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支散曲题为“托咏”,是托物咏怀之意。曲子写一个少女对着天上圆圆的明月,诉说心底的祝愿:愿天下有情人都像明月一样团团圆圆。古人诗、词、曲中常有对月拜祝和把酒发愿的描写,关汉卿的《拜月亭》杂剧中即有对月祝愿的情节,与这首小令有相近的意境。
曲子开头的“剔秃圞”是元曲中较为常见的语汇,用作圆的形容词。“拜了低低说”一句,颇有情致,发自内心的祝愿,全在一片虔诚,低声的叨念,已将心迹与神态全然勾画出来。祝愿月亮常圆,却用了“是必”两字,似乎由祈求变成了命令,这样写,正是为了表现当事人那专一的要求和迫切的心情。“休着些儿缺”,永远不让圆月有一点儿缺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唯其不情,方见真情。末句“愿天下有情底都似你者”很有分量,足以收束全曲。《西厢记》中,红娘有一句台词,说的是“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那时概况全剧主题的一句名言。这里的“都似你者”,正扣托月咏怀的题目,似月之常圆,正是对“如花美眷”的祝愿。“天下有情底”,范围很广,在情感的深厚之外更增添了博大的内涵。
这支小令所用的几乎是日常口语,朴实而生动,使人似乎听到少女的娓娓诉说,颇具元曲的特有风采,充分体现了作品作为“曲子”的艺术特色。
一个“望”字把诗人爱国情怀和等待胜利在望的心情表达无疑。7月16日夜晚,长安南山头,诗人登高远望,皎洁的月轮正在升起光华。
词的上片写秋天来到边城,鼓角声充满悲哀,首句一个“哀”字充分表达了词人对国土沦丧的惋惜和悲哀。下片从上片的“凭高”和“此兴台哉”过渡,全面表达了“高兴”的“兴”。整首词由“哀”到“兴”,反映了作者的乐观主义精神和爱国壮志。
从角声烽火写起,烽火指平安火,高台指高兴亭。《唐六典》说:“镇戍每日初夜,放烟一炬,谓之平安火。”陆游《辛丑正月三日雪》诗自注:“予从戎日,尝大雪中登兴元城上高兴亭,待平安火至”。又《感旧》自注:“平安火并南山来,至山南城下。”又《频夜梦至南郑小益之间慨然感怀》:“客枕梦游何处所,梁州西北上危台。暮云不隔平安火,一点遥从骆谷来。”都可以和这首词句互证。高歌击筑,凭高洒酒,引起收复关中成功在望的无限高兴,从而让读者体会到上面所写的角声之哀歌声之悲,不是什么忧郁哀愁的低调,而是慷慨悲壮的旋律。“此兴”的“兴”,兼切亭名。
下片从上片的“凭高”和“此兴台哉”过渡,全面表达了“高兴”的“兴”。作者把无情的自然物色的南山之月,赋予人的感情,并加倍地写成为谁也不及它的多情。多情就在于它和作者热爱祖国河山之情一脉相通,它为了让作者清楚地看到长安南山的面目,把层层云幕都推开了。这里,也点明了七月十六日夜晚,在南郑以东的长安南山头,皎洁的月轮正在升起光华。然后进一步联想到灞桥烟柳、曲江池台那些美丽的长安风景区,肯定会多情地等待收复关中的宋朝军队的到来。应,应该。这里用“应”字,特别强调肯定语气。
人,指宋军,也包括作者。词中没有直接说到收复失地的战争,而是以大胆的想象,拟人化的手法,描绘上至“明月”、“暮云”,下至“烟柳”、“池馆”,都在期待宋军收复失地、胜利归来的情景,来暗示作者所主张的抗金战争的前景。这种想象是在上片豪情壮志抒发的基础上,自然引发而出,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情调。
此信以针锋相对地文辞回复了孙会宗作为朋友的善意的忠告,总述回信意旨,交待了作者遇祸的经过,描述了作者罢官的生活,对孙会宗的指责一一分辨,共有四层意思:首先表述作者与孙会宗不同的意见,概括回信大旨;然后表述作者归乡置田兴财闲居,自甘卑贱是作者最后的退路,指责孙会宗不理解他,不该对此加以嘲讽;接着描写作者乡居生活的自由快乐,当个百姓是另一种生活境界,指责孙会宗不该再拿一个卿士大夫的规矩来要求他;最后表述人各有志,祝愿孙会宗鹏程大展,讽刺了孙会宗汲汲于功名的势利而浅薄。全信笔调轻快,以叙立论,行文顿挫跌岩,前呼后应,曲折有致,锋芒毕露,锐气逼人。
这封信一共可以分为四段。
第一段先简述作者自己的身世,表明回信的原因,直抒胸臆,引经据典,显得情理交融,分析细致,既揭示了写信的缘由,又为作者进一步抒情达意奠定了基础。其中,开头的叙述谦逊而平淡,实际是正话反说,流露出不平之气。
第二段追叙作者身居要职的仕途生涯和被谤免职的不幸变故,表现出作者对统治者的激愤和讽刺,反映出朝廷的刻薄寡恩与不明是非,对照强烈,反语讥刺,心理描写灵活自如,决绝之意溢于言表。其中,描写写出自己内心活动时,表面指责自己,称颂皇上,实则抱怨朝廷无情,痛恨政治昏暗,完全是胸中不平的激愤之辞。
第三段描述作者自由自在、自得其乐的生活,针对孙会宗来信以为大臣废退应该谨慎行事,作者针锋相对地回答自己的行为符合天理人情。先以圣人有关礼节的规定来肯定自己的处事,驳斥人们的非议,说得理直气壮,令人信服。然后笔锋一转,绘声绘色地描绘出一幅田家乐的图画,不仅展现了作者醉酒歌舞的情景,也吟唱了大胆抨击朝政、令统治者无法容忍的歌词,可谓是对朝廷和世俗的公开挑战,充分表明作者我行我索的态度。
在讲完放肆玩乐之举后,作者比较卿了大夫与庶人的不同职责,认为主张不同,不必互相商量,强调自己已是庶人,孙会宗不当用卿大夫的规矩来责备自己。全段诗文融合,引用恰当,叙述形象,议论深刻,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字里行间充满愤懑之情。最后一段借古地史事对孙会宗进行讽刺,用事自然,褒贬分明,讥刺巧妙,所言既是对孙会宗的挖苦和抨击,也是对朝廷的辛辣讽刺和对现实的有力批判,呼应开头,突出主旨,令人回味无穷。
全信具有鲜明的艺术特点。首先,文气疏荡,言词激越,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如回顾“总领从官”和“横被口语”的情况,倾吐满腹牢骚,这是叙事抒情;强调“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表达明显的嘲讽之意,这是议论抒情;反映歌舞醉酒、“淫荒无度”的田园自娱活动,抒写激愤行乐的情怀,这是描写抒情;谈到罢官以后的心中思念,“过已大矣,行已亏矣,长为农夫以没世矣”,抒发充满愤慨的感情,这更是直抒胸臆:各种抒情方式灵活运用,作者感情世界得以充分展现。其次,文章正面嘲弄与反面讥讽相结合,尤其是多用反语。如描写农家饮酒自劳、抚缶而歌、举袖上下、跺脚起舞的场面,以及提到“昆戎旧壤,子弟贪鄙”的情况。这些都是从正面驳斥孙会宗的劝诫,并讽刺他为习俗所移志。文中反语讥讽层见叠出。通过运用反语手法,显示作者个人的品德才干,表明作者以往的从政成绩,肯定作者的务农经商活动,抨击了社会丑恶现象。最后,作者善用对比方法来表情达意。如把得官的过程与获罪的景象对比,把兴隆旺盛时的情况与遭谗罢官后的处境对比,把“君子游道”与“小人全躯”对比,把“卿大夫之意”与“庶人之事”对比,还把贤人遗风与子弟贪鄙对比。这些鲜明的对比有力地揭露了官场的黑暗与朝政的腐败,也充分表现出作者与统治集团作无情的决裂。
据《石林诗话》中载:晏殊“日以饮酒赋诗为乐,佳节胜日,未尝辄废也”。这首词,正是他诗酒生涯的真实写照。这是一首描写盛宴之词。词的前二句“双燕归飞绕画堂,似留恋虹梁”,一方面点出“燕归飞”之时,即为阳春之际,另一方面则是吟咏那富家气魄,因为穷人家是没有“画堂"和“虹梁"的。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晏殊作词所讲究的“气象”之意。去年的燕子又飞回来了,它们绕着那精美如画的厅堂穿来飞去,象是极为喜爱这美丽的虹梁一样。下面的“清风明月好时光”句,与上二句相互呼应。清风徐来、朗月空明,这本身就极为令人心情舒畅,更何况,在这时还有那华美的酒席开筵了。整个上片,以景而著称,以气象而称道。充满了畅快、轻松、富丽之感。
下片,作者更加着意描绘盛宴之盛。那身着云一样美丽衣衫的侍女,频繁倾倒着美酒佳酿,身怀绝技的艺人们,鼓动着笙簧,演奏着优美的乐曲。玉炉中飘出阵阵的幽香,最后词人以“庆佳会,祝筵长”作结,从而预祝这种佳节盛会,这种喜庆美筵能够永存。
词如词人所说:“余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惟说其气象”。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言道:“美成(周邦彦)词多作态,故不是大家气象,若同叔(晏殊)、永叔(欧阳修)虽不作态,而一笑百媚生矣”。
上阕咏史,写东晋谢安的经历,意在“以不早退为戒”。发端明点“安石”,领起上半阕。词人的写作角度比较独特,既不写他经天纬地的才能,也不写他建功立业的辉煌,而是写他人生的另一侧面。劈头就写谢安中年出仕的尴尬:他本来隐居会稽,踏上仕途时鬓发已开始染上秋霜,令人吃惊。再写人情的难堪:人到中年,与亲友相别时觉得难舍难分,于是借音乐来抒写离愁。而后突出他一向抱有的功成身退的心愿: “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语气多么肯定,多么坚决,确实是对史书中所谓“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晋书》)数语准确的表述。而结果却是“扶病人西州”,这就反跌出困於轩冕不遂雅志的“遗恨”。这种“遗恨”,便是作者引出的鉴戒——“不早退”。词中的“困轩冕”只是一个文雅的或婉转的说法,实际上(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贪恋功名富贵是联系在一起的。
下阕述怀,设想早日“退而相头之乐”。换头“岁云暮”三字承上转下,“岁暮”当指年华老大,“早计”是对“遗恨”而言,其内容便是“要褐裘”,亦即辞官归隐,过平民生活。以下七句是由此产生的设想:在归乡的千里长途中,每逢山水名胜或有贤主、良朋接待之类好的去处,可以随意逗留,尽情游乐,不必如官场中人因王命在身而行道局促,一层:我带着醉意唱歌时你跟着唱和,我因醉酒倒下时你要搀扶我,——只有酒是可以使人忘怀得失的,二层:这样,有雄心大志的人会瞧不起我们,那就悉听尊便好了,我们只管走自己的路,三层:这种种设想,情辞恳切,言由中发,有如骏马驻坡,不可遏止,充分表现出词人对辞官归隐而享弟兄“相头之乐”的夙愿。“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极写想象中“退而相头之乐”的情态,简直是对二人的“合影”。篇末“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两句,反用典故,并非真要趋同胸无大志的庸人,而只是强调素愿的坚定不移,这体现了用典的灵活性。
同《南乡子》(东武望余杭)、《醉落魄》(分携如昨)、《减字木兰花》(贤哉令尹)等词作一样,这首词着重表现了苏轼前期思想的另一面,虽然“功成名遂”尚未实现,出仕思想仍占上风,但在某种程度上徘徊于出处之间,却是可以肯定的。早在嘉祐五年(1060)苏氏弟兄寓居怀远驿时,即有“夜雨对床”,“为闲居之乐”(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引、《再祭亡兄端明文》等)的口头约定,这一回正是对前约的重申,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其弟的安慰,词中流露出深厚的兄弟之情。不过,他在诗词中不断表达的这种归卧故山的雅志,最终还是没有实现。苏辙词中的“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倒成了他们此后生活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