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苦斋，是章溢先生隐居乡野的房舍，有十二间，是用茅草盖成的，坐落在匡山的顶上。匡山在处州府的龙泉县城西南二百里，剑溪就从那儿发源。匡山的四面，像墙壁一样陡峭的山崖高高耸立，岩石都是青色的，外面高，中间低，像个臼似地。山的下面只见白云，山顶上常刮北风。风从北面刮来的，大都不可能甜美而多带苦味，因此植物受北风吹刮，它们的味道都是苦的。但物性苦的植物也乐于生长在这里。
于是，鲜支、黄蘗、苦楝、侧柏这类树木，黄连、苦杕、亭历、苦参、钩夭这类杂草，地黄、游冬、葴、芑这类野菜，槠、栎、草斗这类果实，楛竹这类笋子，没有一种不一丛丛地到处分布，在这里罗列生长。野蜂在它们中间作窝，采集花汁酿蜜，味道也很苦，山里土话称它作“黄杜”，开始吃的时候很苦，难于下咽，久了就更觉得它甘甜，它能够消治积热，清除燥热心烦的病症。那里的茶也比一般的茶要苦。那里的瀑布都是从石缝中冲刷而出，源流腾涌激荡，水势湍急，弯弯曲曲，流入巨大的山谷。水里盛产有花纹的小鱼，形状如同吹沙，味道苦，而且有点辣味，吃它可以醒酒。
匡山距离人居住的地方较远，只有章溢先生喜欢去游玩，但跟随的人大多认为先生早去晚归太艰难，因此就选择匡山低洼的地方，把居舍修建在那里。先生带了几个年岁小的仆人，清除脱落的笋壳，种植些粟豆，就吃那草木的嫩芽和果实。有时就踏着木鞋攀登山崖，靠着大树吟咏高歌，或者往下走，来到清凉的溪边。听到打柴人的山歌飞出树林，就拍击着石头随着唱起来。人们没有谁能理解他那种乐趣。
章溢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乐与苦，是互相依托转化的；人们只知道乐是乐，却不知道苦也是一种乐，人们只知道把自己的乐当作乐，却不知道苦会从乐中产生出来，那么乐与苦室间，相距能有多远呵！如今那些富贵的人，安闲地坐在华丽的厅堂上，口没有尝过苦菜蓼辣的味道，身没有从事过农田的劳动，睡觉一定要铺上双层的垫褥，进食一定要精美的食品，出外一定要带上服侍的仆役，这些就是人们所认为的乐，有一天福运完了，困顿的生活在意外的灾祸中降临，却不知道那醉饮美酒、饱食肥肉的肚肠，不能装下粗劣的饭食，那垫惯了柔软的垫褥、盖惯了温暖的被子的身躯，不能穿上蓬草藋茎编制的衣裳，(这时)即使想要如同山野的农夫，卑贱的仆役，慌慌张张地奔逃隐藏．在草木丛中苟且求生而不可得，这难道不是以往的乐成了今天的苦吗？所以孟子说：‘上天将要把重大的责任落到这个人身上，一定先要使他的心意匿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的身体饥饿。’赵子说：‘好药虽然使口感到苦，却对疾病有利，忠诚正直的话，虽然刺耳，却有利于修养德行。’他们的所谓苦，正是我的乐；而他们的所谓乐，却正是我的苦啊。我听说井因为水甜美容易被汲干，李子因为味苦无人采摘而能保存，吴王夫差因为沉湎酒色而灭亡，越王勾践因为尝胆刻苦而兴盛起来，不也如同这个道理吗？”
我听了这番话，明白了他的意思，就把他的房舍取名叫作苦斋，写了这篇《苦斋记》。
注释
章溢：字三益，龙泉(今浙江龙泉县)人。元末不受官，隐居匡山。入明，累官至御史中丞。
楹：这里指房间，屋一间为一楹。
茆：同“茅”，茅草。
处：指处州府，治所在浙江丽水县。龙泉县属处州府管辖。
崿：山崖。
岸外而臼中：谓其山四边高中间低。
鲜支：即栀子，常绿灌木。果实可入药，味苦。
黄蘖：又名黄柏，落叶乔木，可作染料，又可供药用，味苦寒。
苦楝：又名黄楝，落叶乔木，可入药，味苦。
侧柏：常绿乔木，可供药用，味苦涩。
苦杕：不详。
亭历：也作“葶苈”，草本植物，子可入药，味苦。
苦参：多年生草本植物，根、实可入药，味苦。
鉤夭：又名钩芺、苦芺，菊科宿根草，味苦。
地黄：多年生草本植物，可入药，味苦。
游冬：菊科植物，一种苦菜。
葴：即酸浆草，也叫“苦葴”。
芑：一种苦菜。
槠：常绿乔木，种子可食。
栎：落叶乔木，俗称柞栎或麻栎。
草斗：栎树的果实。
楛竹室笋：即苦竹笋。楛，这里同“苦”。
已：治。
槚荼：苦茶树。荼，“茶”的古字。
啮石出：从石缝间穿石而出。啮，侵蚀。(一共有三种意思，一是“咬”，二是“缺口”，三是“侵蚀”)
沸沸：水腾涌的样子。
汩汩：水急流发出的响声。
栉滵：水疾流的样子。
吹沙：鱼名。似鲫鱼而小，常张口吹沙，故名。
窊：低洼地。
启：开辟，扫除。
陨箨：落下的笋壳。
蓺：种植。
菽：豆类。
茹啖：吃。
荑：草木始生的芽。
蹑屐：踏着木底有齿的登山鞋。
拊：击打。
相为倚伏：互相依存。《老子》：“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膏粱室子：指富家子弟。膏，肥肉；粱：美谷。膏粱谓精美的食物。
燕坐：安坐。
荼蓼：指野苦菜。荼，陆地上的苦菜；蓼，水生的有辛辣味的野菜。
重：双层。
舆隶：古代把人分为十等，舆为第六等，隶为第七等。这里指仆役。
艾：尽，停止。
疏粝：指粗劣的饭食。
御：用。
蓬藋：谓用蓬蒿、藋草来垫盖。
跼：曲，屈。
榛莽：指草木丛生的地方。
庸：岂。
夫差：春秋时吴国国君，阖闾室子，为报父仇，曾大败越兵。后沉湎酒色，为越王勾践所攻灭。
勾践以尝胆兴：春秋时，越王勾践为吴王夫差所败，后卧薪尝胆，图谋复仇，终于攻灭吴国。
刘子：作者自称。
《喻巴蜀檄》载《史记》卷一一七，《汉书》卷五七下，《文选》卷四四，《艺文类聚》卷五八。檄是用于声讨的一种文体。这篇文章是斥责巴蜀吏民的“罪”“过”的。文章为稳定人心，先用对外征讨的声威和虽被征招而无隐患来震动和安抚人心，为皇帝本意辩解，并分析唐蒙和地方官吏的责任；再树边民为榜样，以当官享乐传名来规范和开导百姓，并在对比中寻过责怪巴蜀吏民；最后说明作意，要求及时传达。总之，维护皇帝，斥责官吏，开导百姓，扬威以慑之，示安以慰之，示范以规之，示利以导之，寻过以责之。纵横辩说，思维产密；策略周祥，全盘平衡；运用权术，有利有节，入情入理，语言晓畅，说服力强。
从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喻巴蜀檄》为文其实非常为难，因为作者司马相如的使命比较麻烦。唐蒙略通西南夷乃是奉命，并且是司马相如本人所赞成的，引起巴蜀震动后，皇帝却要谴责唐蒙，并告知巴蜀百姓，唐蒙的做法并非皇帝本意。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必须顾及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面的意图，而又不能违背朝廷通西南夷的大政方针。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此刻并非无谓，指摘巴蜀本地凭“愚民”是唯一解开这个三重连环套的钥匙，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至少可以比“外地人”让巴蜀本地“愚民”具有更多的认同感。刘熙载《艺概》说：“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就《喻巴蜀檄》一文来说，“虚”即不在于“巴蜀民大惊恐”的事实如何，而在于如何认识；“危”即在于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各有道理需要平衡，如何阐述其中的轻重缓急确实非常为难。
从《喻巴蜀檄》的内容来看，指责唐蒙并非重点，宣传皇帝的本意也非重点，而指摘“巴、蜀行者”有“不忠死亡之罪”才成为重点，连带指摘这些“行者”的“父兄”以及专管教训百姓的官员有“不教诲之过”。杨升庵云“得告喻体裁，以大义令使者与蜀民两分其责”，“两分”说还未深入其内在逻辑，应当说此文是以指摘“蜀民”为主。
文章开头阐述朝廷在“边境”治理上的巨大成就和唐蒙奉使西南的必要性，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朝廷和唐蒙此次行动的正义所在，为后文指责巴蜀“行者”和巴蜀“愚民”建立一个坚实的道义基础。接着说明这次行动本“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略叙事实：“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摧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其中“惊惧、忧患”，即将抚慰巴蜀人士之意带出，却又明白将唐蒙加以指责，但仅此一笔带过，就转到总结此次出使的原意：申明“皆非陛下之意也”。行文至此，似乎出使的任务就完成了，但仅如此，“略通夜郎西僰”的任务就难于继续进行了，既然“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所以，唐蒙又无可厚非，指责”巴蜀民大惊恐“就势所必然，并称扬“夫边郡之士”与之相对：“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夫边郡之士”“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他们是“贤人君子”，而这些“自贼杀，或亡逃抵诛”的“行者”及其“父兄”乃“寡廉鲜耻”，“为天下笑”，有“不忠死亡之罪”“教诲之过”，措辞极为严厉。然后再次重申“陛下”之德为“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阐明自己的任务为“遗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最后要求巴蜀各级官员务必传达给“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使咸知陛下之意”。以“通西南夷”为根本、为标准，在这个前提下阐述评论各方意见功过，这应当是司马相如完成使命唯一的途径，也是《喻巴蜀檄》必然的结构方式。
全文五百六十余字，严正精悍、周详晓畅，深得文体之要，完全合乎《文心雕龙》对檄文的所下的定义：“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凡檄之大体，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指摘“巴蜀愚民”的语气极为严厉，命令太守传檄，语气也十分果决，都是为了檄文“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的目的。为了达到“曒然明白”的效果，全文未用一个典故，语词和其它几篇比较也不甚考究，如设问对答结构、联边字等皆未使用，应当是考虑”远所溪谷山泽之民””遍闻”的需要，即“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为了达到“气盛而辞断”的效果，司马相如使用了大量的骈偶、铺陈、押韵的辞赋方法。骈偶方面，文中仅完全对偶语句就达二百八十余字，大致占全文一半字数；铺陈方面，在“边境”“边郡之士”两个关节处铺陈共计二百七十余字，约占全文一半篇幅；押韵方面，文中大部分句子押韵，押韵密度和《子虚上林赋》等散体赋押韵密度相差不远。骈偶、铺陈、押韵成为这篇文章主要的修辞手段。明代张溥说司马相如“抑其文，皆赋流也”，即主要体现在骈偶、铺陈、押韵这三方面，也是其文章华丽的根源所在。
作为古代流传至今的第一篇成篇檄文，《喻巴蜀檄》具有檄文的基本特点，又保持着司马相如文章整饰华丽的一贯风格，在写作技巧上对后世有多方面的借鉴作用。
上片写景，营造凄清的氛围。“风紧雁行高”，开篇五个字便是寂寞的形状，宛如天际的白云，看似有形，却是无形。也正是因为如此，寂寞才难以捉摸，时而飘来，进入心里，让人无法释怀。容若最是能体会寂寞的，他的心，从始至终，从未曾冰释过。“无边落木萧萧”，就好像无边的落木，落叶无边，枯寂蔓延开来，无法收拾。而容若之所以开篇如此描写，正是要写出相思之苦的痛楚：“楚天魂梦与香销，青山暮暮朝朝”，到底那相爱之情如何才能够化解，让容若不再为相思而苦，无人能够作答，就连容若自己，也无法解答。人世间的情情爱爱，本就是因缘际会，这是无法用理性去控制的。容若是一个多情之人，他正因为多情，才被情所困。词中虽是写景，却景中有情，甚是感人。
下片借景抒情，运用“凉云”、“灵雨”等意象描绘出一幅扩大的景象。“天续凉云来一缕，飘堕几丝灵雨。今夜冷红浦溆，鸳鸯栖向何处？”情景交融，云雨反转，无一不让容若想到相思之人。今夜寒意袭人，那思恋的人会在何处。是否会被寒冷侵袭，又是否会不懂得加衣。这种种担忧，无不化进这首词中，尽惹得相思离人泪。最后一句卒章显志，表现出对自己所想之人的盼望之情。
从写法上看，全词没有一个字提及人物，既没有出现词人自己，也没有出现爱慕怀怀念的对象，一切修辞都是暗示，一切意象也都是暗示。在各种旁敲侧击里，烘托出梦天香消的刻骨悲伤。
这是一首写风雪行军的仄韵绝句，全诗写得十分壮美。一、二句写从军将士面对的环境极为严酷：天山脚下寒风劲吹，湖边（“海畔”）冻泥纷纷裂开，梧桐树上的叶子已经刮光，枝梢被狂风折断。就在这一严酷的背景上，映出皑皑雪山，传出高亢嘹亮的笛声。诗人以这一笛声，就点出了这里也许有人的联想，同时又将人隐去，以“不见人”造成悬念：那风里传来的笛声究竟来自何处呢？从而自然转出末句：寻声望去，只见在天山白雪的映衬下，一行红旗正在向峰巅移动。风雪中红旗不乱，已足见出从军将士的精神，“直上”的动态描写，更使画面生机勃然，高昂的士气、一往无前的精神，尽在这“直上”二字中溢出。
这首诗在艺术上善于映衬与妙用指代。一、二句对环境的描写，竭力突出自然环境的恶劣，用浓重氛围映衬从军将士无所畏惧的精神风貌。如果是在风和日丽、山明水净的条件下行军，便难能见出士气的昂扬坚强了。适应氛围描写的需要，在押韵上采用了入声的韵脚，一、二、四句末一字入韵，“裂”、 “折”、“雪”都是入声“屑”韵字，韵尾为舌尖音，收音短促，适宜于抒写或悲或壮的诗情。
前两句的氛围描写与入声韵的选用，为抒写壮美的诗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映衬毕竟是陪宾，描写的成败，关键在于作为主体的三、四两句。后两句意在写人，却不正面写出，更不和盘托出，而只是拈出与人相关的二物——“横笛”、“红旗”，不言人而自有人在。这种指代手法的运用，既节省了笔墨，又丰富了作品的艺术容量，给了读者广阔的想象的空间。军中物品无数，只写笛、旗二者，不仅出于只有笛声、红旗才会被远处发现，还因为只有此二物最足以表见行军将士的精神。在写法上，先写“横笛闻声”，后写“红旗直上”，符合人们对远处事物的注意往往“先声后形”的一般习惯。特别巧妙的是“不见人”三字的嵌入。“闻声”而寻人，寻而“不见”，从而形成文势的跌宕，使末句的动人景象更为显豁地表现出来。
这首《从军行》兼有诗情画意之美，莽莽大山，成行红旗，雪的白，旗的红，山的静，旗的动，展示出一幅壮美的风雪行军图。
这首诗写了诗人重返草堂的欢乐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情真意切，韵味圆满，辞采稳重匀称，诗句兴寄微婉。
“常苦沙崩损药栏，也从江槛落风湍。”大意是说：自从离开草堂，常常焦虑沙岸崩塌，损坏药栏，现在恐怕连同江槛一起落到湍急的水流中去了。这虽是诗人遥想离开成都之后，草堂环境的自然遭遇，但这也体现了诗人对风风雨雨的社会现状的焦虑。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当年诗人离开草堂时亲手培植的四株小松，才“大抵三尺强”（《四松》），诗人很喜爱它，恨不得它迅速长成千尺高树；那到处侵蔓的恶竹，即使有万竿也要斩除。诗人喜爱新松是因它峻秀挺拔，不随时态而变，诗人痛恨恶竹，是因恶竹随乱而生。这两句，其句外意全在“恨不”、“应须”四字上。杨伦在《杜诗镜铨》旁注中说：这两句“兼寓扶善疾恶意”，这是颇有见地的。乱世的岁月里，诗人的才干难以为社会所用，而各种丑恶势力竞相作充分表演，诗人由此感慨万分。这两句，深深交织着诗人对世事的爱憎。正因为它所表现的感情十分鲜明、强烈而又分寸恰当，所以时过千年，至今人们仍用以表达对于客观事物的爱憎之情。
此诗的后四句落到“赠严郑公”的题意上。“生理只凭黄阁老，衰颜欲付紫金丹。”生理，即生计。黄阁老，指严武。唐代中书、门下省的官员称“阁老”，严武以黄门侍郎镇成都，所以这样称呼。金丹，烧炼的丹药。这两句说，诗人的生计全凭严武照顾，衰老的身体也可托付给益寿延年的丹药了。这里意在强调生活有了依靠，疗养有了条件，显示了诗人对朋友的真诚信赖和欢乐之情。
最后两句，诗人忽又从瞻望未来转到回顾过去，有痛定思痛的含义：“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诗人自762年（宝应元年）七月与严武分别，至764年（广德二年）返草堂，前后三年。这三年，兵祸不断，避乱他乡，飘泊不定，人瘦得只剩皮包骨头了。诗人过去常读古乐府诗《行路难》，等到身经其事，才知世事艰辛，人生坎坷。“行路难”三字，语意双关。一个“信”字，包涵着诗人历经艰难困苦后的无限感慨。
全诗描写了诗人重返草堂的欢乐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情真意切，韵味圆满，辞采稳重匀称，诗句兴寄微婉。诗人将欢欣和感慨融合在一起，将瞻望与回顾一同叙述，更显出了该诗思想情感的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