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首句言“五月天山雪”,已经扣紧题目。五月,在内地正值盛夏。韩愈说“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赵嘏说“和如春色净如秋,五月商山是胜游”。但是,李白所写五月却在塞下,在天山,自然,所见所感也就迥然有别。天山孤拔,常年被积雪覆盖。这种内地与塞下在同一季节的景物上的巨大反差,被诗人敏锐地捕捉,然而,他没有具体细致地进行客观描写,而以轻淡之笔徐徐道出自己内心的感受:“无花只有寒”。
“无花”二字双关不见花开之意,这层意思紧启第三句“笛中闻折柳”。“折柳”即《折杨柳》曲的省称。这句表面看是写遍地闻笛,实际话外有音,意谓眼前无柳可折,“折柳”之事只能于“笛中闻”。花明柳暗是春色的表征,“无花”兼无柳,也就是“春色未曾看”了。这四句意脉贯通,一气直下,措语天然,不拘格律如古诗之开篇,前人未具此格。
“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这两句是说,战士们白天在金鼓声中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战斗,晚上却是抱着马鞍睡觉。
五、六句紧承前意,既写军旅生活的紧张。古代行军鸣金击鼓,以整齐步伐,节制进退。写出“金鼓”,则烘托出紧张气氛,军纪严肃可知。只言“晓战”,则整日之行军、战斗俱在不言之中。晚上只能抱着马鞍打盹儿,更见军中生活之紧张。本来,宵眠枕玉鞍也许更符合军中的生活习惯,不言“枕”而言“抱”,一字之易,紧张状态尤为突出,似乎一当报警,“抱鞍”者更能翻身上马,奋勇出击。此两句则就一“晓”一“宵”写来,并不铺叙全日生活,概括性也强。全篇只此两句作对仗,严正的形式与严肃的内容配合,增强了表达效果。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末两句是说,但愿腰间悬挂的宝剑能够早日平定边疆,为国立功。以上六句全写边疆生活的艰苦,若有怨思,末两句却急作转语,音情突变。这里用了西汉傅介子的故事。由于楼兰(西域国名)王贪财,屡遮杀前往西域的汉使,傅介子受霍光派遣出使西域,计斩楼兰王,为国立功。此诗末两句借此表达了边塞将士的爱国激情。“愿”字与“直为”,语气斩钉截铁,慨当以慷,足以振起全篇。这是此诗点睛结穴之处。
本诗的结尾雄壮有力,与前面六句的烘托之功是分不开的。没有那样一个艰苦的背景,则不足以显示如此卓绝的精神。此诗所以极苍凉而极雄壮,意境浑成,是因为有了前六句的铺垫。如果一开口就豪言壮语,转觉无力。这写法与“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二语有异曲同工之妙。此诗不但篇法独造,对仗也不拘常格,自是五律别调佳作。
作品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是以乐景写愁情。开端“缥缈危楼紫翠间”一句,写紫气升腾的青山中间隐约可见的高楼,这种神仙洞府般的美景作了饯别宴会的自然背景(略带人文色彩),然而“感时怀旧独凄然”,词人在这离别的时刻,禁不住感叹时光的流逝,怀念值得回首的往事,独自伤心起来。显而易见,这是以乐景写愁情。词人面对使人快乐的美景尚且有“凄然”之感,可以想见离别时悲伤情绪的浓重,是收到了双倍的艺术效果的。
二是富于理趣。这首小词就有三处表现出哲理意趣。第一是上片的“良辰乐事古难全”一句,实际意思是说,天下良辰(美好的时光)、美景、赏心、乐事,这四者自古以来就是难以同时存在的。这里“良辰”涵盖“美景”,上承起句而言;“乐事”涵盖“赏心”,转出下句悲伤之意。虽有现成出典,却从词人的亲身体验出发,表达了自然与人生的高度和谐的境界(具有共时性)不可多得这样的感喟,还是耐人寻味的。第二是过片“璧月琼枝空夜夜,菊花人貌自年年”两句,写对别后岁月的想象,同样运用了有关语典。前一句以“璧月琼枝”状写美的境界,以“夜夜”形容时间的漫长,而由于不能与友人相聚,佳境也无法共赏,词人用一“空”字表达了物是人非的深深遗憾;后一句以“菊花”与“人貌”对举,其实是“岁岁相似”与“年年不同”相形,或者说是以花开依旧来反衬人貌已非,从而深化了词人的人生感慨。第三,是篇末推想“不知来岁与谁看”。这里的“来岁”应指来年今日,所“看”的对象则包括开头所写的自然美景,也包括过片写到的“璧月琼枝”这种美的境界。而冠以“不知”二字,便传写出人生无常(由时间的推移引起人事的变化)、佳期难再的唱叹,
总之,这首小词在抒写离愁别绪的同时,也写下了词人对自然与人生的某些哲理性思考,而又不失诗的韵味;虽然调子低了一些,留下了佛家思想的痕迹,能给人以丰厚的启示。
《公无渡河》是汉乐府里最短的歌辞,和汉乐府最长的《孔雀东南飞》同是写夫妇的殉情之作。全诗四句,一气呵成,每句一顿,每顿愈深,叙述出悲惨事件的完整过程,抒发诗人惋惜、悲痛、悔恨之情,真切而深刻。
全诗虽只有十六字,里面却是蕴含了丰沛的情感和激烈的心理冲突:“公无渡河”表警止;“公竟渡河”表惊叹;“渡河而死”表哀叹;“当奈公何”表无奈。此诗叙述方式上用的是第二人称,这是面对逝者倾诉亲人悲泣与哀悼的表达方式。诗歌以妇人的口吻,通过妇人对丈夫行为发展的话语反应过程,有效地表达出妇人在面临丈夫遇难全过程中心理的变化:开始是急促的警告阻止,阻止失败后的惊呼,在面对已经预知的悲剧发生后的哀戚,之后是无法阻止悲剧发生的无力感。虽然文字浅显,但是,每一句里面都蕴含了无可复制的情感,每一句都是一次情感矛盾的深化。最后一句含不尽之意,甚至可以将它引申解读为“当奈公何?当奈我何!”女主人公在这一刻的心理矛盾达到了极点,最终她选择了殉情,这也令目击者和传诵这个故事的人不胜感伤因而为之传唱不息。全诗以“河”为韵,前三句都有“河”字,这是诗中主人公遇难之所在,亦是诗人目击心伤之所在。全诗以“公”字与“河”字连锁全篇,体现了诗人全部思绪倾注萦系于此,造成回环往复、缠绵凄恻、沉痛莫名的艺术效果。
这首歌辞总共只有四句,明白简洁,但其情调则悱侧凄怆,蕴藉深厚,直入于人类心灵的深处,表达了一位妇女对亲人的真挚感情。面对着咆哮的无情河水,她长歌当哭,继以身殉。这个惨剧,似乎能够向人们提供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要慎所往,尤其是在世态无常、前路莫测的关头切不可轻举妄动,以免招致祸殃。这也是能引起人们共鸣的重要原因。
此篇以少女的形象、口吻写春愁春感,写其春晓护眠,娇慵倦怠,又暗生自怜的情态与心理。
春晨,窗外屋檐滴水的声音将她唤醒。一“惊”分明写出了女主人公些微娇嗔恼怒之意,分明睡得香甜,不料漏声扰人清梦,合是十分该死。本就恋梦,这一醒来方知春暖花开,正是春眠天气,遂倦意袭来,无法抗拒。且看这句“格外娇慵只自怜”,“娇慵”谓柔弱倦怠的样子,李贺《美人梳头歌》中就有“春风烂熳恼娇慵,十八鬟多无气力”的句子,想必本词的女主人公也同这位女子一样,满脸睡意,辗转反侧,别有一番风韵。而“格外”一词,更是把这位慵懒的女子渲染得楚楚动人,似有千般柔情。是也,春天是生命生长,万物复苏的季节,却也是春愁暗滋,风情难抑的时候,少女们面对着春日美景而暗自生怜,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现在,这位女子醒了。那么醒后干什么去呢?“寄语酿花风日好,绿窗来与上琴弦。”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趁着明媚的阳光,和园中的花朵打招呼,催促它们早点绽放。的确,“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春天是美好的,亦是短暂的。遂要这个晨起的小女子,去催促百花你争我赶竞相开放,免得错过了这春意盎然的季节而后悔不迭。然后推开碧纱窗,好让自己优雅的琴声飘得更远一些。词写此处,这位少女的春感,已转悠远、朦胧,同时又挟有一分淡淡而莫名的愁思,可谓言尽意不尽,含蓄蕴藉而后留白深广了。
《诗经·大雅·抑》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之句,后世“投桃报李”便成了,成语,比喻相互赠答,礼尚往来。比较起来,《卫风·木瓜》这一篇虽然也有从“投之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生发出的成语“投木报琼”(如托名宋尤袤《全唐诗话》就有“投木报琼,义将安在”的记载),但“投木报琼”的使用频率却根本没法与“投桃报李”相提并论。可是论传诵程度还是《木瓜》更高,它是现今传诵最广的《诗经》名篇之一。
对于这么一首知名度很高而语句并不复杂的先秦古诗,古往今来解析其主旨的说法居然也有七种之多(据张树波《国风集说》统计)。按,成于汉代的《毛诗序》云:“《木瓜》,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物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这一说法在宋代有严粲(《诗缉》)等人支持,在清代有魏源(《诗古微》)等人支持。与毛说大致同时的三家诗,据陈乔枞《鲁诗遗说考》考证,鲁诗“以此篇为臣下思报礼而作”,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意见与之相同。从宋代朱熹起,“男女相互赠答说”开始流行,《诗集传》云:“言人有赠我以微物,我当报之以重宝,而犹未足以为报也,但欲其长以为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赠答之词,如《静女》之类。”这体现了宋代《诗》学废序派的革新疑古精神。但这一说法受到清代《诗》学独立思考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姚际恒的批驳,《诗经通论》云:“以(之)为朋友相赠答亦奚不可,何必定是男女耶!”现代学者一般从朱熹之说,而且更明确指出此诗是爱情诗。因此诗主旨说法多不同,而“木瓜”作为文学意象也就被赋予了多种不同的象征意义。其中“臣子思报忠于君主”“爱人定情坚于金玉”“友人馈赠礼轻情重”三种意象逐渐成为“木瓜”意象的主流内涵。
《木瓜》一诗,从章句结构上看,很有特色。首先,其中没有《诗经》中最典型的句式——四字句。这不是没法用四字句(如用四字句,变成“投我木瓜(桃,李),报以琼琚(瑶、玖);匪以为报,永以为好”,一样可以),而是作者有意无意地用这种句式造成一种跌宕有致的韵味,在歌唱时易于取得声情并茂的效果。其次,语句具有极高的重叠复沓程度。不要说每章的后两句一模一样,就是前两句也仅一字之差,并且“琼琚”“琼瑶”“琼玖”语虽略异义实全同,而“木瓜”“木桃”“木李”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考证也是同一属的植物.其间的差异大致也就像橘、柑、橙之间的差异那样并不大。这样,三章基本重复,而如此高的重复程度在整部《诗经》中也并不很多,格式看起来就像唐代据王维诗谱写的《阳关三叠》乐歌似的,——自然这是《诗经》的音乐与文学双重性决定的。
“你赠给我果子,我回赠你美玉”,与“投桃报李”不同,回报的东西价值要比受赠的东西大得多,这体现了一种人类的高尚情感(包括爱情,也包括友情)。这种情感重的是心心相印,是精神上的契合,因而回赠的东西及其价值的高低在此实际上也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表现的是对他人对自己的情意的珍视,所以说“匪报也”。“投我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其深层语义当是:虽汝投我之物为木瓜(桃、李),而汝之情实贵逾琼琚(瑶、玖);我以琼琚(瑶、玖)相报,亦难尽我心中对汝之感激。清牛运震《诗志》评此数语云:“惠有大于木瓜者,却以木瓜为言,是降一格衬托法;琼瑶足以报矣,却说匪报,是进一层翻剥法。”他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但将木瓜、琼瑶之类已基本抽象化的物品看得太实,其他解此诗者似也有此病。实际上,作者胸襟之高朗开阔,已无衡量厚薄轻重之心横亘其间,他想要表达的就是:珍重、理解他人的情意便是最高尚的情意。从这一点上说,后来汉代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尽管说的是“投金报玉”。其意义实也与“投木报琼”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