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两句写诗人是初来乍到，互不认识，冷眼相觑，气氛尴尬而又沉闷；后两句转而写似曾相识的白鸟突然飞来，热心地出面介绍，使情景顿时活跃起来，对耸立幽僻的青山的畏惧感随即消失，变得亲切可爱起来。这首小诗将山行时，环境由生疏到熟悉，情绪由寂寞而愉快的微妙变化，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全诗明白如话，既天真又风趣；写法特别，情调隽永。
首二句就让人眼前一亮，心中一奇。可以想象，诗人在山中独行，而且，这是个陌生的地方。他不知道这山叫什么名称。因为初来乍到，被他人格化了的山固然也不知道这位新游客叫什么名字。他把山写活了。“青山不识我姓字，我亦不识青山名。”“我亦不识青山名”可以理解，而“青山不识我姓字”则只可理解幽默诙谐了。这就是让读者眼亮心奇的地方。也许这山景色秀丽，诗人很欣赏它。但心中感到遗憾：这山不认识我。或者是遗憾：我该早来游这里的山，观这里的景。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是老朋友了。我与这样秀美的山做老朋友真好。可现在，我们相互都感到陌生。它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它。如果是老朋友，就会相互感到亲切，而现在，我们之间好像有些陌生和冷漠。
末二句打破了首二句“山”与“我”之间的僵局。这僵局，是由那只悠然而来的不知叫什么名的浑身有着白羽毛的“白鸟”打破的。看得出来，白鸟是这山中的常客了，与“山”似乎早就“相识”。它们是老朋友了，鸟鸣是无意无心的，或是在呼叫同伴，或许它也太感寂寞因此而自鸣。而诗人却捕捉到了这一霎那间的变化，欣喜地想，这白鸟不是在自鸣，而是在“对我对山三两声”。一下子，这白鸟的鸣叫将“山”与“我”乃至将“山”、“我”、“白鸟”的距离都拉近了。他和山成了朋友，和山中的白鸟也成了朋友。诗人郁郁独行山中的寂寞与无聊一下子冰释了，心中顿生喜悦。山也亲了，鸟也亲了。有着这样的心情再来看山观景，一定会比刚才更美了：景美心更美了。
人最怕寂寞。寂寞时，一声鸟鸣，一声兽吼，一阵水响声，一阵风声……都会让人舒眉展眼，心胸开阔。这首小诗，非常别致有趣地表达了这种人性的需要。
这首七言绝句，在构思、立意和表现手法上都有点特别，乍读费解，仔细吟咏，却能从中体察出一种意境，领略到一种情韵。写法特别，情调隽永。此诗与李白的《独坐敬亭山》格调近似：“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但李诗侧重表达在静观中“天人合一”，而叶诗主要写动态中协调沟通。
词的上片开头即写词人骑马归来、徬徨歧路的痛苦。曰“归鞍”，曰“徘徊”，曰“逆境难排”，初非出于悼亡，其中暗含政治上失意的悲愤。“逆境难排”一句正说明词人因削职归来，仕途上陷于逆境。这里词人把对亡妻的悼念之情与政治上的失落感糅合在一起，自然浑成，不着痕迹。“人言”二句，用事而能浑化。有病，一可悲也；病而有忧，二可悲也；有忧而不能饮酒，三可悲也。语曲而婉，情深且挚。“孤负”二字，显得感慨沉郁，而又婉曲深挚。如果说以上纯系抒情，那么至歇拍二句，则将情与景融而为一，逐渐点出悼亡的主题，并为下片作铺垫。“萧瑟捣衣时候”，是运典写景，兼点时令。抓住富有特征的细节，勾起对昔日生活的回忆，抒发深沉的掉念。“凄凉鼓缶情怀”，是蝉联前句，用典抒情。从归鞍徘徊写到此处，词旨渐趋显豁。这种手法有如剥茧抽丝，将读者渐渐引入词的意境。
词的下片紧承上片继续写景。“野店犹开”四字，使词情稍稍扬起，将前词所表现的悲哀稍稍冲淡了一些。但是就在一扬一抑之中，感情愈转愈深。“多情惟是灯前影，伴此翁同去同来。”二句通过孤馆寒灯，表达了对亡妻的思念。从语言上看，也似带有几分欣喜，然而骨子里却是更深沉的悲哀。词人身处孤馆，唯有一盏寒灯作为伴侣，一种孤寂之感，悼念之情，凄然流于言外。不直接写人亡，而以客观景物作为烘托，这是一种婉曲的手法。结尾二句直率朴实，如出逆旅主人之口。“今回老似前回”，重在一个“老”字。这一形貌上的变化，都是通过逆旅主人的眼光反映出来的。
词人借景抒情，全词中处处洋溢着词人对妻子的深情厚意和绵绵不绝的思念，让读者读来自然真切，凄美悲痛。
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