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碑文高度颂扬了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并具体描述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怀念之情。碑文写得感情澎湃，气势磅礴，被人誉为“宋人集中无此文字，直然凌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韩愈）而上之”（《苏长公合作》引钱东湖语）。黄震甚至说：“《韩文公庙碑》，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足以当此，千古奇观也。”（《三苏文范》引）

　　起笔两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劈空而来，突兀高亢，豪迈警策，一下子就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作者并没有急于要说出具体是谁能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和如此深远的影响，而是继续泛论这种伟人的作用，能“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接着又举出申侯、吕侯是岳神降生，傅说死后变为列星的古代传说来说明这类伟人降生到这世上来是有目的的，从这世上逝去后也能有所作为。这就为下文论述浩然之气作了充分的铺垫，蓄足了气势。于是，文章顺势引出孟子的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说明这种气无所不在，“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接着，连用三组排比句，从所遇对象的反应、此气存在的条件和此气存在的方式这三个方面来具体予以描述、评论。“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这组排比句是说，突然遇上这种浩然之气，能使人失去其原有的贵、富、智、勇、辩，可见其威力之大。文章又用“是孰使之然哉”这一设问句，引出对此气存在条件的评述：“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实际上是强调此气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正是因为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所以它的存在形式也变化不一，并不固定：“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以上三组排比句，如江海横流，浩浩奔涌，襄陵浸天，势不可挡。而为了疏荡其气，使文章形成顿挫，在一组和二组之间，用一设问句“是孰使之然哉”，表示意思的转换；在二组和三组之间，用一因果连词“故”，表示上下层之间的因果关系。三层写完，又用“此理之常，无足怪者”予以归纳小结，使其开合有序，奔放中现出严谨。这一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虽带有相当的夸张和较浓的神秘色彩，但浩然之气并非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确实存在着的，这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正义的力量和精神。因此，它的影响极为深远，比如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将其写入著名的爱国诗篇《正气歌》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它在今后还将沾溉后人，涵育百代。

　　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作了充分的描述、评论，韩愈的高大形象已隐隐出现，于是二段顺势转入评述其道德文章。碑文先强调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之后，不仅统一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儒家思想也完全解体。先是道教和佛教盛行，到了晋朝，又出现释、道合一的玄学。因此，从儒家的立场来看，儒道丧失、异端并起的说法并非夸张。再看文风，魏、晋文章已开始骈偶化，到了南期，骈文占了绝对的优势，讲究平仄押韵，堆砌辞藻和典故，内容空虚，陈言泛滥，连反对过于骈偶化的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也依然采用骈文，可见其势力之大，已积重难返。即使进入唐朝，在政治、经济上出现了贞观和开元盛世，并先后出现了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贤相，对于衰弊的文风，也无法改变。直到贞元、元和之际，“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用“谈笑”“麾之”“靡然”等词语来强调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号召力之强、声势之大，是完全符合文学史实际的。接着，碑文连用四个排比分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以此从文、道、忠、勇四个方面来盛赞韩愈的道德文章和为人行事。一个分句一个方面，概括力极强，气势也极其充畅，因此这四个分句也成为整个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传千古、脍炙人口。而韩愈在文、道、忠、勇这四个方面的表现，正体现了上文所写的浩然正气，所以苏轼强调说：“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这样，将一、二两段完全挽合起来。至此，读者才充分理解，原来碑文首段所放笔泛写的浩然正气，实际上是句句都在描写韩愈。由此可见此文立意的精巧，用心的良苦。

　　碑文第三段，完全转换角度，另起炉灶，从论“天人之辨”人手。所谓“天人之辨”，就是分清天意和人为两个方面的情况，也即是：“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人干坏事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天意是不能容忍的；人可以欺骗王公大人，但天意不能容忍人去欺骗小猪、小鱼，因为《易·中孚》的卦象象征着中心诚信，诚信到能感化小猪、小鱼等微细之物，如能扩大到以之施政，一定能获得吉祥，因为诚信正应合着天刚正的美德；人可以用暴力去夺取天下，却不能用暴力去征服匹夫匹妇之心，因为这也体现了天意。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有不少唯心的成分在内，但也不是毫无合理的内核。比如将天意理解为公理和法律，还是可以讲得通的。接着，碑文便从天意和人为的角度，连用排比句进行两相比照，指出：“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镩、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在这两相比照中，前项均属天意，后项均属人为。凡属天意者，韩愈都能取得成功；凡属人为者，韩愈全遭失败。所以结论是：“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这样论说，不仅能与上文论述浩然之气的话完全吻合，不致矛盾，而且主要是突出和强调韩愈受到贬滴、遭遇诽谤、不能安身于朝廷，全是人为的结果，也即是君昏臣奸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因此，碑文这样写，不仅是为了歌颂韩愈的忠诚和正直，也寄寓着对韩愈在政治上屡遭陷害打击的愤懑在内。

　　碑文第四段，重点描写韩愈在潮州的政绩以及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兴办教育事业，故“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水利、根除民患，故“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对于王涤倡议重建韩愈新庙之举，“民欢趋之”。而当有人以韩愈生前在潮时间很短、对潮并不留恋为由认为在潮修建韩庙并无意义时，苏轼直接出面，以“如水之在地中”来比喻韩愈之神“无所往而不在也”，说明韩愈影响之广大深远，既极生动形象，又极具说服力。

　　碑文最后，为了进一步抒写作者对于韩愈的高度崇敬之情，又展开浪漫的想象，创作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诗中想象韩愈是天仙下凡，“下与浊世扫秕糠”的；他的诗歌成就极高，可以“追逐李、杜参翱翔”；他忠诚耿直，敢于“作书诋佛讥君王”；他感动上苍，“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因而当他离开天廷以后，天帝十分悲伤，仍然将他召回。诗的最后，写作者献上丰厚的祭品，虔诚地向他祷告，希望他能在人间稍作停留，但他却翩然飞回天宫，于是作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涕泪滂沱了。诗中通过这种浪漫的想象，既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韩愈的业绩，天人共鉴，韩愈的精神，感天动地，从而表现一位古文运动完成者对于古文运动开拓者的十分虔敬的心情，又紧密呼应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文心之深细严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综上所述，这篇碑文将议论、描述、引征、对话、诗歌等熔铸于一炉，高论卓识，雄健奔放，骈散兼施，文情并茂。正如王世贞所说：“此碑自始至末，无一懈怠，佳言格论，层见迭出，如太牢之悦口，夜明之夺目，苏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御选唐宋文醇》引）而宋代著名诗文评论家洪迈，则将它与唐代许多著名作家所撰写的韩愈碑、传、墓志等文章相比，指出它完全超越了前人：“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颂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容斋随笔》卷八）

　　这首诗前十四句极言旅顺港的形势之壮险、战备之精良、军威之雄壮，正是天下无双，固若金汤。最后两句骤然转折，将前文陡然抹倒，金城之固，毁于一旦，于大起大落中寄托了诗人无限的悲愤叹惋。全诗描写生动，语言通俗，格调沉重。全诗十六句，可分为三个层次。

　　从“海水一泓烟九点”至“龙旗百丈迎风颭”为第一层次，极写旅顺口形势的险要，炮台和大炮的精良、威严，港口布防的坚固。诗人一开始便以一种自豪的激情描写旅顺口的壮险的形势：“海水一汉烟九点。”这里将李贺《梦天》诗“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缩为一句的开头，居高临下，气势不凡。诗人像是引导读者从飞机上俯瞰辽阔的祖国大地。面对着如此壮险的海港，诗人由衷地发出赞叹：“壮哉此地实天险”。诗人选取了炮台、大炮、深、巨舰，龙旗等具有典型意义的事物，着重表现旅顺口形势之险要，装备之精良，防务之坚固。再加上发炮时的雷鸣电闪，港湾里的龙旗招展，写得有声有色，字里行间蕴含着对祖国的热爱和自豪的激情。

　　第二个层次从“长城万里此为堑”至“万鬼聚谋无此胆”，揭露帝国主义时时妄图掠夺旅顺、入侵中国领土的阴谋。“昂头侧睨视眈眈，伸手欲攫终不敢 ”，诗人以拟人化的手法把海港要塞写成昂首的猛虎，警惕地注视着阴谋入侵的敌人，终于使它们不敢轻举妄动。“谓海可填山易撼，万鬼聚谋无此胆”，这里用昂首的猛虎比中国军民，用“万鬼”比喻帝国主义列强，表现了对自身力量的自信和对敌人的蔑视，爱憎感情鲜明而强烈。而且，“昂头侧脱何耽耽”一句同前面的“炮台屹立如虎阐’相呼应，保持了形象的连贯和完整。

　　“一朝瓦解成劫灰，闻道敌军蹈背来”为第三层次，诗人以画龙点睛之笔高度概括了旅顺失陷的惨痛历史。谁知诗人引为自豪的如此坚固的要塞，竟然“一朝瓦解成劫灰”，这里面蕴含着诗人无限的哀痛和悲愤。如前所述，日军是从后路攻入旅顺的。诗人并没有重复旅顺失陷的战争过程，而是用“闻道敌军蹈背来”一句委婉含蓄地高度概括，揭示了旅顺港失陷的原因，深含着对应当为这次战争的失败负责的腐败政府和无能将领的不满与谴责，表现了诗人的巨大的哀痛与悲愤。

　　全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真实地记录了旅顺失守的情景。题为“哀旅顺”，实则表现了诗人对昏庸无能之清政府的愤怒谴责、对迫在眉睫之民族危亡的深切焦虑，同时也蕴含有抵御外悔的爱国情怀。这首诗在艺术上采取史诗般的笔法，站在历史的高度，对甲午海战加以高度概括与真实记录，显示了诗人驾驭重大题材的能力。其次，全诗以大量篇幅对我、敌双方的形势加以渲染，采用层层铺垫、卒章显志的方法来突出主题。

　　这是一首以蝴蝶为吟诵对象的咏物词。

　　开头两句写双双对对的江南蝴蝶在傍晚的阳光下翩翩飞舞。“身似何郎全傅粉”，《世说新语·容止》：“何平叔（晏）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此句以人拟蝶，以何郎傅粉喻蝶的外形美。蝶翅和体表生有各色鳞片和丛毛，形成各种花斑，表面长着一层蝶粉，仿佛是经过精心涂粉装扮的美男子。“心如韩寿爱偷香”，据《世说新语·惑溺》与《晋书·贾充传》载，“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为司空掾。充少女贾午见而悦之，使侍婢潜通音问，厚相赠结，寿逾垣与之通。午窃充御赐西域奇香赠寿。充僚属闻其香气，告于充。充乃考问女之左右，具以状对。充秘之，遂以女妻寿。”此处也是以人拟蝶，以韩寿偷香喻指蝴蝶依恋花丛、吸吮花蜜的特性。典故随意拈来，妙笔天成，运用得极其生动、贴切。“傅粉”、“偷香”，从外形与内质两方面概写了蝴蝶的美貌与特性，这两句为整首词的词眼。接着一句“天赋与轻狂”，挽住上片，又启迪下片。“轻狂”者，情爱不专一、恣情放浪也。

　　下片就“轻狂”二字生发，先写傍晚下了一场小雨，雨一停，浪蝶便度翠穿红地忙乎起来。“薄翅腻烟光”一句体物入微，状写精妙，选词用字准确、熨贴。蝴蝶的粉翅是薄而有些透明的，当它沾上雨水之后，翅上的“粉”便变“腻”了。“烟光”指的是雨后的晚晴夕照。斜阳透过沾水发腻的粉翅，显得朦朦胧胧，宛似笼罩在一片缥缈的烟雾之中了。

　　轻狂的蝴蝶自有轻狂的朋侣“游蜂”、“飞絮”相伴。蝴蝶伴随狂蜂、飞絮到处宿粉栖香，“长是为花忙”。结句回应了上片的“天赋与轻狂”，以“为花忙”的具体意象点出“轻狂”。“花”字意蕴双关，亦物亦人。全词一纵一收，上下关合，联密而自然。

　　欧阳修这首咏蝴蝶词，既切合蝶的外形与内质，又不单单滞留在蝶的本身，而是以拟人化手法，将蝶加以人格化，亦蝶亦人，借蝶咏人，通过两个切题典故－－何郎傅粉与韩寿偷香，惟妙惟肖地把蝶与人的“天赋与轻狂”、“长是为花忙”的特点巧妙地绾合起来，将何郎、韩寿的禀赋一古脑儿倾注在专以粉翅搧情、以恋花吮蜜为营生的浪蝶身上，把自然的动物性与社会的人性融合为一体，在蝴蝶的形象中集中了风流浪子眠花卧柳、寻欢作乐的种种属性，蝶就成为活脱脱的轻狂男子的化身。反过来，作者又含蓄地讽刺了那些轻狂男子身上过多的动物属性。如果这首词抽去了何郎与韩寿两个典故，它仅止于表面的咏蝶而已，失去任何内涵寓意，自是淡乎寡味了。

　　五代毛文锡有《纱窗恨》云：“双双蝶翅涂铅粉，咂花心。绮窗秀户飞来稳，画堂阴。二三月爱随柳絮，伴落花、来拂衣襟。更剪轻罗片，傅黄金。”可以看到毛词咏蝶仅止于蝶而已，虽然在艺术技巧上也有某些可取处，但比之欧词，在思想艺术境界、审美情趣与价值上自然要逊色得多了。汤显祖评《纱窗恨》词云“‘咂’字尖，‘稳’字妥，他无可喜句。”（汤显祖评本《花间集》卷二）显然，其所以“无可喜句”，主要不如欧词之有寄托。蒋敦复说：“词原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芬陀利室词话》）欧词咏物而又咏怀，这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