑少待之”（叶梦得《石林燕语》）。拖了两年，朝廷才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拒绝赴试，朝廷授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主簿，编纂太常礼书，直至去世。“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这就是诗人发出“闲伴诸儒老曲台”的深沉哀叹的原因。
颈联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赏。重阳节历来是人们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好日子，但苏洵却在愁里度过。“佳”和“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久”字更有丰富的内容。苏洵在二十七岁以前“游荡不学”，不一定有“愁”。但从二十七岁开始，他发奋苦读，希望有用于世，却多次科考不第；后来，虽然名动京师，却沉沦下僚，无法一展抱负。这个“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岁，很难再有所作为。“偶傍”，说明他平时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醉中”，说明未醉时已清醒感到壮志难酬。但“傍”、“来”二字仍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气尤不少衰”。（叶梦得《避暑录话》）
尾联以暮间归来，反复吟咏韩琦新诗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韩琦《乙巳重阳》说：“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罍。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飞新阵拂云来。何时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韩琦诗中那种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使苏洵更感到自己“闲伴诸儒”的穷窘；韩琦志满意得之余的淡淡闲愁，更激起了苏洵壮志不酬的深沉哀怨。这就是他越读韩琦新诗就越发难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为全诗烘托出一种昏暗、凄冷的气氛，而“寒无睡”，“百遍开”更活画出这位“萧萧华发”的老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神情。
叶梦得说：“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录话》）这一首诗在内容上“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闷；艺术风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伤”，含蓄蕴藉，耐人寻味。
《沧浪歌》是一首清新而悠扬的短歌，歌者名渔夫，一位没名字考证的隐者。在《楚词·渔夫》可以看到作为乱世智者的打鱼人和屈原的那次对白。渔夫对屈原的劝导蕴含者一位哲人和一位诗人的深层的理解及同情，这是基于心灵默契之上的对立和转向，渔人的宛尔而笑意味情长，击桨远去那沧浪之歌依然余音袅袅。后人将其谱成古琴曲，名为《沧浪歌》。并引用了其里面的内容。
屈原认为“安能以皓皓之白， 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而沧浪歌却说：“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是“莲出污泥而不染”的另一种说法，就是说白者自白是不会被玷污的，（屈原）你没必要以死来表示自己的清白高洁，（既然你无力改变“举世皆浊”的世态）你应该豁然地面对这种世态。
沧浪歌早在春秋时期已经传唱，孔子孟子都提到它了。孟子曰：“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在楚地流传久远的《孺子歌》不是屈原首创，也不是“渔父”首创。屈原沧浪遇渔父 古时，汉江有一支流流经沔阳，名曰沧浪河。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三闾大夫屈原流放之时，游经沧浪水，在张沟处遇渔父问渡，颇为伤感，渔父唱了一首《沧浪歌》启发屈原如何面对现实，传为历史佳话。
沧浪歌具有深刻的人生哲理，目前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有两部长篇小说传承了沧浪歌的哲学理蕴，一部是竺葛卓灵的网络长篇小说《沧浪歌》，一部是作家阎真的官场小说《沧浪之水》，是沧浪歌在当代生活中的新唱。
这首小诗，前两句写“访”。诗说一条小路，沿着山崖，靠着青翠的山壁，直通向山的深处，山中寒云缭绕着山泉危石。诗极力铺写了隐者所居之地的环境，通过这幽深静阒的环境，突出隐居在这里的人的避世脱俗、高蹈绝尘的襟怀，未写人而人已呼之欲出。第一句的诗眼“踏”字下得很切，呼应诗题“访”字，使山景是作为诗人在来访途中所见，山路与山坳的两组景色也分出了先后层次，益显得山高幽深。如改成“近”、“贴”等类词，便成了单纯写景，跌入下乘。第二句的“抱”字，形象地刻绘出泉水蜿蜒、山石清秀、云气缭绕的景况，很见锤炼之工。
三、四句写隐者喝着自酿的酒，颓然醉倒，足不出户，门外落红满地，无人洒扫。这两句不直说隐者之高，只是通过他疏懒闲适、脱略形骸的生活，表现他与世无争、万事不关心的淡泊情怀，与宋邵雍《安乐窝》绝句中的后两句“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极为相近。诗即事达情，与上两句的景物描写合成一个整体，由此表达自己对隐者的崇敬。
在中国古代的诗歌中，出仕与归隐是一对矛盾。由于自身的抱负与向往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便促使诗人们转而赞美自然，赞美返回自然的隐士。自从陶渊明热衷于“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的生活以来，不少诗人讴歌无忧无虑、沉湎自然的生活，要“独无外物牵，道此幽居情”（韦应物《幽居》）。发展到最后，把疲倦于现实生活的观念进一步变化成疲倦于一切，连日常的应酬、洒扫，朋友间的来往也不放在心上，以门外青苔、落花不扫、人迹不到为高，如贾岛诗所述“自从居此地，少有事相关。积雨荒邻圃，秋池照远山。砚中枯叶落，枕上断云闲”，就是这种心情的反映。郭祥正这首诗的三、四句，赞赏隐士闭门饮酒，门无人迹，落花狼藉，也是这种思想的延伸，可视作中国写隐士的诗的共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