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描写古黄河的词，表现了古黄河雄壮而又苍凉的景象，描绘出一幅秋夜渡河的美丽图画，并借以抒写国家兴亡之情怀。意境壮阔，情感深沉。
“扬舲万里”，乃化用《楚辞·涉江》“乘舲船予上沅兮”句意，一开头就流露出对万里征发的消极情绪。接着“笑当年”两句蕴含了一种“山河破碎”之感。昔人曾经感叹长江把南北隔开，作者在这里是借长江而言黄河，因为黄河的气派堪与长江相比。作者借“追昔”（六朝时以长江为界分为南北两方）而“抚今”：当年的金（金亡后是蒙古）与南宋对峙，犹有南北并列之势，而今却连这种形势都不复存在了。因此作者选用了一个“笑”字。“笑”，本是喜悦的字眼，这里却是无可奈何的苦笑，表达了作者那种不可言状的复杂感情。这两句看似发问，实则却是“大局已定”“无力回天”的哀叹。
“须信”两句开始接触“正题”。作者是生在江南锦绣之乡的贵公子，以前是做梦都梦不到这块荒凉的地方，然而现实却偏偏迫使他长途跋涉至此，所以“游历”云云，乃是自欺欺人的遁词——世上不存在这种满怀凄凉的“游历”。作者和同行的沈尧道、曾子敬等人的心情并不相同，他们或许是想借此机会施展才能，企求得到提拔，而作者则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在心，所以虽然王命在身，不得不行，然而内心是苦闷的。因此面对着“中分南北”的古黄河，作者不由要发出痛楚的声音来。
“老柳”三句写出了一个“南人”眼中的黄河面目：“老”“古”，极写其古老；“风定波犹直”，极写其水流之峻急，如昔人所谓“急湍甚箭”。这里是写实，也体现出词人心中的警动。
“野人”两句，借言河边的土著居民带着诧异惊讶的语气向这群旅行者发问。“泛槎”原有一个典故，旧说天河与海相通。有人某年八月从海上乘浮槎竟误达天河。这儿以天河比黄河，这是借当地居民的惊讶来反衬此行的出乎常情之外以及路途跋涉的艰辛。
上片主要写情，以情带出景；下片则主要写景，而以景带出情。过片“迎面”三句极写黄河气象之萧疏空阔，与杜甫“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之境相似，而“艰难苦恨”之情也就隐寓其中了。
“衰草”两句，写出了时值深秋，北地早寒，放眼望去，一派衰草凄迷之状。这和“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的南国秋光大异其趣。“唯有闲鸥独立”，既是写眼前实景（寥廓的河面上唯见孤鸥闲立），又暗露心中之意（茫茫世间只有沙鸥才是自由的，人却不能独立自主）。
“浪挟”三句写黄河一带的壮阔气象，实是警策。当年苏轼曾用“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念奴娇·赤壁怀古》）来描绘长江的惊心动魄，而在这幅壮丽的画面上“推出”了周瑜这样雄姿英发、儒雅风流的人物；张炎此处也用苍凉悲壮的笔触写出了黄河的惊涛骇浪，却在这种意境中流露出自己迷惘的心绪。
最后写到“扣舷”两句，作者激动的心情达到了“高潮”。他万感交集，百哀横生，禁不住敲击着船舷狂歌浩叹起来。而尾句“海蟾飞上孤白”，更是以海上飞月的下半夜奇绝光景来衬出自己孤寂难禁的痛苦心情。
此词在写作上的“词风”问题颇受注意。本来，张炎是一个祖述周邦彦、姜白石词风的婉约派词人。然而，此时此地，他的遭遇和心情却发生了巨变。他在这里，写的是“渡（黄）河”，而不是“游（西）湖”，无论是写情写景，都带有古黄河那种苍劲寂寥的风味。所以，此词更似东坡、稼轩之词风，在张炎词中别具一格。
第一首诗的“万艘龙舸”代指隋炀帝的船队。全诗描述了隋炀帝游览扬州的豪华船队以及大运河的地理环境，诗中隐含了隋炀帝被部将宇文化及杀死的历史事实。诗说当年的浩然盛大的场面如今已经不复存在，实质是说当时的唐帝国早已是连隋炀帝时也比不得了。这是对当政者的警训，意味深长。
第二首诗第一句从隋亡于大运河这种论调说起，而以第二句反面设难，予以批驳。诗中说：很多研究隋朝灭亡原因的人都归咎于运河，视为一大祸根，然而大运河的开凿使南北交通显著改善，对经济联系与政治统一有莫大好处，历史作用深远。用“至今”二字，以表其造福后世时间之长；说“千里”，以见因之得益的地域之辽阔；“赖”字则表明其为国计民生之不可缺少，更带赞许的意味。此句强调大运河的百年大利，一反众口一辞的论调，使人耳目一新。这就是唐人咏史怀古诗常用的“翻案法”。翻案法可以使议论新颖，发人所未发，但要做到不悖情理，却是不易的。大运河固然有利于后世，但隋炀帝的暴行还是暴行，皮日休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来看开河这件事的。当年运河竣工后，隋炀帝率众二十万出游，自己乘坐高达四层的“龙舟”，还有高三层、称为浮景的“水殿”九艘，此外杂船无数。船只相衔长达三百余里，仅挽大船的人几近万数，均著彩服，水陆照亮，所谓“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李商隐《隋宫》，其奢侈糜费实为史所罕闻。第三句“水殿龙舟事”即指此而言。
作者对隋炀帝的批斥是十分明显的。然而他并不直说。第四句忽然举出大禹治水的业绩来相比，甚至用反诘句式来强调：“共禹论功不较多？”意思就是：论起功绩来，炀帝开河不比大禹治水更多些吗？这简直荒谬离奇，但由于诗人的评论，是以“若无水殿龙舟事”为前提的。仅就水利工程造福后世而言，两者确有可比之处。然而“若无”云云这个假设条件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极尽“水殿龙舟”之侈的炀帝终究不能同躬身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相与论功，流芳千古。故作者虽用了翻案法，实际上为大运河洗刷不实的“罪名”，而炀帝的罪反倒更加实际了。这种把历史上暴虐无道的昏君与传说中受人景仰的圣人并提，是欲夺故予之法。说炀帝“共禹论功不较多”，似乎是最大恭维奖许，但有“若无水殿龙舟事”一句的限制，又是彻底的剥夺。“共禹论功”一抬，“不较多”再抬，高高抬起，把分量重重地反压在“水殿龙舟事”上面，对炀帝的批判就更为严厉，谴责更为强烈。这种手法的使用，比一般正面抒发效果更好。
此诗以议论为主，在形象思维、情韵等方面较李商隐《隋宫》一类作品不免略逊一筹；但在立意的新奇、议论的精辟和“翻案法”的妙用方面，自有其独到处，仍不失为晚唐咏史怀古诗中的佳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