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者,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谦、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诗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或以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为下武即世修文德,以武为下。清代的经学家解此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诗经补注》、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均坚守毛、郑之说,而翁方纲《诗附记》、桂馥《札朴》等则赞同宋儒之说。按验诗歌文本,毛、郑之说不误,“不尚武”、“以武为下”云云,过于迂远,不可信。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如非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其说出自陆奎勋《陆堂诗学》。陆氏以《尚书》等经文印证此诗,谓“‘下武维周’,犹《长发》之‘濬哲维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继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顾命》所云‘命汝嗣训,临君周邦’也;‘绳其祖武’,即所云‘答扬文武之光训’也;‘四方来贺’,即《康王诰》所云‘诸侯皆布乘黄朱,奉圭兼币’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也”。陈氏以为其所析“以经证经”,“不为无据”。
《大雅·下武》的篇章结构非常整饬严谨,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一章先说周朝世代有明主,接着赞颂太王、王季、文王与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赞颂武王,下二句赞颂成王,第三章赞颂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赞颂康王能继承祖德,第六章以四方诸侯来贺作结,将美先王贺今王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修辞上,此篇特别精于使用顶针辞格,将顶针格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顶针勾连,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顶针勾连,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顶针勾连,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与第五章的首句“昭兹来许”意思相同,结构也相同,可视为准顶针勾连。《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顶针修辞,但比起《下武》那样精工的格式,不及远矣。而且此篇以顶针格串联的前三章组成的赞颂先王的述旧意群,与同以顶针格(或准顶针格)串联的后三章组成的赞颂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过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维系,有如连环。这种刻意经营的巧妙结构,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韵律节奏流美谐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庙堂文学歌功颂德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审美负效应,使读者面对这一表现《大雅》《周颂》中常见的歌颂周先王、今王内容的文本,仍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快感。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论断,确实,形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读完《下武》,读者可能很快就忘了诗中“哲王”“世德”“配命”“顺德”之类赞颂之词,但对它章法结构的形式美则将记忆犹新。
这是一首咏物词,是咏范南伯家文官花的。文官花,又名锦带花、海仙花。
词的上片主要写文官花的颜色多变及其原因。王僧孺《夜愁示诸宾》诗说:“谁知心眼乱,看朱忽成碧。”“倚栏”二句反用其意,言凭倚画栏观赏文官花,初看碧绿,转眼变为朱红色,而白色花苞也不经意地褪了色。两句之中,写出了该花由粉(白)变碧(绿)再变为朱(红)的变化,且造语自然,可谓健笔。“上林”三句写其由红变紫。上林,这里指翰林院。“紫云衣润”,言其变为紫色。如果说前两句写了白、绿、红三色,意象很密;而“上林”三句则用三句词写了一种紫色,而意象极疏,一疏一密,相得益彰,可知此词深得疏密相间之旨。“几许”三句另辟一境,探寻其颜色多变的原因。“春风”,一语双关,既指春风,又可指人。言文官花之所以粉、碧、绯(红)、紫见于一日之间,变态尤异于腰金紫,是春风“朝薰暮染”的结果,也是种花者精心培育的结果,这种解释虽然还没揭示出此花“变态”的真正原因,但在当时的科学还欠发达的条件下,也许只能如此解释。《全芳备祖》卷二十七引王元之《海仙花赋序》说:“予视其花”,未开如海棠,既开如文瓜,而繁丽袅弱过之。”又说“好事者作花谱,以海棠为花中神仙,予视此花不在海棠下,宜以仙为号”,因名海仙花。故“笑旧家”三句,指出桃李虽“东涂西抹”,强作艳丽,也不及文官花“繁丽袅弱”之风韵,为其在花谱中争得一席之地。
词的下片写对文官花的告诫和对范南伯的同情。其中前五句写告诫之意。“拟倩”二句言花之荣华“易消难整”,而借流莺之口“说与”,用笔极婉。朱熹《春日》说:“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而“人间”三句则反用朱诗,言万紫千红虽然给人带来了春天的气息,犹如“人间得意”之事,然而“转头春尽”,“人间得意”也将随着“春尽”而消失。这既是对文官花的忠告,又巧妙地引出了对范南伯“官冷”的惋惜之意。“白发”六句向范南伯致意。杜甫《奉赠韦左丞丈》诗云:“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范南伯曾赋诗谓:“伊人固可笑,历落复奇嶔。略无资身策,而有忧世心”,可知南伯确为儒者。刘宰《范大夫行述》说:“公治官犹家,抚民若子,人思之至今”,仅做了两任县令,便不得不弃官家居,故作者以“儒冠曾误,平生官冷”惜之。据刘宰说:“公岁晚居贫而好客,客至辄饬家人趣治具,无则典衣继之,须尽乃白”,仍保持中原豪杰的本色,所以作者在结尾三句中谓其“风流未减”,但“年年醉里,把花枝问”,这虽然表示出他对花的爱恋,但晚景之凄凉,心绪之愁苦,也就可想而知。这几句词语极婉而情极痛,确实感人之至。
这首诗写作者因见衡山花开而想念久别的故国家园,用衡阳回雁峰故实喻自己与北飞的雁群互相竞逐,表示了归途中心情的急切和喜悦。
“故国名园久别离,今朝楚树发南枝。”此二句诗人从眼前衡山梅树南枝新开的花,自然回想久别的长安家园。以楚树新花象征人生有了新的机遇、新的希望。柳宗元的故乡有数亩良田,山丘上建有亭台馆舍,池塘与深泽碧水相连,这美好的家园引起了游子的思念。更何况那是他施展才华、实现理想和抱负的地方。
以上将蕴藏已久的思归情绪,借早春新花开放表露出来,郁积的愁闷,仿佛豁然开朗。
“晴天归路好相逐,正是峰前回雁时”。衡山有回雁峰,传说雁到此即不再南飞,春至又返回。这里运用了回雁峰的故事,实指北归的鸿雁。在这难得的晴朗春日,我恰好和那些雁群相随北归。敦促弟弟也快点启程,由于心情好,就觉得天气也好,路也好,而且恰逢大雁北归,多好的兆头。
末句以眼前景物作结,雁能传送书信,更点出“寄”弟之意,可谓余音袅袅,情绪开朗,表现了归途中心情的急切和喜悦,也体现了在贬永期间与之相依为命的兄弟情深。
全诗即景生情,温馨脉脉,相邀相约,尽在物物之中。京都名园,令人神往;春和景明,楚树南枝;晴天归梓,载欣载奔;南雁北返,峰前成阵。这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是心灵的洞察,是寄意的心旌。羡雁阵比翼相逐,恨故国返而不得。深婉蕴藉,期待有嘉。
这一组文章,是用两篇散文画龙,又借孔孟语录点睛:速度问题,要从实际情况衡量,能快则快,须慢就慢。不能快却求快,适得其反;慢慢来,作好充分准备,倒是水到渠成。
这里的关键是从实际出发,充分估计事态发展的趋势,把握事物发展过程的规律,排除鼠目寸光的干扰,作出比较科学的预见。
小到二里的路程,对于成年人来说,不紧不慢二十分钟笃定走进城门。但是,渡者听到询问,还须“熟视”瘦小的书童再说:他的肩头那么嫩,他的双腿这么细,而他身边的一捆书几乎齐腰,捆扎书籍的绳子又不牢靠。这就表明,在城门关上之前的有限时间里,小书僮是要完全避免摔跤的折腾的;而要避免摔跤,就须徐徐走去。看起来,速度放慢了,时间会拖长,但换来的,却是小书僮力能胜任,尤其是不出意外,这样,时间反倒赢回来了。显然,这样的考虑是渗透着快与慢的辩证思维的,却为毫无辩证观点的人所不解,甚至讥之为儿戏。
大到战争的胜利,也不可躁急从事,而要从一件件小事做起,从我做起,才能争取得到。夏后相在失败以后,不是不服气,最好明天再战,拿出颜色给对方看看,而是分析原因,找到根子,艰苦奋斗,战胜自己。在他看来,这次失败,既然不是我方的外因(地不浅,民不寡)使然,那么,就是我方的内因所致,具体地说,就是“吾德薄而教不善”决定了的。——显然,这是深切反思和深刻探讨以后得出的结论。我们可以从他日后力求改正的几个方面想见此前的所作所为:一是无视玩物丧志,表现在贪图享受,纵情娱乐,讲究修饰;二是漠视道德规范,表现在待人不讲礼貌,用人不讲贤能。——如此气氛弥漫在家庭内外,乃至部落国家,一旦发生战争,遭遇失败,就是十分自然的了。所以,甘泽之败,无异于在夏后相脸上击一猛掌,使他在清醒以后定下了“厚德善教”的长期战略,并以此作为回答躁急请战者以“不可”的坚强后盾。——这里提出“长期”二字,请问“长”到什么时候?应该说,在夏后相那里,是没有一张时间表的,总之是要长到上述各方面都拨乱反正了。有显著成效了,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有压倒对方的优势了,才可一战。所以,相对于以速战求速胜的六卿来说,夏后相对胜利的期望要久远得多,他甚至很有“只知耕耘,不问收获”的味道。哪知如此专心致志于战略调整的结果,却是仅仅一周年后,有扈氏自来顺从,夏后相不战而胜。这就不能不使人信服这样一条真理:外因只是事物发生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事物发生变化的根据。
可惜,《小港渡者》的作者和《期年而有扈氏服》中的六卿在事情当初是认识不到这一点的。周容对渡者的“熟视小奚”,感觉迟钝,对渡者的回答,愠以为戏,一意趋行,直到束断书崩,仓促之中眼看城门关闭而不得入,才在爽然自失之中感悟渡者之言近乎道,利于行,记之以诫后人。六卿好胜心切,也一定悻悻于夏后相对他们“请复之”的不以为可,直到期年以后,内部整治得体,国力强盛,前敌不战而服,才会击节长叹道:天下之不以躁急自败,反以缓国自强而胜人者,其犹是也夫,其犹是也夫!
人们在感叹之余,才始领悟孔孟语录并不我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