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韩愈三次上书宰相,都是为了求仕途,但是三次都未果,还使他得了个“躁进”的名声,这样的经历对韩愈的求仕之心打击极大,以至于对功名前途有一种失望感,而且放弃了年底到吏部正常铨选授官的机会。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虽为三上宰相书之一,但由于它写在二上宰相书未果之后,其写法和风格便与前二书大为不同。前两封书信因为初次自荐,所以尚显得冷静理性,带有投石问路性质,屡引经文并反复阐述经义说“长育人材”、“教育英材”为宰相之责,而“我”学统正而文才优秀,正堪造就,宰相当举我用我。不应以我“自进”为非。或者是改为陈情以感之,即用一比喻极言自家穷饿之状,大声疾呼,望宰相发仁爱之心施以援手。总体来说文风纡曲道来,风格近于平和。
但是《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是第三书,是韩愈在引经以告、陈情以感都未奏效的情况下再次上书,当然是怨愤多于希翼,故文中挟怒带愤直击之,对宰相责以大义,侃侃而言,无不气壮辞直,突出表现了作者刚直不屈的天性。
当然,韩愈在书中“直击”宰相,并非使性乱道,而是高明地巧占地步,气盛法立。一是借周公来说理,二是说宰相事。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特以“周公”“辅相”“争于见贤”作关键词。一下子就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下面的议论即以此为基点展开。然后用周公在天下大治之时尚且礼贤下士为比照,来指责宰相在天下并未大治时对“所求进见之士”的默然不理,然后再用古今对比陈说自己何以“自进而不知愧”的原因。周公为儒家圣人、辅相典范.韩愈借他说宰相对“所求进见之士”不予“引而进之”为非,自然有力。
在这个过程中,韩愈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由于“立说”高占地步,出言便理直气壮,许多想说但不便明说的话,就可以无所不言,文笔放得开,说得酣畅淋漓,以至不掩锋芒,几乎把一封求援信写成了一篇声讨书。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这与作者独特的修辞手法有关。细言之,则表现有三:
一、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
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韩愈言事抒怀常以对说手法行文,所作古文往往气盛言激,不但说事透彻,而且说得带劲,有一股撼动人心的力量。《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的主体部分,就是说周公事,说宰相事,正说反说,两相对照,带出作者无限感慨,也显出文势的峥嵘峭直。诚如归有光所言:“文章正说一段议论,复换数字,反说一段,与上相对,作者但觉其精神,不觉其重叠,此文法之巧处。此篇是也。”(《文章指南·文集》)归氏所言,实已涉及此书行文如何对说的问题。所谓“复换数字”只是大而言之,具体讲则应顾及两段议论文字结构的特点。
二、对比作论,行文顿跌有致
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第一段说周公在天下大治时尚能礼贤下士,无论立意还是行文方式都对下段作对比议论有直接影响,故下笔不可苟且。作者考虑最多的,应是如何为下段痛责宰相预作布置。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很明显,作者是怀着礼赞、向往和无限感慨的心态议论周公求贤之事的,故“笔锋常带感情”。对周公急于求贤的颂扬,并不直言其美,而是一再顿跌以凸显其伟大。所谓顿跌,就是行文中先说诸相关事,每说一事,略作停顿,最后跌出结论般的断。其妙处如江水奔流,因物受阻,暂为停流便使流速变快,由于不断蓄势,一旦夺路下跌,便有惊天动地的威力。文中“当是时”、“而周公以圣人之才”和“其所求进见之士”三小段即为三顿,着此三顿是为跌出周公急于求贤的伟大。这是第一段中大的顿跌。第一段行文还有小的顿跌,“不惟不贤于周公而已”以下四句即是,其中前三句实为三顿其词,后一长句对周公争于求贤的称美,是乘前三顿之势“跌”出来的。
行文顿跌有致,很容易带来文势的开合,韩愈不仅利用了这一特点,同时还用到其他手法。一是铺陈议论,展开来说,不断扩展议论空间,使得文势大开。一是陈说中,用相同的字构成众多的排比句,使得文章声势大增。试读第一段中九用“皆已”、三用“岂复有……哉”的两组排比句,我们就有事理奔凑,目不暇接、心不暇思和不断被某种力量撞击的感觉。作者选用的同一类字“皆已”、“岂复有……哉”,一从正面作完全肯定,一以反诘语气作肯定,本身就带有情感倾向,当同有此类字眼的排比句出现在文中时,就不但使得文势大开,还会造成情感的倾泻、文气的激荡。
第一段说理之妙还表现在另外两个地方。一即由周公急于求贤的举动说到“周公之心”,特意说到假设周公“而非圣人之才,而无叔父之亲”,他将更加努力求贤,“岂特吐哺捉发为勤而止哉”。这显然是为下面指责宰相怠于求贤预作准备,但却借进一步赞美周公的方式说出,来得巧妙、自然。二即本段文势的开合,既有大开大合,又有小开小合,甚至在合中又有开合。但无论怎样,有开必有合,故其文势跌荡,有抑扬顿挫之美,而无剽而不留之弊。像“如周公之心”至“称周公之功不衰”一小段,就属于大合中的小开合。其中“维其如是”以前数句可谓文势小开,后数句则为小合。
第二段说宰相事实际上言周公事反复对照。在叙说过程中,作者极尽铺陈作论,多使用排比句和反诘句式。原本一个“岂尽”二字就带有慨叹意味。加上连用11个以“岂尽”构成的句子一路追问到底,故第二段文字文气勃郁,其势则如连珠炮发,显出作者的激愤心情。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文势宕开,行文大开大合、大合中有小开合,直吐心中不平之气。
三、高占地步,为“自进而不知愧”辩解,借以重申求荐之意。
高占地步,主要是借周公立说。周公急于求贤伟大,贤者“自进”自然可贵。书中第三段说“自进”不愧,即循此思路作论,故意在求人,却无卑谄之语。书中说“重于自进”的理由有三,一即“古之士”云云,是说自己当如“古之士”急于求仁;二即“以其于周不可”云云,是说今天“四海一国”,自己不可能像古人那样环游列国以求仕;三即“山林者”云云,是说自己“有忧天下之心”,不能遁人山林。三条理由,当以后者最为堂皇。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还特别注意两段之间的承接语句。比如第一、二段之间“今阁下为辅相亦近耳”。这句话说得简略,却用意微妙。它不但能在两段文字之间起转折、过渡作用,还隐含作者对时相为官之时与周公相近而急于求贤远不如周公的不满。还比如,句中“为辅相亦近耳”数字,余味曲包,简直无可取代。若将全句换为“今阁下如何”或“今阁下不然”,较韩愈用语之贴切、意味之深长,显然都大打折扣。后人评述说此书出语气盛言宜,正表现在这些地方。
在这篇文章里,韩愈用周公急于见贤而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典故与当时宰相对待人才的冷淡态度作对比,尖锐讽刺了权贵们不重视任用人才的做法。表达了韩愈对当时不重视人才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愤慨,也表达了他为“兼济天下”而要求得到任用的迫切心情。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
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
这一组文章,是用两篇散文画龙,又借孔孟语录点睛:速度问题,要从实际情况衡量,能快则快,须慢就慢。不能快却求快,适得其反;慢慢来,作好充分准备,倒是水到渠成。
这里的关键是从实际出发,充分估计事态发展的趋势,把握事物发展过程的规律,排除鼠目寸光的干扰,作出比较科学的预见。
小到二里的路程,对于成年人来说,不紧不慢二十分钟笃定走进城门。但是,渡者听到询问,还须“熟视”瘦小的书童再说:他的肩头那么嫩,他的双腿这么细,而他身边的一捆书几乎齐腰,捆扎书籍的绳子又不牢靠。这就表明,在城门关上之前的有限时间里,小书僮是要完全避免摔跤的折腾的;而要避免摔跤,就须徐徐走去。看起来,速度放慢了,时间会拖长,但换来的,却是小书僮力能胜任,尤其是不出意外,这样,时间反倒赢回来了。显然,这样的考虑是渗透着快与慢的辩证思维的,却为毫无辩证观点的人所不解,甚至讥之为儿戏。
大到战争的胜利,也不可躁急从事,而要从一件件小事做起,从我做起,才能争取得到。夏后相在失败以后,不是不服气,最好明天再战,拿出颜色给对方看看,而是分析原因,找到根子,艰苦奋斗,战胜自己。在他看来,这次失败,既然不是我方的外因(地不浅,民不寡)使然,那么,就是我方的内因所致,具体地说,就是“吾德薄而教不善”决定了的。——显然,这是深切反思和深刻探讨以后得出的结论。我们可以从他日后力求改正的几个方面想见此前的所作所为:一是无视玩物丧志,表现在贪图享受,纵情娱乐,讲究修饰;二是漠视道德规范,表现在待人不讲礼貌,用人不讲贤能。——如此气氛弥漫在家庭内外,乃至部落国家,一旦发生战争,遭遇失败,就是十分自然的了。所以,甘泽之败,无异于在夏后相脸上击一猛掌,使他在清醒以后定下了“厚德善教”的长期战略,并以此作为回答躁急请战者以“不可”的坚强后盾。——这里提出“长期”二字,请问“长”到什么时候?应该说,在夏后相那里,是没有一张时间表的,总之是要长到上述各方面都拨乱反正了。有显著成效了,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有压倒对方的优势了,才可一战。所以,相对于以速战求速胜的六卿来说,夏后相对胜利的期望要久远得多,他甚至很有“只知耕耘,不问收获”的味道。哪知如此专心致志于战略调整的结果,却是仅仅一周年后,有扈氏自来顺从,夏后相不战而胜。这就不能不使人信服这样一条真理:外因只是事物发生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事物发生变化的根据。
可惜,《小港渡者》的作者和《期年而有扈氏服》中的六卿在事情当初是认识不到这一点的。周容对渡者的“熟视小奚”,感觉迟钝,对渡者的回答,愠以为戏,一意趋行,直到束断书崩,仓促之中眼看城门关闭而不得入,才在爽然自失之中感悟渡者之言近乎道,利于行,记之以诫后人。六卿好胜心切,也一定悻悻于夏后相对他们“请复之”的不以为可,直到期年以后,内部整治得体,国力强盛,前敌不战而服,才会击节长叹道:天下之不以躁急自败,反以缓国自强而胜人者,其犹是也夫,其犹是也夫!
人们在感叹之余,才始领悟孔孟语录并不我欺。
此诗借对淮水的赞美来反衬作者对淮北沦陷地区恋念的感情,最后两句更写出作者对于当时活跃在淮河北岸的抗金军民的深切怀念,抒情细腻而深刻。全诗即景抒情,离意深沉,含蓄蕴藉,寄托了诗人的惆怅、悲愤和无限感慨。
首联写客人游濠梁时的反常举动。濠梁在皖豫交界一带地方的淮河流域。游客到了此地,就像游子回到故乡;频频不断地畅饮淮河水,对此水表现了无限的深情。
颔联写频酌的原因。当时南宋国都在临安,地处国家东南沿海地区,海水是咸的,不少井水也带咸味,这是实写,诗中的“多咸”,其内涵决不仅如此。南宋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对金人妥协退让,纳币称臣,以求编安一隅,过其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多少有爱国思想的有识之士,对他们都极为痛恨和憎恶,以至对他们所盘据的美丽的西子湖畔也反感起来。连饮水也觉得味道不好。
颈联则又进一步写出淮河水为什么会那样美。春风吹拂,绿波荡漾,这是从视觉上写淮河的美,更重要的是从淮河水里体味出了浓厚的中原民族精神。看到淮河水,就像看到了中原的大好河山;饮了淮河水,就像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尾联以告戒语气出之,写得极为沉痛。淮河作为界河,中流以北,便属于金国掌管。多少爱国的志士仁人,抗击金兵的英雄豪杰,他们为祖国被践踏,被分割而啼血落泪,东流的淮河水,里边搀入了许多中原父老的珠泪,完全不忍心汲取饮入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