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曲辛辣嘲讽元朝末年世风混浊、官场黑暗，可谓入木三分。作者揭露金钱在主宰着人，锈蚀着人的良心，世道像一盆面糊，是非不分善恶不辨，即便纯洁的人掉进这盆里也必然同流合污。作文章的不过为了谋取钱财，有钱财的人并不把文章放眼里；守规矩的人家为了挣钱，竟让女儿卖身；清廉的官吏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只得装糊涂，因为在官场上越是糊涂越能坐稳自己的交椅。作者一会儿巧用比喻，一会儿直面抨击，或冷嘲，或热讽，就像针灸的高手，针针扎到元王朝吏治昏黑、社会良心泯灭、公道无存的要害上。这说明身处下僚的张可久对社会弊端持有清醒的认识，对现实强烈不满。
元散曲中的愤世、警世之作，白眼向人，不仅感情激切犀利，在语言上也往往表现出冷峻、峭严的倾向。本篇就是具有这种语言风格的名作。
前两句属同一个意思，即是说世风嫌贫爱富。一个意思分作两句说，与其说是强调，毋宁说是宣泄。诗体也有嘲骂之作，却难以脱开“温柔敦厚”的传统影响。而元曲显然不存在这样的限制，在发泄感情上自有无形的优势。
三、四两句是对“见钱亲”的财迷心窍者贪婪攫财的形象描绘。这里的“水晶环”并不表示环质的清白纯净，而是取“环”之圆、取“水晶”之滑，而满足“才沾黏便滚”的条件。“才”字、“便”字，说明了贪取的急不可耐；而“沾黏”与“滚”，又生动地表现了多多益善的聚敛形象。元杂剧中有常见的上场诗：“县官清如水，令史白如面。水面打一和，糊涂成一片。”也是在不动声色的前提下转出意想不到的结果。两者均从“面糊”生发，足见元人趣语的生活化特色。
“文章”等三句鼎足对，围绕社会的拜金主义，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与发挥。“文章”句是说文章本身不值钱，至多只能用来糊糊钱囤子，即只配作为金钱的仆妾。古人有“文章覆瓿”的成语，出自刘歆对扬雄《太玄》的评价：“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意谓被后人仅仅用来覆盖酱罐。作者这里许是受了“覆瓿”的启发，但“糊了盛钱囤”的含义更觉丰富。“门庭”句是说为了金钱可以不惜自败家声，甚而改门庭为妓院也在所不辞，一个“改”字，含有人心不古的感慨。而“清廉”句则针对官场而发，清廉本当是为官的本分，可当今的官场不仅不需要它充作幌子，而且索性将它塞到钱褡子里去了。这三句将物欲横流、寡廉鲜耻的社会腐败情状描绘得入木三分，是对起首两句断语的生动诠释。
“葫芦提倒稳”一语双关。“葫芦提”是元人指称糊涂的习语，如马致远《夜行船·秋思》：“葫芦提一向装呆。”“语译”即作此解。而它在此处又似可解作提着酒葫芦，与作者在《齐天乐过红衫儿·道情》中的“酒葫芦，醉模糊，也有安排我处”同意。诗人挽澜无方，回天乏术，只能借酒图醉装呆，反倒觉得稳便。这是激愤的反语，却也加重了全曲峻冷的韵味。
这支小令用了多组比喻，而比喻全取市井化的俗语，尖新严冷，带有一种散曲特有的“蒜酪味”。作者向以清词雅语为宗，本曲却一反故常，反映了散曲风格为内容服务的创作规律。
本文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写给时任翰林学士欧阳修的一封自荐信。书信先述当朝诸位贤人君子的离合变故，以表作者自己的慕欧之意；次叙孟、韩、欧文之间的比较，以示自己知欧之深；三谈作者平生之经历，坦露十年学道之心得，以求欧公之知己。文章千回百折，却丝丝入扣。尤其第一段中，采用层层剥笋之法，从诸贤的离合变故之中，层层转换分离，最终点出欧公，把十年求贤之心归于一人，又为后文作了张本。文章恣逞笔力，开阖抑扬，把苏洵的慕贤之心、求荐之意、平生之志叙述得既曲折周详，又委婉得体。
文章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诸君子离合的叙述，作者恳切地说明了自己上书欧阳修的原因。六位君子行踪的离合是一条明线，集中描绘了自己仰慕贤良的心情；同时夹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是一条暗线，为第二三部分作了伏笔。文章开头按一般书信方式行文，执事是书信中常用的敬辞，表示不敢直呼对方大名，而说让其左右办事的人员代为转达。“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很经济的几个字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简洁明了的两句，似破空而来，很有气势地总领了全段文字的大意，同时也为下面文字立了依据。天下的人不可能都是贤才，也不可能都是奸佞，这是使贤人君子时而聚集、时而分散的原因。当然，苏洵这样从表面分析封建社会忠臣良将的得失，有他思想上的局限性。接下来，苏洵用三个时间内发生的事来具体叙述诸君子的离合。一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天子方有意于治”，于是范仲淹除参知政事；富弼除枢密副使，分掌北方西方边防军事；欧阳修、余靖、蔡襄皆为谏官；尹洙以太常丞知泾州，旋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部署。正是这个时候，贤豪毕至，天下才能细小平凡的人都“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紧扣上文的“合”字。二是庆历四年至庆历五年（1044年—1045年），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欧阳修出知滁州；余靖出知吉州；蔡襄出知福州；尹洙被贬监均州酒税。苏洵第一次出游京师，正好是庆历五年。他“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紧扣上文的“离”字。三是皇祐五年至至和二年（1053年—1055年），余靖迁工部待郎；欧阳修迁翰林学士；蔡襄迁龙图阁学士；富弼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苏洵“喜且自贺”，以为“道”即粗成，可以有用武之地了。富弼、尹洙、余靖、蔡襄以及范仲淹、欧阳修都是开明革新派。苏洵这样写自己慕望爱悦他们，无疑是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与此同时，苏洵在文中还将诸君子离合与自己“道”之成与未成相联系。“道”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学业，即文学才能。诸君子离时，作者“道业未成”、诸君子合时作者“道有粗成”。这在以学为政、科举取士的封建时代是表明自己才能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文学史上，这时候的欧阳修上继承韩柳的文学方向，领导着北宋文坛，反对“时文”（骈体文），提倡“散文”的古文运动，并作出了相应的成绩。在当时“时文”风行的时代，苏洵这篇文章却采用“散文”手法写成，这不能不使欧阳修在精神上为之一振。欧阳修在苏洵这次晋谒之后，极为称赞。
苏洵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迅速转到评文论学上来。他深知只有论文精到公允，才能表明自己“道有粗成”。“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引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由称赞欧阳修的文章而论及文坛先辈。孟子的文章“语约而意尽”，韩愈的文章“深浩流转”，李翱的文章自然流畅，陆贽的文章委婉深长。用孟、韩、李、陆的文章来衬托欧阳之文，以说明了解欧阳文章之深。不仅评文精当，而且使文章气势起伏、波澜开阔。
第三部分从“道有粗成”的角度叙述自己求学刻苦的经历。文章巧妙之处在于并不直接表白作者在文学上有何成就，而是从学习经历和体会两个方面加以抒发。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苏洵举进士不第回去后，把自己以往写的文章全部烧掉，闭门不出，更加用功读书，直到通晓“六经”、“百家”学说，最后终有所成。正如文中自述：“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
《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载，雷简夫《上欧阳内翰书》曰：“伏见眉州人苏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张益州一见其文，叹曰：司马迁死矣，非子吾谁与？简夫亦谓之曰：生王佐才也”。可见时人对苏洵评价甚高。
全文在写作上有几个特点：其一，文辞简洁明了，随言长短。如叙述诸公离合的几段文字。“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等。准确简约，抑扬顿挫，且长短合宜。其二，结构精致细密，行文婉曲而不失波澜。如叙诸君子离合与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两者的安置上，结合得天衣无缝，同时也为下文作铺垫。先合，后离，再离而复合，随着这条线写出了作者道之未成、道虽有成、道有粗成三个层次，从从容容，流畅婉转。这种特征极富宋人文章风味。它区别于唐文纵横开阖、奇峭突兀的特点，而更显得洋洋洒洒。其三，叙事、议论、抒情融于一体。叙事当中夹议论、夹抒情，但却不显生硬。如诸君子由合变离的一段叙事后，有一段议论“既复反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入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然后接两句反问，这两句反问即带浓厚的抒情色彩。又如“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这是抒情；接着“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又是发议论。而议论与抒情又同时围绕叙事展开，使文章情韵生动，感人至深。此外，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显得感情丰富，亲切自然。
这首诗的开篇，干脆利索，开门见山，一气呵成，将诗人内心愤懑苦恼的矛盾心理悉数展现在读者眼前。前八句直抒感慨，亦是对诗人前半生仕途的总结。少年气盛之时，不谙世事，尽力苦学只为求取功名利禄。行至途中，回首走过的仕途，却是那般苦不堪言。“强学”、“徒闻”、“苦无”、“闻徒言”、“累官”、“寡”、“恐遭”，这一连串如泻闸之水般喷涌而出的用词，无不流露出诗人的苦闷之情。在这开门见山的畅吐背后，不难想象出诗人仕途跋涉中的艰辛与烦恼，那苦不堪言的心情，身心俱碎的状态。然处在这样的仕途漩涡里，又是闻能奈何得了的。想要“遂性欢”，却又害怕遭来“负时累”。面对世俗纷繁的厌倦，对现实世界的进退维谷，矛盾交织的内心挣扎，低首徘徊的他，究竟又该何去何从。前八句一泻而下的倾诉，将诗人的内心世界展现得遗漏无疑，在读者面前勾画出一位茫然徘徊，为人生追求而苦闷的仕者形象。
诗的后八句，诗人笔锋一转，转而描绘出一幅清新高渺、晶莹剔透的画面，压抑沉重的氛围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焕然一新的画面，清冬的远山，清晰可见，晶莹的雪花，将苍翠的山林覆盖，天地间一片白雪皑皑的景象，几许透亮，几许静穆。如此心旷神怡之境，将尘世的繁杂与诗人内心的苦闷化为乌有，这才是他真正渴望追求的境界。“皓然出东林，发我遗事意。”这是此番自然景象给诗人的启迪，亦是诗人内心最深的夙愿。末两句是劝诫堂弟之语，堂弟素来追求高雅之趣，早年极言追求“尘外”之意，却仍陷世俗之中，诗人想与堂弟携手共同隐退而居，却怎奈世俗纷扰，仍有故得延缓归期，然时光却转瞬即逝，匆匆而过。末句看似对堂弟的规劝，实则也是对自己进退两难境地的慨叹，忧谗畏祸的心情溢于言表。
此诗发言旷远，用笔委婉。前后部分的巧妙转折，是一个诗人心灵与自然对话的过程，自然的开阔之境将他从苦闷之际释放出来。
这是一首歌咏江南农村美好景色的词，上阕写近景，下阕写远景，借景抒情，流露出作者厌弃城市繁华，热爱乡野生活的情趣。作者在熟悉农村生活的基础上，为人们描绘出一幅清新、美丽的山乡风景画，反映了他陶醉于农村优美景色的心情。这首词画面优美，情致盎然，意蕴深厚。
上阕头二句在描写桑树抽芽、蚕卵开始孵化时，用了一个“破”字非常传神地写出了桑叶在春风的催动下，逐渐萌发、膨胀，终于撑破了原来包在桑芽上的透明薄膜。“破”字不仅有动态，让人感到桑芽萌发的力量和速度。第三句“平岗细草鸣黄犊 ”“平岗细草”和“黄犊”是相互关联的，黄犊在牛栏里关了一冬，当放牧在平坡上时被乍见春草，欢快无比 。“鸣”虽写声音，但可以让人想见黄犊吃草时的悠闲，神态。
第四句中的“斜已”、“寒林”、“暮鸦”按说会构成一片衰飒景象，但由于用了一个动词“点”字，却使情调发生了变化。“点”状乌鸦或飞或栖，有如一团墨点，这是确切的写实，早春的寒林没有树叶，所以黑色的乌鸦，在林中历历可见。作者却是在欣赏一幅天然的图画。
从表面看，这首词的下半片好象仍然接着上半片在写景。这里下半片的写景是不同于上半片的，是有波澜的。首先它是推远一层看，由平冈看到远山，看到横斜的路所通到的酒店，还由乡村推远到城里。“青旗沽酒有人家”一句看来很平常，全词都在写自然风景，只有这句才写到人的活动，这样就打破了一味写景的单调。这是写景诗的一个诀窍。尽管是在写景，却不能一味渲染景致，必须加入一些人的情调，有人的活动，诗才显得有生气。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两句是全词的画龙点睛，它又象是在写景，又象是在发议论。这两句决定了全词的情调。如果单从头三句及“青旗沽酒”句看，这首词的情调是很愉快的。但词人是一位忠义之士，处在南宋偏安杭州，北方金兵掳去了宋徽宗、宋钦宗二帝，还在节节进逼的情势之下，他想图恢复，而南宋朝中大半是些昏愦无能，苟且偷安者，叫他一筹莫展，心里十分痛恨。就是这种心情成了他的许多词的基本情调。这首词实际上是愁苦之音。
“斜已寒林点暮鸦”句已透露了一点消息，到了“桃李愁风雨”句便把大好锦绣河山竟然如此残缺不全的感慨完全表现出来了。从前诗人词人每逢有难言之隐，总是假托自然界事物，把它象征地说出来。辛词凡是说到风雨打落春花的地方，大都是暗射南宋被金兵进逼的局面。这里的“城中桃李愁风雨”也是慨叹南宋受金兵的欺侮。
词中用了反衬手法，反衬就是欲擒先纵。从愉快的景象说起，转到悲苦的心境，这样互相衬托，悲苦的就更显得悲苦。前人谈辛词往往用“沉痛”两字，他的沉痛就在这种地方。但是沉痛不等于失望，“春在溪头荠菜花”句可以见出词人对南宋偏安局面还寄托很大的希望。这希望是由词人在村中看到的劳动人民从事农桑的景象所引起的。上句说明“诗可以怨”（诉苦），下句说明“诗可以兴”（鼓舞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