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澧以经学名世，亦精究于诗词文章。所作《忆江南馆词》仅有词二十五首，然篇篇是精品，夏承焘先生推崇说：“罗浮海澨看奇彩，落落青天廿五峰。”(《瞿髯论词绝句》)其词绰有雅音，颇得风骚之旨，在晚清诸词家中独树一帜。谭献以为陈澧“粹然大儒，不废藻咏，填词朗诣，洋洋乎会于风雅，乃使绮靡奋厉两宗，废然知反”(《箧中词续》)，论家目为确评。
这首《甘州》词是词人凭吊惠州朝云墓址时写的。惠州，在广东。朝云，苏轼爱妾，“字子霞，姓王氏，钱塘人”(苏轼《朝云墓志铭》)。宋绍圣年间，苏轼贬官惠州，诸妾皆散去，独朝云相伴谪居。绍圣二年七月，朝云不幸患瘟疫去世，卒年三十四岁。苏轼至为悲痛，据她的遗嘱，安葬她在城西丰湖边的山脚下。朝云是一位善良、美丽、聪明、有灵气的女性，她与苏轼在惠州留下了许多美好动人的传说，她的墓也成为惠州一处胜迹，“每岁清明，倾城士女，酹酒罗拜”。词人是邻邑番禺人，曾多次参拜惠州苏轼、朝云的遗迹，凭吊徘徊，不胜动情。词记写了其中一次的情形。
上阕写朝云“秋坟”的荒落景象，带一缕淡淡的伤感情绪。开始以“渐”字领起，摹写丰湖黄昏日落的大背景。一轮斜阳，一抹平展展的长堤，画面线条疏落横斜，空间立体感极强，展示了秋郊湖天的空阔视野，与唐人诗“长河落日圆”有相似的意境。再首腹夹以“渐”，“下”两字，又写出了时间的流动感，凝结的画面缓缓活动起来：夕阳西坠，与平堤相近、相切，进而相交。“淡淡”形容在时空间的交叉点中，斜阳余晖淡褪收敛，色彩转为柔和。由于日脚渐下平堤，只见堤边塔影也慢慢伸长，慢慢映入微泛涟漪的湖面。用“浸”字勾勒影斜入水，情态绝妙。“塔影”指朝云墓塔的日影，苏轼《悼朝云并引》云：“朝云病亡于惠州，葬之栖禅寺松林中，东南置大圣塔。”不动声色中，视线由落日移入丰湖，又移近湖边墓地。斜阳、淡晖、平堤、湖水、墓塔种种景物，构成了一组完整的苍凉寂落的荒野景象，隐现着词人怅惘伫望的神色。接下“问秋坟何处”，侧面点出寻访朝云墓地的词人行踪。“秋坟”既喻明时令，又引人联想起李贺《秋来》诗句：“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墓地的幽邃悄怆气氛隔纸而生。因“问”而正面推显“秋坟”荒落景象：“荒亭叶瘦，废碣苔斑。”叶瘦言秋风肃杀，亭荒言地点幽僻，故墓碑废坍，苍苔侵蚀，斑痕累累。据载：朝云墓前有宋时附近寺僧纪念她而筑的六如亭;清嘉庆年间，伊秉绶又将墓重新修葺，并为之立碑，上书“苏东坡先生侍妾子霞王夫人之墓”。时过境迁，词人重来已非昔比，俨然古迹。两句以景作答，独立凭吊，抚碑感慨，悄寂生哀的凝重心情由景托出。“一片零钟碎梵，飘出旧禅关”，宕开一笔写声响，视线循声由近移远，空中传声，另起一种清虚杳渺的意境。“钟”“梵”指寺院内的晚钟和僧徒诵念佛经的声响。“禅关”，寺院山门。朝云墓正后方是一片大松林，左右两边都是佛寺，距离墓地只两里左右。词人在肃穆吊念中，隐隐约约听到松风送来一阵阵从不远处寺院高墙传出的晚祷钟声和轻唱，寻声遥望，神思荡远。“旧禅关”的“旧”字，有深意，朝云信佛，念偈辞世，旧日之寺犹在，而香魂已逝，独宿抔土，长与零钟碎梵为伴，令人怅然。结语跌出“杳杳松林外，添作霜寒”，写因怅望而体察到的秋天季节感受，寒意暗起。“霜寒”与首句“斜阳”首尾呼应，重重渲染了秋晚的萧瑟氛围。
下阕转发议论，与朝云娓娓对语，主旨即序文所云。在慰解和劝挽朝云的同时，表现了词人的一种人生信念。劝慰分三层来写，节节递进，层层转深，情辞恳切，至为感人。“须信”三句是第一层。“须信”，说服语，语气亲切诚挚。务须相信什么呢?人间远胜仙山!但词人换以艺术形象来表达这一高深的哲理，无枯燥说理之闷，有艺术审美之韵。长卧竹根，清静又安稳，高雅又淡远，这环境与冰肌玉骨、聪灵澹泊的朝云正相般配，胜于去那飘渺微茫的海上三山做神仙。“三山”，仙山蓬莱、方丈、瀛洲的总称。“竹根长卧”，从苏轼《悼朝云》诗“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中拈出。“丹成远去，海上三山”，融改苏轼《朝云诗》语，即小序所引者，苏轼诗是称赞朝云到惠州后也操起了“经卷药炉新活计”，与他一样潜研道家长生术，夸她炼丹成后定将升仙，不再作凡人妻妾。这儿，词巧用苏轼诗句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妥贴无隔，蕴意丰厚，对朝云来说也更为熟悉亲近;笔底还有“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苏轼词)的热爱人间之执着。第二层是“只一抔香冢，占断小林峦”二句，说朝云墓占尽小山林风光，乐趣无穷。“一抔”，犹一掬，形容墓丘小小。朝云墓的地点很幽静，四周是肃静的松林，墓后有山溪瀑布流入湖中。有幸远避尘嚣，独享如此风光，不胜舒畅惬意，朝云自然快慰。第三层“似家乡、水仙祠庙，有西湖、为镜照华鬘”，进一步用款款乡情叩动朝云心弦。“家乡”，指朝云的故乡杭州。“水仙祠庙”，杭州西湖苏堤旧有水仙王庙。本来吴人呼伍子胥祠为水仙王庙，后世转呼龙王庙，后又误以水仙为女神(见《西湖志纂》)。词似指丰湖边有朝云祠庙。“西湖”，指丰湖，丰湖位城西，又名西湖。词意思说：丰湖景色有如杭州西湖，湖边有水仙庙，湖水也清澈美丽，可照影梳发，朝云每日临水梳妆，犹如回到了家乡。一个“似”字，融消了异乡异客的孤独感，添生出一股故土难舍的眷恋情思。三层议论，直注而下，理、情、景俱出，风神摇曳，在说理的同时写景抒情，给人以深刻的审美感受，内中寓含着词人对故乡山水的深厚感情。下阕经过三层八句的充分蓄势，词意饱足，于是水到渠成地结出最后一拍：“休肠断，玉妃烟雨，谪堕人间。”“玉妃”云云，出自苏轼《花落复次前韵》诗：“玉妃谪堕烟雨村，先生作诗与招魂。”玉妃本指太真妃杨玉环，诗喻梅花;词又用以象征朝云，借花落暗示人殒，言魂魄归卧丰湖，不须伤心断肠。咏意又重合于序文之旨。玉妃喻象双关重叠，有月下白梅的淡雅迷茫，又有白衣仙女的幽美飘渺，在一片空灵出尘的仙气花香中，朝云的形象得到了高度的净化和升华，词人热爱人间、山水的情怀和豁达的胸襟也随之露白。填词结句，有以动荡见奇，有以迷离称隽，这首词奇隽兼美，是为大家佳制。
这首诗流淌着诗人陶醉于山间盘石的独得意趣。尤其是诗中的盘石、泉水、垂杨、春风、落花，似通人意，杨柳拂杯，春风送花，各尽其能，纷纷为诗人的逸乐助兴。自然景物的灵动和谐，使诗意变得活跃跳动，闪现着智性的光辉。诗的前两句写盘石临水、杨柳拂杯，已是可爱之至，而春风更是善解人意，为独酌之人送来落花助兴。末尾两句以问答和猜测的语气抒情遣意，耐人咀嚼回味。泉水激石、垂杨拂杯、春风送花，都在无意之间，“空山无人，水流花开”，自然万物生灭变换，各随其宜，各得其所，是生动形象的禅理论。
诗人善于剪裁生活中的某些片段，作为诗歌的素材，往往味外有味，感人至深。这首诗可谓“诗中有画”。磐石如席，春风习习，花片飞舞在岸边垂杨巨石只畔，这是多么美丽的春归图。绿杨飘拂，高举酒杯，临泉吟诗，这是一种多么高雅的情趣。
诗人把这美丽的图画和高雅的情趣，熔铸在一个画面上。情景上，令人为之神往；技巧上，令人为之叫绝。特别是结尾两语，似浮泛，实空临，使人徐徐得到一种清新秀丽的艺术享受。
武则天当政时期，搜刮民财，大规模地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佛寺。佛寺的规模超过宫阙。崇佛的工程兴起以后，每天要役使上万人，国库耗竭，民不聊生。
诗人对此义愤填膺，禁不住把怨刺之笔直接指出了武则天，尖锐地讽刺和揭露武则天崇奉佛教，劳民伤财的荒唐行径，有如痛斥弊政的檄文。
这首诗的主要特点是用诗来议论时弊。与诗人多次向武则天上呈的那些批评朝政得失的奏章大不相同，它所谈的虽然也是政治、社会问题，但不同于一般直陈其事的政论文，它既是政论，但又首先是诗，是诗与政论的结合。
开头四句标举懦家仁政爱民的思想，抨击武则天生事扰民的行为。借上古“仁德”之君来讽诫当代胡作非为的君主是中国古代诗歌习用的传统手法。因此陈子昂开宗明义地为全诗立论：上古道德之君从来不为一己谋利，而是处处关怀和扶助善良的平民百姓。
接着三、四两句引出古代著名的贤君与暴君的例子，进行正反对比。诗人以恳切而激烈的语气向当代最高统治者进言：尧一向以节俭著称，乘坐考究的车子决不是他所愿意；你大周皇帝本该励精图治，不去学习万代称颂的圣君尧，难道还去效法那亡国之君商纣王建造瑶台的奢侈行为吗？这里引入了具体的历史人物和有代表意义的事物（“黄屋”与“瑶台”），避免枯燥地直接说理。因而使议论具有了形象性，富有情韵，增强了感染力与说服力。
“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诗人援引佛教主张清净慈悲的教旨，指出崇佛者穷金玉、兴土木、残生灵，恰恰是悖离了佛家的本意。这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有理有据地否定了当事者为自己辩解的借口。武则天是代李姓皇帝而立，建立武周政权的，她执政后急于欺骗民心，让百姓相信大周是“天命”所归。于是奸佞小人趁机而起，投其所好，伪造符箓图谶，宣扬这位女主是西方弥勒佛转世，这正迎合了武则天的迷信心理和政治需要。此后，兴建佛寺之风愈演愈烈。陈子昂针对此驳斥道：来自西方的佛教，本以清净慈悲为主，愈是清净愈见佛道的尊严；自称崇佛的人为什么反而要违背佛道，大兴土木，用金玉塑像造庙这种奢侈行为作为对爱好清净的佛的尊奉呢？这是全诗的第二处反问。
这个反问，比第一个反问更为有力。如果说，前一个反问中还带有劝导的成分，那末这个反问就完全是怒斥了。这一怒斥，揭穿了崇佛者的虚伪。“奈何”一词诘难有力，使对方没有辩解的余地。
“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以严格的工对对新建的座座佛寺的宏伟规模与奢华布局进行充分的描绘。
为了建造高耸云霄的庙宇寺院而将山林砍伐开采殆尽，为了做成金碧辉煌的图案花纹而搜尽了民间的珍珠宝物，给人民带来很大的苦难。这里只写建筑物的巨大耗费，而将百姓因此而遭受的深重苦难留给读者去想象和补充。接下去“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二句仍是对偶，但已由实化虚，从前面的描写重新转入议论。两句大意是：这些宏大精丽的巧妙工程，看来连鬼神也难以建成，人怎么竟把它们建成了呢？言外之意是：这些，耗费了多少百姓的血汗和生命。这是全诗浩繁的工程对统治者倒行逆施的第三处反问。这个反问由第一处的劝导和第二处的申斥，上升为愤激的控诉了。诗的最末二句：“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是警告统治者向“愚民”夸示宗教排场，足以造成无穷的后患；玩弄聪明的结果，徒然劳民伤财，使政治更加昏乱。这个结尾正面着笔，慷慨陈辞，说服力极强。以批判昏乱之“道”来呼应开头所歌颂的古圣人之“道”，使得篇章结构严密，说理透辟，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说服力。
这首诗可谓古代最早的一首抒发亡国之恨的抒情诗，作者就是勾践的妻子，越国战败后沦为吴国奴婢，境遇悲惨，更加显得字字血泪，发人深思。
其历史背景是：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派兵攻打越国，但被越国击败，阖闾也伤重身亡。两年后阖闾的儿子夫差率兵击败越国，越王勾践被押送到吴国做奴隶，勾践忍辱负重伺候吴王三年后，夫差才对他消除戒心并把他送回越国。
这首诗的可取之处有三：
一是运用了比拟手法，将入侵的敌军比作凶恶的猛禽，以猛禽的种种动作比喻占领军横征暴敛，肆意掠夺的狂妄气焰，十分贴切形象。
二是尽情抒发了作为国王和王后亡国，并沦为人臣奴婢的极度悲愤，和对故国家乡的无尽思念，读来催人泪下。
三是作品的思想性。作者在诗中反复诘问自己何罪之有，到死也想不通一个相夫教子的妇道人家无辜受累的道理。数千年来，亡国奴的境遇都是极为凄惨的，无论是尊贵国王还是不参与政事的王后王妃，形同砧板之肉，集人宰割，甚至成为敌国宴席上名副其实的美餐。这种株连无辜的史实司空见惯，毫无争辩余地，似乎无需深思。而勾践夫人却质问苍天自己何罪之有？为何无辜遭到天谴？为何被逼离乡背井，无辜受尽人间苦难？作者的反复诘问反映出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难能可贵。南唐后主李煜写过很多抒发亡国之恨的名篇词作，汉末女学者蔡文姬也有过类似经历，她的《胡笳十八拍》和《悲愤诗》都未显示出勾践夫人如此朦胧的人道主义思想。作为一个弱女子，即使是贵为王后，对于历史的急剧变化，终究是无能为力的，也不可能提出更为深刻的思想体系，但是勾践夫人的历史悲哀是数千年来亡国女人的悲剧缩影，千古悲愤，呼唤千年，不失为一种超越时代的意识，震撼心灵的控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