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表达了男子对所爱女子刻骨铭心的相思之情，诗先写过去与美人的相会，美人颜色如花，让人沉醉不已。而今美人却弃人远去，故诗歌的主要篇幅写离别之后的相思之情。男子想象女子所居之地在天之涯天涯的明月圆缺变化，好比人的离别相聚；但月虽有圆缺之分，尚可以抬眼望见而与所爱女子睽离之后，却望不见。于是因相思而入梦，梦醒人不见，却更加伤心落泪。弹琴排遣愁绪，曲调高妙，却无知音鉴赏，故断绝琴弦，不再弹奏。在这样的苦苦相思之下，眼前竟然出现了幻觉：“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是君。”这两句化花为人，显出曲尽渴望美人归来而想入非非以致心神恍惚的情态。
诗落笔扣题，抓住“思”字赋写，开篇二字即进入深沉的回忆之中。“当时”，乃以前与女子欢聚的日子。那个时候，美人韶颜丽质，犹如盛开的鲜花一般，我为之倾倒，竟然酩酊大醉在她的家里。可见，当初两人是多么情意缠绵。而今天重游旧地，美人早已离去，无法再见面，只有过去的珠箔帷幕依然如故，一派惹人悲伤愁苦的凄凉景象。接着，由“天涯”二字拓开视野。在高远的天空中，挂着一轮皎洁秀丽的明月，它不断地运行，圆了又缺，缺了又圆。明月的形象本来就很美丽，用嫦娥奔月的故事，所造成的意象使明月更加美丽。这两句写明月，实则隐喻美人，而明月的圆缺，又暗寓人的离会。“翠眉蝉鬓生别离”一句，紧承上两句，并包括了，上述的两个意思。黛青的眉毛，蝉鬓的发式，都是女子漂亮的打扮，此即代指美女。与美人无端离别，远比明月的圆缺还要使人悲伤。月儿虽有圆缺之分，但终究可以看到，而与美人的睽隔，却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到的，令人肝肠断绝，难以为怀。
从“心断绝，几千里”，诗意进一步深化，因相思而人梦。美人在数千里之外的天涯，不得相见，只有托之于梦幻境界。“巫山云”意谓在梦中见到了美人，再次享受到醉卧美人家的温馨生活。然而，这毕竟是虚幻的梦境。梦中“一晌贪欢”，醒来以后，觉得更加悲伤，因而泪水滂沱。“泪滴湘江水”截取“泪”字，另成新意，意谓伤心而落下的泪水汇成滚滚的湘江水，可见悲伤之深。接着的两句，又换一个角度来写，以乐景写哀情。湘江两岸，树木葱茏，花枝鲜.艳，呈现出一派诱人的美丽景象。但是，见不到美人，这些花木不仅不能使人心情舒畅，反而更加伤心不已。愁绪深沉，只好借弹琴，来宣泄情感。尽管曲词高妙，因为美人远去，没有知音欣赏，所以，断绝琴弦，不再弹奏。以上八句，从梦中写到梦后，反复抒写无法再见到美人的悲伤哀怨的情怀。
最后四句，写不能见到美人后的痴想。前二句用骚体，并以相同字、词的重复出现，构成复沓句式，反复咏叹，表现了无限深沉的慨叹。其中“暮雨”“朝云”还是用《高唐赋》的字面，借以表达美人远在天涯，到处漂泊的意思。诗意表面上是通过想象，慨叹美人不知究竟在何方，其实是仍然渴望她能回到旧日楼头，与“我”重新聚会。末两句可能受王维《杂诗》（其二）“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末”的启发，经过点化而来。它采用比兴象征的手法，忽发奇想：经过一夜的苦苦相思，到窗前一看，那绽开蓓蕾的梅花，疏影横斜，暗香盈袖，“我”简直以为她就是美人，从天涯回来与“我”相见，使我心中产生了霎时间的惊喜。这里，运用人的幻觉，疑幻为真，表达深厚的相思之情。而幻觉一旦消失，回到真实中来以后，就会更加伤心。因此，这四句在深一层的意脉上，表现的是希望与美人见面，但又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刻骨情思。
属于“韩门诗派”的卢仝，诗歌以险怪见称，但这首《有所思》则通俗浅明，清丽可喜。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艺术效果，主要有三点原因。一是遣词造语清新明快，色泽的涂抹也浅淡清秀，不事雕琢，不追求华丽的藻饰。二是诗中虽，然屡次用典，但都好像信手拈来，融化无迹，如自己出，达到了以意取事、一片神行的境地，既丰富了诗的涵义，也具有通俗明快的特色。三是运用了多种民歌表现手法，如“三三七”句式，某些字、词的反复出现，许多句与句之间采用蝉联的结体方式等。这些手法，具有很强的节奏感和音乐感，造成了回环往复的特色，使诗富有浓郁的民歌风味，既深情绵邈，又通俗晓畅，大大增强了诗的抒情性。
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
雀诗在《乐府诗集》中被收入《相和歌·平调曲》。这是曹植自制的新题乐府，篇名取自篇首二字。《乐府解题》说：“曹植拟《长歌行》为《鰕䱇》。”古诗又云：“长歌正激烈。”可见《长歌行》是慷慨激烈的调子。这使得雀篇形式非常切合内容。
全诗可分两层。前十句是对追名逐利的世俗小人的轻蔑讥斥；后六句是对胸怀大志的壮士的崇高赞美，同时抒发他们不被人知的痛苦。雀诗多用典故和比兴手法，产生了既蕴藉深沉、又生动形象的艺术效果，诗中历史的积淀和现实的感奋交相融合，创造出一种千古同慨的悲壮之境。
开头四句，以“鰕䱇”“燕雀”比世间热衷于谋私营利之徒。以“江海”“鸿鹄”喻胸怀“皇家”“九州”的壮士。鰕䱇只会在浑浊的小水坑里游动，根本不知道世上还有深广的大江湖海。雀句语出宋玉《对楚王问》：“夫尺泽之鲵，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燕雀只能在柴荆编成的篱笆间嬉戏，不懂得鸿鹄遨游长空的壮举。雀句源于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陈涉太息曰：嗟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诗人通过“潢潦”与“江海”、“藩柴”与苍穹、“鰕䱇”“燕雀”与“鸿鹄”的对比，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是非观念和爱憎感情。句子的寓意显而易见：唯利是图、唯权是夺的浅薄小人，不可能知道那志士的宽阔胸怀和豪壮举动。对志士与小人的褒贬，从诗人《赠丁翼》诗中也可找到印证。诗人这这里抒发了遨游天地的壮志。
接着六句进一步说明：世上之有识之士，正应该明白这个道理，效鸿鹄之志，以成就无与匹比的大德大业。正如驾车升登于五岳之巅，再俯看天下之山，简直就如小丘小陵一样。然而世人大多图谋于势位利禄，奔波于仕宦之途。
第一层多用典故和比兴，表现诗人与势利之辈眼界、胸怀之不同。而第二层即后六句，转入对诗人志向内涵的直接披露。最后发出慨然长啸。这里的“壮士”实际是诗人的自期自许。结尾在慷慨悲歌中突发变徵之音，与开篇的勃郁之气遥相呼应，表达了诗人不遇知音、壮志难酬的愤懑和悲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