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支曲是思归之作,反映了作者人到晚年思归之迫切。首两句写作者自己的经历和现状,言浅意深,颇有反躬自省之味。作者用平淡的语调,省净的笔墨,总结自己的大半生,看似寻常,却饱含人世沧桑。这里用“燕月歌声”对“吴霜鬓影”,一面是繁华的往事,一面是已然衰老的自己,既有对美好过去的感怀,又有对未来人生的担忧和惆怅。此二句已经有了“不如归去”的意思。后两句则将作者想辞官还乡的心意挑明。这两句写的是眼前西,化用张翰“莼鲈之思”的故事,抒发自己厌官思归的情怀。这支小令是有感而作,抒发情怀,所以寥寥数语,就表现出真挚动人的情感。
第二支小令表达对人生无常,好西难久的生命感受,认为富贵荣华不过是过眼烟云,转头即空。求功博名带来的不是福,而是在种祸。这种感受表明了处于那个特定的压抑、黑暗社会之中,每个人都面临着不能自主自己命运的人生困境。同时含有规劝世人不要贪恋功名之意。
第三支曲是送别之作。开头两句用江边苍茫的西色,衬托与友人离别的凄怆心情。后两句是写送行人唱曲的心意,行人远行本来就心情低沉,送行人再反复高唱“西出阳关无故人”就会更增加友人的离愁,出于关心友人的情绪,所以送行人有意识地“《阳关》旧曲低低唱”,以免行人闻声欲断肠。这支小曲写得有西有情,表现出作者精巧的艺术构思。这首曲描写了一个送别的场面。长江畔,翠柳含烟,远远望去,一片青翠莽苍;初春季节,微风拂起,江水波光粼粼,似乎带有一丝寒意。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送行者与友人分别了。一切的“珍重”、“再见”都已经道过了,只听得那令人断肠的《阳关》旧曲在低低吟唱,因为害怕远行者听到后会更加感伤。这首曲与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在内容上大同小异,但在写法上,特别是在场面选择上。有着自己的特点。李白选取的场西是友人乘船离去,孤帆远影,碧空无际,长江尽头,天水相连,人们彷佛看到诗人还站在岸边,痴情地望着远方。作者的小令,却选取了友人的船只欲去未去之际,杨柳依依,波光漾漾,离歌送行,话短情长。就感情的表达来看,二者也是有区别的,李白重在抒发送行者的感受,虽有离别的怅惘,笔调却显得轻快活泼。作者的小令则善于体会行者的心情,特别是“《阳关》旧曲低低唱,只恐行人断肠”两句,对友人的一片深情表现得极为细腻体贴。其实,“断肠”者岂止行人,送行者此时亦柔肠百结,胸中充溢着离别的哀伤。曲词语言浅白,笔调舒缓,情感沉郁,亲切自然。
最后一支小令是因白居易《琵琶行》而起兴,抒发了作者心中的一种惆怅之情。“十年书剑长吁”,十年,言其多年,与“十年燕月歌声”之十年相类。“书剑”,代指文人的游宦生涯;“长吁”,即长叹,指多年的为官生涯真令人感叹。“一曲琵琶暗许”,暗许,暗中许诺,心灵达到默契境界,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琵琶行》里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在白居易的诗里,琵琶女的身世引起了诗人的自省、共鸣,到了元代,故事发展了,白居易与琵琶女之间除了遭遇相类的同情,还有心灵震颤的爱情,马致远的杂剧《青衫泪》,就把白居易与琵琶女的经历敷演成由恋爱到结婚的喜剧。姚燧这里的“暗许”,已是后人从《琵琶行》生发出的意义。然而,姚燧是否在自己的情爱生涯中亦有一段隐恨呢?今天已不得而知了。或许,它只是作者在这里因地而点缀,发思古之幽情,从而对古人仕途蹭蹬所作的感慨,亦或是寄托了对友人的思绪。“月明江上别湓浦,愁听兰舟夜雨。”这两句很象姚燧自叙,他很可能在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乘船离开九江,与友人分别后,最怕在木兰舟中听那淅淅沥沥的夜雨声。姚燧拜官江西,史书并未说是贬官,但此时他已为耆旧之人,加之又作外官,常常思归故里,这样,白居易与琵琶女相遇时的烦闷,恰恰契合了他此时的心境。因此,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姚燧的这首小令,是通过描写白居易的故事,抒发自己羁旅行役中的忧闷。回头再看首句:“十年书剑长吁”,即是感叹白居易的经历,似乎又是对自己忙忙碌碌于仕途的感慨了。这支曲写得比较含蓄深折,作者以衬托的手法关合自身,咏古抒怀,情韵绵邈,委婉深沉。姚燧流传下来的散曲作品并不多,然而大都舂容闲雅,江河脱俗,在元代前期散曲作家中,确实是别具一格的。
《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武王伐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是不可逆转的,而夷、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
本文写作独具特色。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本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伯夷、叔齐的事实,只在中间一顿即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史记论文》第五册《伯夷列传》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含蓄设问,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
上片,怀古伤今,嘲讽“俗耳”者们对传统乐曲的低级欣赏水平。“定场贺老今何在。”以发问的句式,感叹为群众喜闻乐听的圈场乐声到哪里去了?高级的琵琶演奏师贺老而今安在哉?“几度新声改,怨声坐使旧声阑”,进一步写传统的高雅“旧声”被改得面目全非了。这些所谓的“新声”而今成为“怨声”了。“今何在”写今非昔比,“几度”写改“新声”没有限度,“旧声阑”写传统乐曲衰落的命运。“俗耳只知繁手,不须弹”,“俗耳”者们占领了当时的乐坛,“繁手”乱拨,谈不上用什么演奏场了。“只知”、“不须”,无情地嘲笑了传统乐风日下,到了“无知”和“低微”的程度。
下片,弃怨转赞,以古论今,优秀传统的乐曲是会永存的。“断弦试问谁能晓,七岁文姬小”,从辨声者的角度说,真正知音者幼如文姬。“试教弹作辊雷声,应有开元遗老,泪纵横”,进深一层,从欣赏者的角度说,真正知音者还有老如开元遗老。“试问”,实是不须问,知音者们谁都能晓,“试教”,实是不须教,高手一弹必然发出“辊雷”之声。“开元遗老”是传统乐曲的继承者和传授者,是民族极为宝贵的社会财富。“旧声”竟能使他们感动得“热泪纵横”,会为民族的传世经典乐曲而自豪。
全词,名写琵琶,实有寓意。批判了“俗耳”、“繁手”的“新声”,肯定了“贺老”、“文姬”、“开元遗老”的“旧声”,是借以对变法重新作出自己的评判。“几度”“繁手”的新法改革,导致一些合理的政治策略和治国方略也一并“阑”败衰落,“贺老”、“文姬”、“开元遗老”式的苏轼们“怨声”载道?如若有此寓意,对弘扬传统治国之策不无借鉴意义,但一味反对变法则是不可取的,这也反映了苏轼思想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