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用同根而生的萁和豆来比喻同父共母的兄弟,用萁煎其豆来比喻同胞骨肉的哥哥曹丕残害弟弟,表达了对曹丕的强烈不满,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残酷斗争和诗人自身处境艰难,沉郁愤激的思想感情。
前四句描述了燃萁煮豆这一日常生活现象,曹植以“豆”自喻,一个“泣”字充分表达了受害者的悲伤与痛苦。第二句中的“漉豉”是指过滤煮熟后发酵过的豆子,用以制成调味的汁液。“萁”是指豆茎,晒干后用来作为柴火烧,萁燃烧而煮熟的正是与自己同根而生的豆子,比喻兄弟逼迫太紧,自相残害,实有违天理,为常情所不容。诗人取譬之妙,用语之巧,而且在刹那间脱口而出,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后两句笔锋一转,抒发了曹植内心的悲愤,这显然是在质问曹丕:我与你是是同胞兄弟。为什么要如此苦苦相逼?“是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劝戒避免兄弟阋墙、自相残杀的普遍用语,说明此诗在人民中流传极广。
全诗以箕豆相煎为比喻控诉了曹丕对自己和其他众兄弟的残酷迫害,口吻委婉深沉,讥讽中有提醒和规劝,这一方面反映了曹植的聪明才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曹丕迫害手足的残忍。当然此诗的风格与曹植其它诗作不一致,因为是急就而成,所以谈不上语言的锤炼和意象的精巧,只是以其贴切而生动的比喻,明白而深刻的寓意赢得了千百年来读者的欣赏。
此诗《艺文类聚》卷三十作《萧丞相第诣世子车中作》。《文选》善注以为丞相即萧嶷。嶷为齐高帝道成之次子,武帝赜之弟,公元492年(永明十年)夏四月薨。善注引蔡邕《独断》:“诸侯嫡子称世子”。世子指嶷长子子廉。廉,字景蔼,官至太子中舍人,前军将军。公元493年(永明十一年)卒。“冬节”,冬至之日,为朝臣往还问讯之时,《南齐书·武陵昭王晔传》:“冬节问讯,诸王皆出,晔独后来”,即其证。此诗当作于公元492年冬。
先帝之子,当今皇弟,身为豫章王的丞相,贵极人臣,可以想见生前府第如何车马填堙,门庭若市,显赫至极!然而一旦谢弃人世,就连冬至这样的大节,也绝无友朋门生故吏前往其门问候慰藉亲属,又何其冷落寂寞。沈约在拜谒萧嶷世子子廉后,于车中作此诗,感叹世态炎凉,讥讽那帮趋炎附势的小人。
全诗可分三节。前四句为第一节,援古例今,以世人对待贵贱的态度跌出死生之势。“廉公”,即廉颇。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中秦反间计,免去廉颇长平指挥官之职,其“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得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失权势”,“门馆有虚盈”指此。“贵贱犹如此”,是诗人对廉颇失势得势门客去留的感慨,同时还暗用汉人翟公事:“下邽翟公为廷尉,宾客亦填门,及废,门外可设爵罗。后复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汉书·张冯汲郑传》)“曲池平”,指人死之后,善注引《桓子新论》:“雍门周说孟尝君曰:‘千秋万岁后,高台既已倾,曲池又以平。’”一贵一贱,门客盈虚,已见世态炎凉,何况是一生一死呢。此四句从古事说起,从贵贱说起,目的在于引出今事,引出生死,“犹”、“况”两个虚字的运用,使文气较为曲折跌宕。中四句,正写丞相新薨,宾客尽散、府第凄凉。“高车”,刘熙《释名·释车》:“其盖高,立乘载之车也。”“高车尘未灭”,丞相谢世未久,车行恍如犹在眼前。“珠履”,李善注引《史记》:“春申君上客,皆蹑珠履。”“珠履故馀声”,门生故吏造登丞相府第杂沓的步履之声仿佛在耳。以仿佛有声反衬无声,更觉寂寞。照理说,丞相去世未久,吊死问生,做为门生故吏、生前友好,义所不容推辞。然而,“宾阶绿钱满,客位紫苔生”,宾阶客位,到处长满苔藓,宅第萧条荒凉,写出无有造其门者。崔豹《古今注》:“空室无人,则生苔藓,或青或紫。一名绿钱。”结二句,为第三节,由丞相府第转写其人坟茔:府第门庭竟无一宾客,唯有我一人望其松柏郁郁苍苍的坟头而已,有说不尽的感慨。“九原”,春秋时晋卿大夫所葬之地。“佳城”,指坟室,据《西京杂记》,滕公(夏侯婴)掘地三尺,得石椁,椁有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后葬于此。“谁当”,有门客尽去,唯我不忘之意,表现了诗人对逝者的一片深情。
这首诗的制题,非常有特色。汉魏古诗多为乐府诗,即以乐府诗题为题;即使不是乐府诗,诗题也较简单,不怎么讲究。到了价争一字之奇的刘宋时代,谢灵运的山水诗不仅以其清丽取胜,诗题也多有标新立异者,例如《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修竹茂林》之类。此诗诗题的制作,不在于对诗情画意的追求,而是在用意上下功夫。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十六说:“此诗为‘诣世子’而作,却无一字及世子者何?缘是休文胸中先有一段炎凉之感,偶因‘诣世子’而发,意且不在死者,何暇生者?‘诣世子’上着‘至丞相第’者何?‘丞相第’,炎凉之地也。上又着‘冬节后’者何?‘冬节后’朝臣往还拜谒之侯,正验人炎凉之时也。今日世子所居之第,依然旧日丞相所居之地,今日至丞相第之人,已全无旧日至丞相第之人,乃特为驱车而来者,仅仅休文一人,则休文之外,尽炎凉之人矣。所以感之深不待操笔,故题下又着‘车中作’三字。”分析颇为精到。
这篇文章悼念欧阳修的祭文,文章列举欧阳修生平大事颂扬其功业气节,结合叙述、议论、抒情,中肯实在,令人感佩欧公之气度。文章结构一气呵成,段落衔接自然流畅,且善用比喻,运用生动,句式骈散错落,造语奇崛,文采斑斓。并注重音韵变换,平仄迭换,前有浮声,后用切响,读来声调起伏顿挫,加之以缠绵幽婉的情思,充分展现哀痛缅怀的气氛。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评价:
一,文章学术上的成就与功绩。
欧阳修的文章,“天才自然,丰约有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在文中,作者以一系列的排比对偶句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欧文的精妙之处,也点明了欧氏在当时文苑中的地位。北宋立国近百年,还承袭五代文章的陋习,文式骈偶,文风委靡。欧阳修之前,也有不少人有志于文学改革,但都没有成功,至欧阳修,始师法韩愈,开创了一代新风。《宋史·欧阳修传》评论:“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
二,褒赞欧阳修的政治道德。
欧阳修自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至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2年)退休,其间约四十年。在政治上,欧氏“天资刚劲,见义勇为”,“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仁宗时,社会问题已非常严重,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先识人士主张新政的呼声很高,得到了欧氏等青年官员的支持,纷纷抨击因循守旧的政治势力。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被贬谪,司谏高若讷攻击颇力,欧氏“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此也被贬为夷陵令。这批呼吁新政的人士当时被斥为朋党,一时无人再敢言事。这时,欧氏又挺身而出,写了《朋党论》进呈仁宗,认为君子有朋党,小人则无,呼吁君主应毫无疑忌地任用君子之朋党。此后,又上书要求改革吏治。直至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仁宗不得不起用范仲淹、韩琦等执政,欧阳修主持谏院,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改革,然而又遭到守旧派的极力阻挠。次年,范仲淹被构陷,引退出朝,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等也先后被贬出朝。本文褒扬其仕途虽然崎岖,但不畏不屈,忠于国事,敢于公论,代表了当时先进人士的政治意愿,因此为世人所共仰,而“终不可掩”,最终得到重用。在写欧氏的不屈精神时,作者这样用语:“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这一点与王安石的政治风格有相似之处,作者不也是锐意革新,而遭受攻沮,又傲然不屈吗?这几句出自肺腑,同声共鸣,铮铮有声。
三,彰扬欧阳修的事功。
仁宗后期,欧阳修渐登要枢,先后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仁宗突然病死后,与韩琦等当机立断,拥立英宗。作者对此事以豪健的笔法予以肯定,认为欧氏在紧急之机从容建立了千古功勋,封建社会建储立君毕竟是第一等大事。“功名成就,不居而去”,指的是英宗后期、神宗初年,欧氏力求引退。过去,士大夫常推崇老子的“功成、名遂、身退、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所以这里以此相誉。英宗时期,欧阳修任执政,得罪了很多人,因此怨诽四起,欧氏不自安,曾上书请退不获,又为蒋之奇构陷,神宗即位后,信以为真,“欲深谴修”,欧氏闭门不出,请求调查推究,后虽然得以昭白,但以风节自持的欧阳修年已六十,已无意仕宦,于是辞职请退。在作者的笔下,欧阳修是一个守节气、知进退,超然物外的高士,因此其英魄灵气不随出仕隐处、进升退黜而挫磨变化,人虽故去,但精神长存于箕山颍水之间。这里引用了一个典故,上古时,尧欲传位许由,不受,逃往颍水之阳、箕山之下,许由因此成为高士的代表人物。颍水、箕山,宋时在颍州一带,欧氏曾任颍州知府。古来文士好于林泉之乐,欧阳修、王安石也不例外,都写了不少优美的散文。在作者来说,把故世之人寄托于山水,正如陶渊明所言,“托体同山阿”,对死者是一种敬思,对生者也是一种慰藉。这几句不同于前文赞颂欧氏文章的对偶句,句式长短参差,节奏张弛有度。
最后一段抒发作者的缅怀向往之情,颇为真挚,这种情分两个层次,先是向慕瞻依之情,继之以临风不见的怅然若失之情,前一种情是后一种的基础,前者较单纯,后者则复杂得多。怅然若失既因不见故人所致,也因“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发,这句对应文首慨于人事之意,既表达了作者深切痛悼之情,也抒发了抱负难济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