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此曲描写贵族小姐杜丽娘游览自己家的后花园，发现万紫千红与破井断墙相伴，无人欣赏，良辰美景空自流逝，感到惊异和惋惜，抒发了对美好青春被禁锢、被扼杀的叹息。全曲语言精美，以词的手法写曲，抒情、写景及刻划人物的心理活动，无不细腻生动，真切感人，流动着优雅的韵律之美。

　　这段唱词是《牡丹亭》在最有名的一支曲子，历久传唱不衰。全曲雅丽浓艳而不失蕴藉，情真意切，随景摇荡，充分地展示了杜丽娘在游园时的情绪流转，体现出情、景、戏、思一体化的特点。

　　首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写深闭幽闺的少女从未涉迹园林，这次乍进后园，只见百花盛开，万紫千红，艳丽眩目的春园物态，予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叩开了少女的心扉，然而，主人公并非只是流连其中，只“入”而不“出”，接承第一眼春色的是少女心中幻设的虚景，她预见到浓艳富丽之春景的未来走向——“都付与断井颓垣”，残败破落的画面从另一个极端给予少女强烈的震撼。“春色如许”开启了主人公的视野，使之充满了诧异和惊喜，接踵而来的对匆匆春将归去的联想则轰的一声震响了少女的心房，使之充满了惊惧和无奈。这里夹杂着深深的伤感，自己的人生春天也同样多姿多彩，然而却无一人走进来。

　　女主人公心花初放紧接着又上眉头的景象，包蕴的是无奈的情绪——“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这两句话突出了良辰美景与赏心乐事之间的矛盾，指出杜丽娘黯然的心情与艳丽春光间的不谐，春天的生机强化了她黯然伤感的情怀。现实的苦闷，青春的觉醒使得女主人公对外部世界充满了无限向往。她在这里意识到生命的困境，换个角度看待这些唏嘘，则里面并不仅仅残存着纯粹的悲观意绪，主人公情绪跌入低谷之后，仍念念不忘“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云霞翠轩”“烟波画船”，美好的事物始终深刻内嵌于少女的思维深处，读者不难从中窥探出主人公内心深处的期待，为下一段奇遇柳梦梅，为情而死的故事找到心理依据。

　　这段唱词既是景语，也是情语。人物的感情和景色交织在一起，映衬了主人公的对景自怜的伤感，其内心深处顾影自怜的哀愁在美好春光的感召下喷薄而出。此曲从喜乐到苦痛的情绪流变紧紧扣咬着从浓艳的实景向残败的虚景的转变，读者很难剖判外在之景与内在之情的严格界限，只因在此处，景现而情发，情入而景犹存。

　　此曲表现了杜丽娘游园恨晚、青春寂寞的悔怨，进而控诉了了封建礼教和封建观念对少女青春的无情摧残。杜丽娘作为一个刚刚觉醒的少女，感叹春光易逝，哀伤春光寂寞，渴望自由幸福的生活，强烈要求身心解放，这折射出明中叶后要求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对后世深有影响。在《红楼梦》中，即有林黛玉读这首曲时联想到自己的遭遇处境无限感伤的情节。

　　《惜往日》以首句名篇。本篇有真伪之争。南宋魏了翁《鹤山渠阳经外杂抄》因篇中提到伍子胥，怀疑本篇和《悲回风》为伪作。明许学夷《诗源辨体》和清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以作品语气而致疑。清吴汝纶《评点古文辞类纂》以《怀沙》为绝笔，又因本篇文词浅显，而疑本篇非屈原所作。今人陆侃如、冯沅君、刘永济、谭介甫、胡念贻等人，也都以本篇无标题且多乱辞等原因，对本篇的作者为屈原提出疑问。然而无论如何，持此种理由的观点说服力不是很强，与持本篇作者为屈原的论点相比，显得不十分有力。因此，自然不能剥夺屈原对本篇的著作权。

　　《九章·惜往日》以首句名篇。此篇是作者在临终之前回忆自己平生政治上的遭遇，作者痛惜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遭到奸人的破坏，而未能使之实现，表明了自己不得不死的苦衷，并希望用自己的一死来唤醒顷襄王的最后觉悟。全篇可分为六段。

　　第一段从“惜往日之曾信兮”至“身幽隐而备之”。追叙自己曾被怀王信任，自己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为楚国的富强出力，但最终因奸人进谗，遭到怀王猜忌而疏远。“惜往日”就是忆往日，痛往日，因回忆过去而哀痛也。《史记·屈原传》说屈原开始时是“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开头四句与这些是对得起来的，但接下来的话就转了。

　　“国富强”四句，言当时的楚国，修明法昭，上下一心，确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可好景不长，楚怀王委弃良臣，奢侈淫佚。但屈原认为楚王虽然有过失，己犹欲弼正匡辅，此意与《离骚》和《九章·抽思》二篇可以互证。

　　“心纯庬”四句言由于自己对楚王一片忠心，不肯把秘密泄露给其他同僚，因此引起在位同僚的嫉妒，他们向怀王进谗言，怀王从而对自己发怒、猜忌、疏远，这正是《屈原传》中“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一段的形象写照。“蔽晦君”以下六句，言那些小人蔽塞君王的聪明才智，虚饰罪状，以惑误君，又欺罔之；君王也不参验考核，究其真相，就疏远贬斥了我再不思念。

　　第二段从“临沅湘之玄渊兮”至“使贞臣为无由”。屈原身临湘水，决心自沉，该段写临死之前的思想斗争，更显得其就义的从容。

　　“临沅湘”四句，汪瑗认为“上二句是极推己之恶恶之心，不欲与谗人并生于世，盖反言以见其欲死也。下二句是明己之遭君不明，死为无益，又正言其不必死也。”（《楚辞集解》）“君无昭”四句言君王不知长短，故不能察，使芳草为薮泽所壅遏而不通；君王如此不明，忍死而无益，于是甘心死之，决不苟活。这四句是对“遂自忍而沉流”的回答。

　　“独鄣壅”二句谓忠臣非不欲尽力，只是由于“鄣壅而蔽隐”而不得辅佐。此所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者也。

　　第三段从“闻百里之为虏兮”至“因缟素而哭之”。历举前世君王得贤人则兴盛与信谗言则灭亡的事情来作进一步的对比说明。其中关于介子推的事情叙之尤详，本意是还希望楚王因自己之死，悔悟而改弦更张，振兴楚国。“闻百里”六句，历举百里奚逢秦穆公，伊尹逢商汤王，吕望逢周文王，宁戚逢齐桓公之事迹，此四子，国君用之而国强。

　　“吴信谗”二句举伍子胥事。吴王夫差听信谗言令伍子胥自杀，伍子胥死后吴国便被越国灭亡。“封介山”四句举介子推之事。介子推追随晋文公流亡，文公复国不封介子推，介子推逃入深山；文公以火烧迫其出山，子推抱木而死，文公悔悟，追封介子推。屈原在这里以伍子胥死后而吴亡，与介子推死后晋文公幡然悔悟，因而追封介山之事作对比，暗示“存君兴国”之意。

　　第四段从“或忠信而死节兮”至“使谗谀而日得”，承上文言自古忠臣之死，没有不是因为君王听信谗言而造成的。

　　“或忠信”四句承前一段列举贤臣之例而进一步发挥。指出忠信者反而被迫死节，奸佞者反而被信之不疑，全都是因为君王不能参验考究加以鉴别，而一味听信小人谎言。“芳与泽”两句言君主如不能按实省察，则不能分别忠信与奸佞。“何芳草”四句言君既不能省察分别忠奸，则忠臣的命运就不会好了。

　　第五段从“自前世而嫉贤兮”至“如列宿之错置”。进一步陈明自己过去与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如排列天上的列宿那样明明白白。在自己死后，自己所受的委屈，一切都将会昭雪于天下。

　　“自前世”六句以美女比贤能之人，谓在怀王时代，嫉善忌能，已经是这样子的了。美好的东西被说成是丑恶的，丑恶的东西被说成是美好的，一有好的东西出现，谣言马上就会产生。

　　“愿陈情”四句言自己的心情与行为光明正大，如星斗罗空，必将愈来愈明白，连“陈”、“白”也都是不必要的了。司马迁曾赞扬屈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日、月、星为三光，“列宿错置”，亦即“与日月争光”。

　　第六段从“乘骐骥而驰骋兮”至最后为。进一步表明自己将沉江自尽，以身殉国的决心。

　　“乘骐骥”二句谓驾良马疾驰，却不用控制马匹的器具。

　　“乘氾泭”二句谓乘木筏沿流而下，却不用船桨而自恃人力。

　　“背法昭”二句谓背弃法昭而随心所欲地治理国家，就好比上述两种情况，与之并无差别。

　　“宁溘死”四句写自己赴死之因，屈原谓“恐祸殃之有再”，朱熹说“不死恐‘邦其沦丧’而辱为臣仆……箕子之忧，盖为此也。”蒋骥说：“谓国亡身虏也。”根据当时楚国屡败于秦的形势，朱、蒋二人的分析是颇有见地的。最后二句明明白白地说明了自己写完这篇诗作之后就要赴水自尽，所以可以判断这篇诗作确是屈原的绝笔。

　　这篇诗歌语言上最大的特色是文辞质朴率直，浅显易懂，表意十分明白流畅。比如对于楚王的谴责，在《离骚》等其他作品当中，一般比较委婉曲折，往往用“荃”、“灵脩”、“哲王”等来代替，而在此篇中，因是赴水之前的绝笔，则无所顾忌，直接责备楚王为“壅君”。此篇诗作的这种风格，在全部屈赋中是显得十分奇特的。

　　其次，文章结构上前后照应，诗歌以“明法昭”起，以“背法昭”结，前后呼应。林云铭《楚辞灯》说；“以明法昭起头，以背法昭结尾，中间以'无昭’两字作前后针线，此屈子将赴渊，合怀王、顷襄两朝而痛叙被放之非辜、谗谀之得志，全在法昭上决人材之进退、国势之安危。盖贞臣用则法昭明，贞臣疏则法昭废；及既废之后，愈无以参互考验而得贞谗之实，而君之蔽晦日深，虽有贞臣，必不能用，是君为壅君，国非其国也。”十分准确地说出了本篇这个特点。

　　这首诗前两句写诗人雨夜泊舟湖上的所见之景，是写实境；后两句即景抒情，慨叹哲人已逝，文坛寂寞，暗里却又蕴涵着诗人有心振起诗坛之衰，去管领风骚的豪情。全诗从表面看是简单的即景抒情，凭吊前人但细加分析，可闻弦外之音。

　　一二句乍看是赋，是写实境，但赋中有兴，离情于景，情景相生，即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淅沥的雨点敲击船篷，那迷蒙的水汽弥漫天际，不能不使他产生怀古之幽情。第二句写南湖连夜降雨，湖水新涨，推窗远望，一片苍茫，诗人的思绪也随之进入阔的空间。“水连天”三字，确如秦观《送孙诚之尉北海》诗所写的“黏天四无壁”，诗人在构思时受到启发，看来是必然的。

　　七言绝句短小精粹，但在高手写来，却有深广的容量关键在于如何“纳须弥于芥子”进行高度的艺术概括。此诗可称是这方面的佳作。它前二句写景，但在景语中却暗暗设置意脉，即在“南湖”句中已渐渐引出秦观。至后联遂跌出伤时怀古两个警句，让秦观正式出场手法似一跌宕，意脉上却紧承前联，达到了“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想于绳墨之外”的妙境。

　　王士祯对秦观极为崇拜，至此诗则云：“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雅人深致，寄慨无端，从表面看来，这两句是在慨叹哲人已逝，文坛寂寞；但应该说，暗里却又蕴涵着诗人有心振起诗坛之衰，去管领风骚的豪情。秦观逝世到诗人写这首诗的时候，已是五百六十年，这用“五百年”这个整数去概指，但也可以理解为寂寞的只是其中的五百年，而此后不包括在内。文坛由于没有秦观那样的风流人物而寂寞萧素，现在诗坛这样热闹兴旺，而这又是与王士祯堪称“风流”的作为有关，他自己必不会以为诗坛是寂寞了，所以此诗明说若干年限之内的寂寞，正是为了衬托目前的热闹和繁荣，暗示自己已经管领风骚。

　　“语贵含蓄……若句中无余字，篇中无长语，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着者也。”（姜白石《白石道人诗说》）这首小诗的特点，正是多言外之意，前二句写景，后二句抒情，但都很含蓄而不简单直露，前联以托事于物的比兴手法，写寒雨中的凄苦心境；后一联似直露地慨叹大家陨落，文坛寂寞，但暗中又反衬自己振兴诗坛的抱负与所获得的成就。句句都有余意，耐人寻味。诗能言情事而不落言筌，以景物寓意而不着痕迹，真所谓“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这组诗歌咏洞庭湖，写作者与友人在秋风落叶中怀古论今，寄托深而寓意长，俊逸清畅中又充满忧伤和苍凉。全诗托兴幽微，音律纯熟，语言清婉，声情并茂，充满俊逸之气和清畅之调。

　　本首诗开头“江上相逢皆旧游”，作者说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久别重逢，喜悦之情不言而喻。次句“湘山永望不堪愁”，情感上来了个转折，这时望着湘山，却不堪诉说心中的忧愁，表明了贬谪生活的愁闷。

　　后两句“明月秋风洞庭水，孤鸿落叶一扁舟”，运用“秋风”、“孤鸿”、“落叶”等一些萧瑟的意象，表现出孤寂落寞的心情，这正是作者远离朝廷产生的失落感的反映。

　　韩愈《进学解》，旧说作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是年韩愈四十六岁，在长安任国子学博士，教授生徒。进学，意谓勉励生徒刻苦学习，求取进步。解，解说，分析。全文假托先生劝学、生徒质问、先生再予解答，故名《进学解》；实际上是感叹不遇、自抒愤懑之作。

　　文章分三段。第一段是国子先生勉励生徒的话。大意谓方今圣主贤臣，励精图治，注意选拔和造就人才。故诸生只须在“业”和“行”两方面刻苦努力，便不愁不被录用，无须担忧用人部门的不明不公。“业”指学业，读书、作文都属于“业”。“行”指为人行事，所谓“立言”即发表重要见解也属于“行”。韩愈认为这二者是主观修养的重要方面。例如他曾作《五箴》以儆戒自己。其中《游箴》感叹自己少年时学习的劲头和精力很足，而如今年岁大了，便不如少时了；痛心地说：“呜呼余乎！其无知乎！君子之弃，而小人之归乎？”可见他始终念念不忘学业之重。又《行箴》要求自己的言行合乎正义，认为这样做了，便虽死犹生。还说“思而斯得”，要求自己一言一行都须认真思考。可见《进学解》中关于“业”和“行”的教诲都不是泛泛之语，而确是韩愈所执著的立身处世之大端。

　　第二段是生徒对上述教诲提出质问。大意谓先生的“业”、“行”均很有成就，却遭际坎坷，则业精行成又有何用呢？先说先生为学非常勤勉，六经诸子无不熟读精研，叙事之文必记其要略，论说之文必究其深义，夜以继日，孜孜不倦；次说先生批判佛、老，力挽狂澜，大有功于儒道；再说先生博取先秦西汉诸家文字之长，写作古文已得心应手；最后说先生敢作敢为，通晓治道，为人处事，可谓有成。这四个方面，一、三相当于“业”，二、四相当于“行”。验之韩愈其他诗文，可知这里生徒所说实际上是韩愈的自我评价。以学而言，他曾说自己“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奇辞奥旨，靡不通达”（《上兵部李侍郎书》），并能穷究奥妙，达于出神入化之境。以文而言，他以“文书自传道，不仗史笔垂”（《寄崔二十六立之》）自许，欲以古文明道，传世不朽。以捍卫儒道而言，他说道统久已不传，即使荀子、扬雄也还有小疵，隐然以上继孟子、振兴儒学自期（见《原道》等文）。以为人行事而言，他自称“矫矫亢亢，恶圆喜方，羞为奸欺，不忍害伤” （《送穷文》），即坚持原则，正直不苟；又颇自负其政治才干，青年时便说己潜究天下形势得失，欲进之于君相（见《答崔立之书》）。这些评价，虽有的受到后人讥评，如有人批评他儒道不纯，但大体说来，他在这几方面确实都相当有成绩。可是其遭遇并不顺遂。下文生徒所说“跋前踬后，动辄得咎”云云，就是概述其坎坷困窘之状。他青年时本以为功名唾手可得，然而经四次进士试方才及第，其后三次于吏部调试，都未能得官，只得走投靠方镇为幕僚的道路。至三十五岁时才被授以四门博士（其地位低于国子博士）之职。次年为监察御史，同年冬即贬为连州阳山（今属广东）县令。三年后始召回长安，任国子博士。当时宪宗新即位，讨平夏州、剑南藩镇叛乱，显示出中兴气象。可是韩愈并未能展其怀抱，却困于谗方诽谤，次年即不得不要求离开长安，到洛阳任东都的国子博士。其后曾任河南县令、尚书省职方员外郎之职，至元和七年四十五岁时又因事黜为国子博士。生徒所谓“三为博士，冗不见治”，即指一为四门博士、两为国子博士而言。冗，闲散之意。博士被视为闲官。不见治，不能表现其治政之才。“头童齿豁”，也是真实情况的写照。韩愈早衰，三十五岁时已自叹齿落发白，作《进学解》时更已发秃力羸，只剩下十来个牙齿在那里摇摇欲坠了。仕途失意和体力衰退，使他愤慨而悲哀。生徒的这一大段话，其实正是他“不平而鸣”，借以一吐其胸中块垒而已。

　　第三段是先生回答生徒的话。先以工匠、医师为喻，说明“宰相之方”在于用人能兼收并蓄，量才录用。次说孟轲、荀况乃圣人之徒，尚且不遇于世；则自己被投闲置散，也没有什么可抱怨。最后说若还不知止足，不自量力，岂不等于是要求宰相以小材充大用吗？这里说自己“学虽勤而不繇其统”云云，显然不是韩愈的由衷之言，实际上是反语泄愤。“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是说自己动辄遭受诽谤，而同时却名声益彰。这就更有讽刺意味了。这里所谓“名”，主要是指写作和传授“古文”的名声。其《五箴·知名箴》就说过，由于自己文章写得好，又好为人师（其实是宣传“古文”理论），因而招致怨恨。《答刘正夫书》也说：“愈不幸独有接后辈名，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也。”据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说，韩愈就是因“奋不顾流俗”，作《师说》，教后学，而遭受谤言，不得不匆匆忙忙离开长安的。至于说孟、荀不遇云云，看来是归之于运命，借以自慰；实际上也包含着对于古往今来此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愤慨。他看到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总是“贤者少，不肖者多”，而贤者总是坎坷不遇，甚至无以自存，不贤者却“比肩青紫”，“志满气得”。他愤慨地问：“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均见《与崔群书》）这正是封建时代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常有的感慨。可贵的是韩愈并未因此而同流合污。他说：“小人君子，其心不同。唯乖于时，乃与天通。”（《送穷文》）决心坚持操守，宁可穷于当时，也要追求“百世不磨”的声名。

　　《进学解》表现了封建时代正直而有才华、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的苦闷，批判了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具有典型意义，故而传诵不绝。此外，第二段中谈古文写作一节，可供了解其古文理论和文学好尚，也值得注意。其所举取法对象止于西汉，那是因东汉以后文章骈偶成分渐多，与古文家崇尚散体的主张不合之故。所举除儒家经典外，尚有子书《庄子》、史书《史记》以及《楚辞》和司马相如、扬雄的赋、杂文等。这数家作品往往雄深宏伟，奇崛不凡，韩愈好尚正在于此。他曾称屈原、孟轲、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为“古之豪杰之士”（《答崔立之书》）。这与古文运动前期某些论者片面地将“道”与文学的审美特性对立起来，以至鄙视屈原、宋玉以下作家是很不相同的。

　　《进学解》以问答形式抒发不遇之感，此种写法古已有之。西汉东方朔作《答客难》，扬雄仿之而作《解嘲》，其后继作者甚多。但《进学解》仍能给人以新鲜感。这与它善于出没变化有关。如第二段先大段铺写先生之能，浩瀚奔放；再以寥寥数语写其不遇之状，语气强烈。其间自然形成大幅度的转折，而全段总的气势是酣畅淋漓的。第三段则平和谦退，似乎火气消尽；而细味之下，又感到有辛酸、无奈、愤懑、嘲讽种种情绪包孕其中，其文气与第二段形成对比。又如通篇使人悲慨，使人深思，但有的地方又似有谐趣。如先生谆谆教诲，态度庄重，而生徒却以嬉笑对之；先生为说服生徒，不得不痛自贬抑，甚至自称盗窃陈编。这些地方见出先生实处于被动，而具有滑稽意味。总之，全文结构虽简单，但其内在的气势、意趣却多变化，耐咀嚼。它之所以使人感到新鲜，又与其语言的形象、新颖有关。如以“口不绝吟”、“手不停披”状先生之勤学，以“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形容其碌碌无为，以“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写选拔培育人才等等，不但化抽象为具体，而且其形象都自出机杼。至于“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词语，既富于独创性，又贴切凝练，今天都已成为常用成语。又如“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将丰富的人生体验提炼为短句，发人深思，有如格言。在一篇不长的文章中，此类具有独创性的语句却如此之多，实在使人不能不惊叹作者在文学语言方面的创造能力。此外，本文文体系沿袭扬雄《解嘲》，采押韵的赋体，又大量使用整齐排比的句式，读来声韵铿锵，琅琅上口，也增加了其艺术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