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啄木诗》是一首咏物抒情的小诗，诗表面上是写啄木鸟，实质上是以啄木鸟喻诗人自己，通过写啄木鸟与世无争的高洁品德，表现出诗人的清高自守、无求宠幸的独立人格，啄木鸟的生活其实也是诗人淡泊自律生活的写照。
古人认为啄木鸟是一种很丑陋的益鸟，诗人拿啄木鸟自比，暗示自己远离宫闱中的明争暗斗，只为自己心中的志向而努力的决心。“性清者荣，性浊者辱”，这种标举清高的口吻，很有几分哲理的味道，其中含有对自己清高品性的自信，又有对其他嫔妃只知道追逐荣华富贵的鄙视。人生最可宝贵的是要有坚定的信念，高尚的情操，而此诗正反映出她的心灵充溢着对生命的愉悦、达观，给人一种十分亲切的感觉。
这首诗朴素自然，毫无雕琢的痕迹，流露出一种清新自然之美。这和西晋趋于绮糜繁缛、过分雕琢的文风迥然不同。左棻的诗歌毫无雕饰的痕迹，在她的现实生活中，精神的漫游是“书诗”与“文词”，幻化在文章中的是朴质自然而潜含伤悲的感情，只将情愫平叙出而自有震撼人心的效力。《啄木诗》就是如此。
唐人朱庆余也有一首咏啄木鸟的诗《啄木儿》，诗是这样写的：“丁丁向晚急还稀，啄遍庭榆未肯归。终日于君除害，莫嫌无事不频飞。”同样是咏啄木鸟，由于各自心境不同，诗的格调也就差别很大。跟朱庆余的《啄木儿》相比，左棻的《啄木诗》，以啄木鸟自喻，表现自己于世无争的高洁品质，读后让人感到干净自然，给人一种精神的超脱。
这首《啄木诗》受到后人很高的评价。清人陈沆《诗比兴笺》卷二引傅玄《啄木诗》：“啄木髙翔鸣喈喈，飘摇林薄着桑槐。缏缘树间啄如锥，嘤喔嘤喔声正悲。专为万物作倡俳。当此之时，乐不可回。”后笺注曰：“刺小人也。”然后引左棻《啄木诗》与之对比，谓左棻是用啄木鸟“以之自况，与此正反，故诗之取兴，无有定义”。清人冒春荣《葚原诗说》卷四将左棻此诗作为魏晋时期四言诗的代表作，与郭璞的《赠温峤》、陶渊明的《时运》《荣木》《归鸟》《劝农》诸诗并列。
这篇文章是作者写给好友的，也是一篇赠序。全文以种庄稼开篇，以穷富两种人的耕种环境、耕种方法以及收获成果作比，为下文的治学之道做了铺垫；下文则着重阐释了治学与种庄稼的联系，进而揭示文章的主旨：种庄稼要等到成熟才能收割；学习要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此文以譬喻开篇，且先用“曷尝观于富人之稼乎？”一句提问，既起到自然引发下文，又引起特别重视。然后，生动具体地讲述了富人与穷人的两种耕作方法带来两种不同的效果。富人的地力越种越雄厚，收获丰富；穷人的地力越种越贫瘠，收获微薄；原因是富人土地而粮食有余，可以实行轮作，保全地力，形成良性循环，就能够不断发展再生产；穷人却不能做到，势必导致恶性循环，最终连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这是不可违抗的生产规律啊!“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过今之人也。”文章转换便顺理成章，把物质生产的规律自然地引申到精神生产上去。用古人与今人作对比，为古代人的才能和学问大大超过一般的人，原因就跟这种庄稼的道理一样，不要急于求成，必须积以时日，勤苦修养，才能做到“流于既溢之余，而发于持满之末”。紧接着，作者再用自己的学习实践和亲身经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做学问千万切忌自得自满、追求虚名，要去专心学习，只有做到“博观而约取”，使自己具有丰富精粹的知识基础，用起来才会感到绰绰有余，从容不迫。这就是“厚积而薄发”的道理。
最后，作者又托张琥把这个意见转告其弟苏辙，看似闲笔，而意在表明这确实是他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这篇文章写得随意自然，语言简明，譬喻有趣，道理却很深刻。种庄稼与做学问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可作者却自然而巧妙地把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说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有着相同的规律性，突显了比喻的通俗易懂，也使文章亲切平易。充分说明苏轼善于观察事物，善于了解和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对农业生产了熟于胸，表现出深厚坚实的生活基础。同时，展现了苏轼高超的写作技巧和独具特色的行文风格。
陈亮在作词中善于用典使事，这使他的作品能在有限的篇幅里大大增加内容。他运用历史典故，不同于其他词作者，有其独特的方法，那就是不拘限于原来的历史故事，而是取其一个侧面，死事活用，以衬托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因此，读他的词，必须反复揣摩，才能领略其深刻的涵义。这首词就是这样。
词的上片主旨在于议论天下大事。首句“老去凭谁说”，写知音难觅，而年已老大，不惟壮志莫酬，甚至连找一个可以畅谈天下大事的同伴都不容易。词人借此一句，引出以下的全部思想和感慨。他先言世事颠倒变化，雪仇复土无望，令人痛愤；下片则重叙友谊，二人虽已老大，但从来都是志同道合的，今后还要互相鼓励，坚持共同主张，奋斗到底。
上片先借《庄子·知北游》中“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和《淮南子》所说的“冬日之葛”、“夏日之裘”来指说世事的不断反复变化，并且，越变越颠倒错乱，越变对国家越不利，人们日渐丧失了收复失地的希望。控诉了南宋朝廷的是非不分。朝廷数十年偏居江南，不图恢复，对人们心理有极大的麻痹作用。经历过“靖康之变”的老一辈先后谢世，后辈人却从“生发未燥”的婴孩时期就习惯于南北分立的现状，并视此为固然，他们势必早已形成了“无仇可雪”的错误认识，从而彻底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和战斗力。这才是令人忧虑的问题。上片最后四句，重申中原被占，版图半入于金之恨。词以“二十五弦”之瑟，兼寓分破与悲恨两重意思。《史记·封禅书》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一如圆月平分，使缺其半，同是一大恨事。末再以“胡妇弄，汉宫瑟”，承上“二十五弦”，补出“多少恨”的一个例证。汉、胡代指宋、金。而说汉宫瑟为胡妇所弄，又借以指说汴京破后礼器文物被金人掠取一空的悲剧。《宋史·钦宗本纪》记载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人掳徽、钦二帝及皇后、太子北归，宫中贵重器物图书并捆载以去，其中就有“大乐、教坊乐器”一项。只提“胡妇弄，汉宫瑟”，就具体可感而又即小见大地写出故都沦亡的悲痛，则“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愤慨自在其中，同时对南宋朝廷屡次向金人屈躬卑膝，恢复大业坐失良机的现实，也就有所揭露、鞭挞。读到这里，再回头去看“老去凭谁说”一句，益感词人一腔忧愤，满腹牢骚，都是由此而发的。
下片转入抒情。所抒之情正与上片所论之事相一致。词人深情地抒写了他与辛弃疾建立在改变南宋屈辱现实这一共同理想基础上的真挚友谊。过片一句“树犹如此堪重别”，典出《世说新语·言语》。东晋桓温北征时，见当年移种之柳已大十围，叹息道：“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堪重别”即“岂堪重别”，陈、辛上饶一别，实成永诀，六年之后，即绍熙四年（1194年），陈亮就病逝了。虽然他当时无法预料这点，但相见之难，却在意料之中。这一句并非突如其来，而是上承“老去凭谁说”自然引出的。下句“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又正是对岂“堪重别”原因的解释，也与词首“老去”一句遥相呼应。这句正面肯定只有辛弃疾才是最能理解他的唯一知己。据辛词《虞美人》题下小序记，此次陈亮别后，弃疾曾追赶到鹭鹚林，因雪深路滑无法前进，才悻悻而归。“行矣置之无足问”一句，就是针对这件事宽慰这个远方友人的，也是回答对方情深意切的相思。句后缀以“谁换妍皮痴骨”，意为自己执着于抗金大业，尽管人们以“妍皮痴骨”相看待，终不想去改变它了。“妍皮痴骨”出自《晋书·慕容超载记》。谚云‘妍皮不裹痴骨’，妄语耳。”谚语原意本谓：仪表堂堂者，其内心必不愚蠢。姚兴以为慕容超虽貌似聪隽，而实则胸无智略，便说谚语并不正确，对慕容超的行动也不限制。词人借此来说明，即使世人都说他们是“妍皮裹痴骨”，遭到误解和鄙视，他们的志向也永不会变。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友情乃愈可贵，所以就自然地发而为“但莫使伯牙弦绝”的祝愿，将两人的友情跟抗金的共同志向联系到一起，使这种感情升华到圣洁的地步。然后，话题一转，写出“九转丹砂牢拾取，管精金只是寻常铁”。以“九转丹砂”与辛弃疾共勉，希望能经得起锻炼，使“寻常铁”炼成“精金”，为国家干一番事业。这两句至理名言，实际说的还是救国之道。
全文中词人“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的精神十分令人感动。其中，词人信手拈来历代相传的炼丹术中所谓经过九转炼成的丹砂可以点铁成金的说法，表达出尽管寻常的铁也要炼成精金的恒心，比喻只要坚定信心，永不松懈，抓住一切时机，则救国大业必能成功。最后，再借龙虎丹炼成而迸裂出鼎之状，以“龙共虎，应声裂”这铿锵有力的六个字，刻画胜利时刻必将到来的不可阻止之势。至此，全词方戛然而止。这最后几句乃是作者与其友人的共勉之辞，也是他们的共同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