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本首诗通过向舟子询问“前程”，表达了诗人漂泊后的寂寞以及对所在世道的黯然之情。
诗人到处漂泊，等走到一个渡头前，虽然问的是前面的路程，当更深处是在问自己：我的前途在何方，我将要去哪里呢？一种惆怅之情油然而生。问前程，既问自己，也是问国家、民族，既表达了诗人漂泊后的寂寞和黯然之情，也表现了对所在世道的忧虑和愤懑之情。
三四句是说作者看到江里了浪花的激荡，内心的激动也久久不能平静。而淮河里面的波澜，诗人表达了一种欲降服，欲感化的壮志豪情。不过词词句句中多少充斥着忧伤的情怀，悲观的心绪。
从这首诗的内容看，当与《宿建德江》作于同时，为孟浩然漫游吴越时的作品。诗用问答的形式写行旅之情，显得旅情无主意，全靠船夫。第二句为全诗中心，表现了盼望快点到目的地的急切心情。但淮河风浪却很大，只好在河湾处暂作停泊，颇有吴越尚远，日暮途穷之感。“复”“足”，虽是平常之语，却是诗中之眼。
此诗风格颇类“诚斋体”。写秋风毫无萧瑟肃杀之气，诗意活泼跳脱。屈原的“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湘夫人》），写秋风优柔，而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登高》）则气势磅礴，宋玉“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九辩》），乃因心有所梗而发为悲秋之叹，赵师秀这首诗写秋风不落窠臼，属“胸次玲珑”之作。
这首诗前两句写秋风一起，自己的病体受到打击，不堪承受，眼前庭院里纷纷飘下了黄叶。这两句一写人，一写树叶，看上去是分写，各有所主，实质上是用秋风作为共同媒体，在感情上物我相通。人被秋风吹得难受，树被秋风吹得枯黄，树尚不能抵挡风寒，何况是人，且又在病中。于是两句又合成了一句。“永嘉四灵”就是如此善于捕捉情景的共同点，通过微妙的系属加以联贯，创造出所需要的氛围来。同时，以“欺病夫”三字对自然进行调侃戏谑，这种圆熟，也是四灵诗派的特色，所以陈衍《宋诗精华录》认为接近杨万里。
三、四是名句，充满理趣。庭前黄叶飘坠，门外的树林便也脱尽绿叶，透过稀疏的林木，刚能看到远山，然而又飘来白云，山被遮住了一半。赵师秀诗善于炼字，每被评论家所激赏，这儿的“放”与“遮”二字就很见功力。用了这二个动词，自然景观一下子活了起来，变成了主动的有感情的物体。开门望山，本是诗人的情趣，但平日密林遮挡，无法直见远山，如今树林采取合作态度，落尽了树叶，宛如把关禁的远山放出，呈现眼前，偏偏白云又来为难，把平常放在外面、任人观赏的秀丽山峰遮盖住一半，不给人看。于是，诗人不禁感叹，山林是否也有它的思想，不肯让人们过分惬意，特地留下一分遗憾，使人增加几分想象。
这首绝句的第一个特色是讲究炼字，颇见作者的功力。炼得妙的有二个字，一是“欺”字，不但赋予秋风以人的灵性，且富有谐趣。秋风居然也欺负起生病的诗人来，这种用自我调侃的笔调写出来的诗句，非常诙谐、幽默、风趣。二是“放”字，“无边落木萧萧下”，本令人感到非常凄凉悲怆，何况它又洒满了荒芜的庭院，可是诗人却从中看到了另一面，叶落林疏，远山顿现，不禁给人以惊喜。“林”仿佛像人一样，似乎是拉开用叶子做的帷幕，“放”出远山，既富诗情，又富画意。
这首绝句的第二个特色是富有绘画的构图美，构图是指景物的布局和取舍。诗人从全局着眼，大处落墨，绘出景物的全貌，突出它延绵不断的走向和无边无际的广度，这样就把远山的总体布局展现在面前，感到是在观赏一幅巨画。而“云遮一半”的取舍，实际上是用云来点染画面，更突出地反映出这首诗是用画家的眼光和笔法来体现构图美。
整诗虽然格局不大，但诗人善于欣赏景物，纵深地领略自然界的情趣，用语又十分精到，所以在以绝句出名的宋代，仍为众口交誉的好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