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秦以连横说秦》颇能代表《战国策》的风格,与《左传》文风迥异。《左传》凝练,言简意赅;《国策》舒放,铺陈夸张。《左传》深沉含蓄,耐人寻味;《国策》则驰辩骋说,富于气势。此外,本文在语言方面还大量使用排偶句,渲染气氛,使文气贯通,气势奔放,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充分显示了纵横家的风格。
善于选取典型生动的故事情节来刻画人物形象,是本文的一大特点。它并没有全面地叙写苏秦的一生,而是选取赴秦受挫、发愤读书、游说赵王、位极人臣以及家人前倨后卑几个典型情节,构成大悲大喜、冷热悬殊的曲折故事,描绘这位著名纵横家的独特经历与个性。
在谋篇构思上,通过对比手法的运用来描写人物,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其一,说秦说赵的鲜明对比:游说秦王,驰辩骋说,引古论今,高谈阔论,颇显辩士的口若悬河之才,结果却是“书十上,而说不行”。游说赵王,则隐其辞锋,简言“抵掌而谈”,正面浓墨重彩地描写他受封拜相后的尊宠。其二,说秦失败与说赵成功的对比之外,是家人态度的前后对比:说秦不成,家人冷落至极;在赵尊宠,家人礼遇有加。其三,苏秦自身的形象与心态的对比:说秦失败后的穷困潦倒的形象与失意羞愧的心境,说赵成功后,以卿相之尊,“炫煌于道”的威仪与得意忘形的心态,栩栩如生。“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以忽乎哉”,一语道出纵横家们人生追求的肺腑之言。昨天还是“穷巷掘门、桑户栳枢”的穷光蛋,一夜之间暴富暴贵。
本文记载了纵横家的代表人物苏秦发迹的经过。他最初主张连横,想帮助秦国攻打六国,秦惠王不用他,他就转而主张合纵,造成六国联合、共同抗秦的局面。全文叙事层次清晰,可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叙述了苏秦游说秦王失败。苏秦对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方面的情况做过认真的研究,也知道秦王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因而投其所好,强调用战争统一天下。然而,由于秦国内部的矛盾,秦王认为条件不成熟,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第二部分写苏秦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经过。苏秦游说秦国失败以后,穷困潦倒,狼狈不堪,饱尝炎凉世态,这反而强化了他追求功名富贵的决心。他刻苦读书,引锥刺股,终于得到谋略,使合纵成功,以致秦国十多年不敢出兵。
文中使用对比手法来描写人物,十分形象、鲜明、生动。作者通过苏秦的几段说辞,读书时的自白,以及先颓废后得意的情态细节描写,从正面塑造了一个坚韧不拔、刻苦好学、有胆有识、能言善辩的策士形象。但字里行间又流露了更隽永的意味。比如,文末作者高度赞扬了苏秦的合纵使人民免于战争的流血灾难,这和文章第一部分中苏秦在游说秦王时反复阐述用战争统一天下的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说明了苏秦的初衷只不过是为了个人的飞黄腾达。再如,游说秦王失败后,累计“说秦王书十上”,旷日持久,直拖到裘弊金尽,无可奈何,才“去秦而归”;心犹未死,而后回去下苦功,“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前后文的不同表现也足以反映其利欲熏心、投机取巧的政客本性。对比的手法不但用于塑造人物,还用于反映当时的庸俗世态。苏秦失意归家,妻目中无夫,不下织布机,嫂目中无叔,不为炊,父母目中无子,不与言;而苏秦得志归家,这些至亲之人全然另一副嘴脸,父母隆重远迎,妻子不敢仰视正听,嫂子则匍匐拜谢。这里通过对比,十分生动地刻画出了世态炎凉。作者还善于运用夸张铺陈手法和排比错综句式来体现纵横家谈笑风生、纵论横议的风格。如开篇部分,为了迎合秦王,分别从东西南北分叙秦的农桑猎牧、山岭关塞,又合写田肥民富、车多卒众,使文章气势奔放,辞意飞扬。再如批评“今之嗣主”,连续以六个三字排比句直逼惠王,有不可挡之势。
梁启超的《读陆放翁集》作于他一八九九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出走日本期间,写的是读陆游诗集引起的感慨。这里所选的是其中一首。
诗的前两句从大处着笔,指出千百年来诗坛柔弱不振的总趋势。在这种柔媚纤弱的风气笼罩之下,那种刚健雄直的战斗性和勇于为国家献身的精神也消亡了。所谓「兵魂销尽国魂空」是「靡靡风」最突出的表现。作者格外强调这一点,乃在为下两句蓄势,抹倒「诗界千年」,正是为了突出一人。「集中十九从军乐」指诗题给出的《陆放翁集》。在「兵魂销尽国魂空」的「千年」诗界,唯有陆游的诗集里,十分之九都是抒写卫国从军的渴望和欢慰的。所以末句「亘古男儿一放翁」,使足笔力推崇陆游是从古至今的诗人中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诗末梁启超自注云:「中国诗家无不言从军苦者,惟放翁则慕为国殇,至老不衰」,将诗意说得就更明确了。全诗写得极为概括凝练,雄直警策,这些都表现为「诗界千年」同「一放翁」的艺术对比所显示出的鲜明性。
梁启超格外推崇爱国主义和为国而战的「尚武精神」,他认为「中国人无尚武精神」,表现在诗里,则所谓「诗界千年靡靡风」,因而他倡导「诗界革命」,欲改造文学,振作民气,达到救国拯民的目的。这首诗可说是其发自心声之作。
五言绝句:语言平浅简易,情态缠绵凄凉,含蓄蕴藉,言短意长。“含蓄有古意”、“直接国风之遗”,在理解李白诗歌的时候应该注意这些。古代的“美人”就不是一个普通的词,与现代口头时髦的“美女”很不一样。《离骚》里的“香草美人”指贤臣明君;《诗经》中的美人指容德俱美的年轻女子,“有美一人,清扬婉兮”。“美人卷珠帘”是指品性容貌都美好的闺中女子,李白诗歌的“含蓄蕴藉”是指诗歌中主人公情韵的婉转,而非指寄托兴寓,所以说它“直接国风之遗”。
这首小诗抒写一位美人的幽怨,不直截了当地写怨,而只作美人神态的描绘:含颦独坐,泪痕满面,却表现出了她心中深深的愁恨。
“深坐颦蛾眉”,“深”的意思是有多层的。“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欧阳修《蝶恋花》)女子所住的闺房在“帘幕无重数”的深院里,十分幽深,十分寂寞,这是第一层;“深”还有深情的意思,所谓“美人卷珠帘”,古人思念亲人,总要登高望远,那是男子的做法,女子“养在深闺人未识”,不能抛头露面,于是只好“卷珠帘”望着离人去的方向以寄托思念之情,期待离人回来,这是第二层;“深”的第三层意思便是“久”,指坐的时间很长了。颦是皱的意思,吴宫里的西施“颦”起来的样子比平日更加美丽,更加楚楚可怜,才有了东施的效颦。“颦蛾眉”更显出了“美人”之美。
“但见泪痕湿”,因为思念太深了,情太深了,所以不知不觉就流下相思泪。“湿”字说明是暗暗地流泪,情不自禁地流泪。联系到第二句的“颦蛾眉”,比“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怨情更重。
“不知心恨谁”,明明是思念,是爱一个人,却偏偏用“恨”。女主人公的心底是有点抱怨,离人去外地太久了,害她一个人在这深院里忍受着孤单寂寞,离人却还不回来。但这种恨,其实就是一种爱。爱一个人,总是恨对方不能陪伴在身边。诗的前三句用赋,末尾用问句归结“怨情”。这里的赋是个动态的过程,首先是“卷珠帘”,然后“深坐”,再“颦蛾眉”,最后“泪痕湿”,行动可见,情态逼人。
这首诗的最后两句,历来为人称道。明明是思念,是爱一个人,却用了一个“恨”,所谓恨,是爱之极也。明明思念的对象已经呼之欲出了,却就不知恨谁。这两句,可以从两个视角来解读。第一个视角,是美人的视角,美人不是恨谁,是恨这春光太美,勾引了她内心的思念,还是恨良人久离不归,让她独守空房?恨的模糊了,但美人内心的恨意,却是明确的。第二个视角,是诗人的视角,诗人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到一个脸上挂着泪痕的美女,看到了她内心的恨意,但是不知道她恨的对象,也不敢冒昧问。
李白的这首诗写的就是一个意境,一个孤独的女子的思念之情。这样一个很平凡的情景,作者捕捉到了几个点,由这几个点勾出一幅简单的画面,同时又留下无限的遐想。随意的一个小细节,就可以泄露整个主题,可见诗人的洞察力。全诗哀婉凄凉,缠绵悱恻。
这是许浑在宣城送别友人后写的一首诗。这首诗前后两联分别由两个不同时间和色调的场景组成。前联以青山红叶的明丽景色反衬别绪,后联以风雨凄其的黯淡景色正衬离情,笔法富于变化。而一、三两句分别点出舟发与人远,二、四两句纯用景物烘托渲染,则又异中有同,使全篇在变化中显出统一。
“劳歌一曲解行舟”句写友人乘舟离去。古代有唱歌送行的习俗。“劳歌”,原本指在劳劳亭(旧址在今南京市南面,也是一个著名的送别之地)送客时唱的歌,后来遂成为送别歌的代称。劳歌一曲,缆解舟行,从送别者眼中写出一种匆遽而无奈的情景气氛。
“红叶青山水急流”句写友人乘舟出发后所见江上景色。时值深秋,两岸青山,霜林尽染,满目红叶丹枫,映衬着一江碧绿的秋水,显得色彩格外鲜艳。这明丽之景乍看似与别离之情不大协调,实际上前者恰恰是对后者的有力反衬。景色越美,越显出欢聚的可恋,别离的难堪,大好秋光反倒成为添愁增恨的因素了。江淹《别赋》说:“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借美好的春色反衬别离之悲,与此同一机杼。这也正是王夫之所揭示的:“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姜斋诗话》)的艺术辩证法。
这一句并没有直接写到友人的行舟。但通过“水急流”的刻画,舟行的迅疾读者可以想见,诗人目送行舟穿行于夹岸青山红叶的江面上的情景也生动地表现了出来。“急”字暗透出送行者“流水何太急”的心理状态,也使整个诗句所表现的意境带有一点逼仄忧伤、骚屑不宁的意味。这和诗人当时那种并不和谐安闲的心境是相一致的。
“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句则是表明诗的前后联之间有一个较长的时间间隔。朋友乘舟走远后,诗人并没有离开送别的谢亭,而是在原地小憩了一会。别前喝了点酒,微有醉意,朋友走后,心绪不佳,竟不胜酒力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薄暮时分。天色变了,下起了雨,四望一片迷蒙。眼前的江面,两岸的青山红叶都已经笼罩在蒙蒙雨雾和沉沉暮色之中。而朋友的船,此刻更不知道随着急流驶到云山雾嶂之外的什么地方去了。暮色的苍茫黯淡,风雨的迷蒙凄清,酒醒后的朦胧,追忆别时情景所感到的怅惘空虚,使诗人此刻的情怀特别凄黯孤寂,感到无法承受这种环境气氛的包围,于是默默无言地独自从风雨笼罩的西楼上走了下来。(西楼即指送别的谢亭,古代诗词中“南浦”、“西楼”都常指送别之处。)
第三句极写别后酒醒的怅惘空寂,第四句却并不接着直抒离愁,而是宕开写景。但由于这景物所特具的凄黯迷茫色彩与诗人当时的心境正相契合,因此读者完全可以从中感受到诗人的萧瑟凄清情怀。这样借景寓情,以景结情,比起直抒别情的难堪来,不但更富含蕴,更有感染力,而且使结尾别具一种不言而神伤的情韵。
此诗主要表达了诗人送别友人时的惆怅。前二句以青山红叶的明丽景色反衬别绪,后二句以风雨凄凄的黯淡景色正衬离情,以描写景色作为反衬的手法表达情感,笔法富于变化。
全诗共九章。首章以“緜緜瓜瓞”起兴,开首八字简洁地概括了周人延绵不绝、生生不息的漫长历史。以下至第八章,全叙太王率族迁岐、建设周原的情况。正是太王迁岐的重大决策和文王的仁德,才奠定了周人灭商建国的基础,如《鲁颂·閟宫》所言:“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篇末便自然而然带出文王平虞芮之讼的事,显示出其蒸蒸日上的景象。
周人早先所居的邠地,人们遭遇强悍游牧民族昆夷的侵扰,促使古公亶父举族迁移。《孟子·梁惠王下》记载狄人入侵,意在掠地,古公亶父事之以皮币、珠玉、犬马,均不得免,乃“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以其仁而“从之者如归市”。全诗以迁岐为中心展开铺排描绘,疏密有致。长长的迁徙过程浓缩在短短的四句中:“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而“爰及姜女”一句,看似随笔带出,实则画龙点睛。姜女是当地平原民族姜族的长女,周与姜联姻,意味着古公亶父被承认为周原的占有者和统治者。同时,此句又为后文在渭水平原上的种种生活劳动的刻画,做了铺垫。
在“堇荼如饴”的辽阔平原上,周人怀着满腔喜悦和对新生活的憧憬投入了劳动,他们刻龟占卜,商议谋划。诗人以浓彩重墨描绘农耕、建筑的同时,融人了深沉朴质的感情。他们一面“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廼亩”,欢天喜地安家定宅,封疆划界,开渠垦荒,一面“筑室于兹”。与落后的邠地相比,平原文明的标志便是建造房屋。走出地穴窑洞,在地面上修屋筑室,是一个质的飞跃,是周人安居乐业的开始,是周族初兴的象征,也正是古公亶父迁岐的伟大功业。对建筑的描摹刻画,正是对古公亶父的热情歌颂,故而诗中最精彩生动的描写正集于此:“陾陾”“薨薨”“登登”“冯冯”四组拟声词,以声音的嘈杂响亮表现了种种劳动场面,烘托了劳动的气氛。洪大的鼓声被淹没在铲土声、填土声、打夯声和笑语声中,真是朝气蓬勃、热火朝天。“百堵皆兴”,既是对施工规模的自豪,也暗示了周民族的蓬勃发展。“皋门有伉”“应门将将”,既是对自己建筑技术的夸耀,又显示了周人的自强自立、不可侵犯的精神。由此歌颂武功文略便是水到渠成:“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駾矣,维其喙矣。”表现了日益强大的周族对昆夷的蔑视和胜利后的自豪感。文王平虞芮之讼,突出表现其睿智与文德。结尾四个“予曰”,一气呵成,既是诗人内心激情一泻而出的倾述,又是对文王德化的赞美,更是对古公亶父文韬武略的追忆,与首句“緜緜瓜瓞”遥相呼应,相映成趣。
诗章以时间为经,以地点为纬,景随情迁,情缘景发,浑然丰满,情景一体,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自邠至岐,从起行、定宅、治田、建屋、筑庙到文王服虞芮、受天命,莫不洋溢着周人对生活的激情、对生命的热爱、对祖先的崇敬。结构变幻,开合承启不着痕迹,略处点到即止,详处工笔刻画,错落有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