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五百六十五。下面是安徽大学文学院术研究带头人、安徽大学古籍整理汉语言文字研究所顾问马君骅对此诗的赏析。
这首小诗主要写景,而情隐景中,驱遣景物形象,传达了怀乡、思友的感情。在暮春三月的晴江之上,诗人仰视,有落日与绮霞;遥望,有远山如眉黛;俯察,有青青的芳草。这些物态,高低远近,错落有致。情,就从中生发出来。
首句炼在“低”字。在生活中可观察到,日低时才见晚霞,日愈落下,霞的位置亦愈低,就是“落霞”。一个“低”字写出此刻晚日沉沉,含山欲坠;落霞经晚日的金光从下面映射,更显得色彩斑斓,极为绮丽。晚日与绮霞,两者相互映衬,相得益彰。
次句“远”字传神。青山一抹,宛如美人画眉的翠黛。这一美景,全从“远”字得来。近处看山,便非这种色调。
第三句“青”字最见匠心。这里“春”下单着一个“青”字,别有韵味。这个“青”与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同一杼轴。王安石的“绿”,由“过、到、入、满”等经几次涂改方始得来,足见锤炼功力。韩琮在此炼得“青”字,早于王安石几百年,应该说是“先得我心”。正是这个“青”字使全句飞动起来,春风唤醒了沉睡的河畔,吹“青”了芳草,绿油油,嫩茸茸,青毡似地沿着河畔伸展开去。这一盎然春意,多靠“青”字给人们带来信息。
全诗着力点最终落在末句“望”字上。“望”字承前启后,肩负着双重任务。前三句的景是在诗人一望中摄取的。由望景联想到望乡,望乡自不免怀旧,所以诗题不仅标出“晚春江晴”,而且缀以“寄友人”。然而诗人为什么不说“正是望乡时”,偏说“不是望乡时”?望景怀乡,望景怀人,本是常情,但诗人故意不直陈,而以反意出之。正如辛弃疾在《丑奴儿》下片中所说的:“而今识得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辛词不言愁而愁益深,此诗不言望乡而望乡之情弥切矣。
全诗四句,有景有情,前三句重笔状景,景是明丽的,景中的情是轻松的。末一句收笔言情,情是惆怅的,情中的景则是迷惘的。诗中除晚日、远山都与乡情相关外,见春草而动乡情更多见于骚客吟咏,如《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等都是。韩琮此诗从“晚日”、“远山”写到“春草”,导入“望乡”,情与景协调一致,显得很自然。明代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说:“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斯言可于这首小诗中得到默契。
诗的前半段宛如一副工笔画,在绵绵春雨中,楝树开出了淡紫色的花朵,由于沾上了雨珠,显得格外娇艳和滋润。南风轻轻吹拂,在郁郁葱葱的草木丛里,不时露出一树树金黄色的枇杷。这两句对得很工,“细雨”对“南风”,“楝花”对“枇杷”,从气候与植物两方面刻画出了江南三月所特有的景观,而句中的修饰语“茸茸”和“树树”以及“湿”和“热”则进一步描摹了春色的旖旎。诗人的着眼点在景,但同时也衬出了情,从他蘸满色彩的笔触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洋溢在他心中的盎然春意。
下半段由景及人,画面也渐渐活动起来,“徐行不记山深浅,一路莺啼送到家”,诗人沿着山路徐徐而行,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只听得满耳莺啼,不知不觉中却已回到了家门口。这里,诗人有意识地虚化了距离感和时间感,形成一种物我两忘的意境。于是,在前半段里所隐隐流露出来的那种悠然自得的闲适心情,在这一段里便跃然纸上了。这两句着眼于人的感觉,但并没有离开景色描写这一主线,“一路莺啼”与上文中的“茸茸”、“树树”相辉映,不仅有色,而且有声,把天平山的春天写得充满野趣,十分热闹。同时,诗人在漫游时忘了路程,忘了时间,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衬托出了景色之美。
茸茸细雨,微微南风,舒远惬意,这是从触觉角度写;一支支楝花,一树树枇杷,明艳夺目,这是从视觉角度描写;一路上黄莺儿唱着婉转的歌,轻快悦耳,这是从听觉角度描写。多角度描写组成一幅美妙的山行图。
这首诗表达了他对眼前市井众生的观感,但诗中绝没有那种慧眼看世界的达观,而更像是晨起(或者干脆一夜没睡)后对眼前劳碌营生所发的牢骚。
在这首诗中,诗人李贺看似没有出场,字里行间却都渗透着李贺的影子——他观望着为生计奔波忙碌的人们:“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看到这种景象,得道的隐者高上可能会淡淡一笑,矢志“独善、兼济”的人志士可能会激起建功立业、济助苍生的冲动,结营的市侩小人可能会盘算着应该如何去谋得个人名利,引车耕田的俗众可能会迫切地希望加入其中,开始他们的市井人生。唯有李贺站在人群的边缘,没有哪个人群是他真正的归属,他只是个观塑者。眼前的每一扇门似乎都向他敌开着,他都想推开看一看,但是每个房间都没有他的位置。他俨然是个无家可归的人,这个闹市对他来说无异空巷。
然而他没有退路。严君平与韩伯休那样的高士早已经远逝了。严君平以出世之心投入市井人生,承担了众生的”"人生导师”角色。康伯休以“高尚道德化身”的角色于市井,为避名而归隐,名声反而更噪。李贺不能效法严君平与康伯休中的任何一个。他想从平凡的市井人生中抽身出来,但他又不得不为了简单而严酷的生存不情愿地加入这个灰色的市井;他总在幻想着求取功名,但是功名却迟迟不肯光顾他,更谈不到像康伯休那样避名了。
据《宋书·颜延之传》上说,延之初为步兵校尉,好酒疏放,不能苟合当朝权贵,见刘湛、殷景仁等大权独揽,意有不平,曾说道:“天下的事情当公开让天下人知道,一个人的智慧怎能承担呢?”辞意激昂,因而每每触犯当权者,刘湛等很忌恨他,在彭城王义康前诽谤他,于是令其出任永嘉太守,延之内心怨愤,遂作《五君咏》五首,分别歌咏“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和向秀五人,这是第一首,咏阮籍。
阮籍曾做过步兵校尉,所以称他为阮步兵。他外表沉晦,而内心却具有清醒的认识,故诗的第一句就说:“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史传上说阮籍喜怒不形于色,口不臧否人物,有意地隐晦其踪迹,其实,他的识鉴精密,对于时事有极敏锐的洞察力。如曹爽辅政的时候,曾召他为参军,阮籍以疾辞,屏居田里,岁余而曹爽被诛,时人都佩服他的远见,这就足以说明阮籍的缄默与隐沦,只是为了远身避祸。
“沉醉似埋照,寓词类托讽”二句表现了阮籍生活的两个主要方面:饮酒与作诗。《晋书》本传上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这里所举诸事都说明他以醉酒来避免是非与祸害,因而颜延之的诗中说阮籍沉湎于酒只是为了把自己的才识深自敛藏起来。这里的“照”,就是指其才华熠熠闪耀。阮籍既以醉态来掩饰才华,故云“埋照”,“沉醉似埋照”五字之中即将阮氏的许多行迹櫽括其中,揭示了他嗜酒狂饮的真正动机。“寓词”句指出了阮籍文学创作的特点,尤指他八十二首《咏怀诗》,其中阮籍大量地运用了比兴寄托和象征的手法,以隐晦的手法自表心迹,展现了他生活中的各种感慨。颜延之就说过“阮籍在晋文常虑祸患,故发此咏。”(《文选》李善注引)李善也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因而历代文人都以为阮籍的这组诗是托物咏志、寓讽于辞的典型之作,其中表现了他忧时悯乱的深沉哀思。颜延之对此有深切的认识,可以说是最早揭示出《咏怀诗》深意的人。
“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两句也是本于史传对阮籍生平事迹的概括,据《魏氏春秋》上说,阮籍少时曾游苏门山,苏门山有一位隐居的高士,阮籍前往与他“谈太古无为之道,及论五帝三王之义”,然苏门先生却不与他交一言,阮籍于是对他长啸一声,清韵响亮,苏门先生只是淡淡地一笑,至阮籍下山后,只听到山间响起了一种像是凤凰鸣叫的声音,知是苏门先生的回答,这就是“长啸”句的本事。至于阮籍不受礼教束缚的故事也很多,据《世说新语》中说,阮籍的母亲去世后,裴楷前去吊丧,阮籍却还醉熏熏地披着头发箕踞在床上,裴坐在地下哭着吊唁一番以后就走了,有人问裴楷说:“凡是吊丧,主人哭后,客人才行礼。阮籍既然不哭,你为什么哭呢?”裴说:“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又如阮籍的嫂嫂曾回娘家去,阮籍与她道别,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社会中这种事情颇受人非议,以为是不合礼法的,阮却说:“礼岂为我辈设也。”故颜延之说阮籍能超越礼法,令众人惊异。
“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两句即解释阮籍为何口不臧否人物,对于时事不加评论的原因,因为时事已到了不可评论的地步,然而,他的感愤与不满却在穷途而哭的事实中表现出来,据《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中引《魏氏春秋》说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经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这两句将阮籍不论当世人物与穷途而哭这两件典型的事例联系起来,指出了其中的内在的关系,遂揭示了阮氏的真正人格和对现实的态度。
这首诗虽然是咏历史人物的,然也寄寓了作者自身的怀抱,特别是在最后两句中,一种对时事不堪细论的悲愤之情溢于言表。据史载,颜延之也性喜饮酒,行为放达。他虽身经晋宋易代的沧桑而出仕新朝,然好肆意直言,于现实多所不满,故于此诗中他通过对阮籍的怀念而表达了自己郁郁不得意的情怀。
此诗运用了史传中关于阮籍的记载,择取了典型的事例,在短短四十字中将阮籍的一生刻画殆尽,并由此而表现出他的精神。其中点化史传之语入诗也能恰到好处,不落理路与言筌,自铸新词,却句句有本,可谓无一字无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