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冷烟、薄霭、衰丛,诗一开始就以愁惨之墨,描绘出一幅惨淡的秦淮秋暝图。在这令人惆怅的伤心之夜,一只旅船缓缓地向河岸靠去。首联在写景叙事中点出“夜泊金陵”诗题。其中“断蓬”二字用得极巧妙,秋蓬根断,随风飘荡,来去无所,正喻诗人身不由己的飘泊生涯,而“蓬”音与船篷之“篷”相同,驻蓬,犹言驻篷,即泊船,故“蓬”字用,在一石二鸟,既叙事,又写情,富于形象。
中间两联写夜泊秦淮所见所闻。夜色初临,河岸上刚点燃的几处酒店夜火,惊起了水边草丛中栖息的征雁,传来阵阵凄唳的鸣叫和鸟翅扑打声。旅船靠岸,风帆下落,盘旋在桅杆四周的昏鸦纷纷惊叫着高飞躲避。在这阒寂的秋夜中,远处大江的涛声显得格外清楚、格外急促。秋阴遮盖下的山上,那摇落的树干一枝枝孤零零地伸向朦胧的夜空,仿佛正在倾听那急促的涛声挟带着三百年金陵王气,消逝在远方的夜空。面对此情此景,诗人感慨万千:啊,昔日歌吹动地,灯火彻夜的秦淮河,如今竟成了征雁寒鸦的世界!秦淮河啊!秦淮河,自古以来,你伴着这虎踞龙蹯的金陵,审视着人间的沧桑变化,那些曾经在你身边风流一世的六代人物,如今都在哪里?在白日喧嚣的阳光下,人们难以寻找他们的踪迹,想来在这清冷的月光下,他们的精灵正和你一起,静听着寂寞的潮水拍打眼前这座空城,凝视着月色朦朦的大地吧。
在金陵这块土地上,产生过许多杰出的怀古之作,刘禹锡的《金陵怀古》、杜牧的《夜泊秦淮》等诗,千古为人咏唱不衰,这些作品将诗人心中那一股故国萧条悲叹之感融入金陵山水,它们与金陵同在。罗隐这首《金陵夜泊》,受前辈诗人风格熏染,但它能够在被白居易称为“后之诗人无复措词”的刘禹锡《石头城》之后,跻身金陵怀古诗精英之列,这不仅得力于为人激赏的“六代精灵人不见,思量应在月明中”的名句,更在“罗隐一生身”的个性特色,即“篇篇皆有喜怒哀乐心志去就之语,而终不离乎一身”(《桐江诗话》)。正因为罗隐身当末世,所以他有深沉的盛衰兴亡的历史意识;正因为他处于军阀混战,兵火遍地的乱世,所以他的生命价值感更加激烈;又因为他一生坎坷、感遇辄发,为人忌恨,所以他对人生的凄凉体会更深。这些充满人世忧愁的情感熔铸在诗歌意象中,使全诗意境悲凉凄清。
诗人选择了若干与自己悲凉身世可能建立同构关系的意象,来表现其潦倒落魄之情,在这样一种创作思想支配下,昔日繁华富贵的金陵,在诗中就以冷月寒烟、空山急浪围绕笼盖的面目出现,充斥其中的是枯树衰草,征雁暮鸦,升腾在夜空中的是那些为悲剧命运哀泣的六朝亡灵。自然意象、人事意象和幻想意象交织反射出诗人凄苦的心态。
罗隐诗固多讥刺,但在辛辣尖刻的讽刺和强烈的抨击中,也处处流露出乱世中不得志的伤感和种种忧患,说他是讽刺诗人固然可以,也可以说他是感伤诗人,此诗即可证明。
文章展现了一次作者月夜出游的生活片断,写整个游历路程,只用了“步”、“入”、“历”三个动词,加上所属宾语,就历历在目。而其所见者,为“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儋州元宵节特有的热闹、喜悦,皆跃然纸上。夜晚游市,如历梦境。父子相对而笑,见出苏氏父子虽处“多病瘦悴”、“饮食百物艰难”的困境,却超然自得,生活和谐,心境恬静。结尾用韩愈的典故,把人生比作钓鱼,蕴含着苏轼对人生得失无定的妙悟,其中有一生“钓鱼无得”的几分自嘲。全文语极简约,意境怡然。
这篇散文,前半记述与海南文士月夜出游的一个生活断片。在那明月皎洁的上元美好之夜,应几位老书生之邀,苏轼“欣然”出游。城西的风光,僧舍的景物,小巷的民情,纷纷攘攘的生意人,都引起他浓厚的兴趣,使他流连忘返,回到家中,天已三更,儿子也已掩门熟睡。苏轼借这一生活断片,不用细节刻画,自然透露出了儋州小城上元之夜的繁荣景象、祥和风俗,并抒发出一种悠然自得的心情,反映了自己与海南人民的亲切交谊,文笔轻快自然,隽永优美。“步”、“入”、“历”三个动词连用写出了苏轼从容观赏景物的心态和乐而忘返的浓厚游兴。以“杂揉”形容汉族和黎族的融洽相处,用“纷然”描写市井气象的繁荣,文笔简净。作者的三鼓始归和儿子的“掩关熟睡”,说明他们虽然远谪海南,但与生活环境十分和谐,心境十分安闲恬静。
“放杖而笑”以下,写作者由“欣然”出游而悟得的因缘自适、随遇而安、当下即是的生活哲理。但苏轼不是用议论来直接阐说,而是用富有生活情趣的“放杖而笑”来表现,这四个字又本于《庄子·知北游》。由“放杖而笑”引出儿子发问,从而推进到“自笑”和笑人。苏轼的“自笑”,是他出游后的悠然自得之笑,是苦中求乐的自我慰藉之笑。“笑韩退之”,则是笑他思度拘滞,不善超拔。韩愈曾写过一首《赠侯喜》诗,是借钓鱼寄寓对人事的感慨。诗中说:门生侯喜叫他到洛水钓鱼,洛水很浅,是虾蟆、雀儿戏游的地方,不值得垂钓。果然他们从早钓到晚,举竿引线,好不容易才钓到一寸长的小鱼,这时他们很为感慨扫兴。
韩愈写此诗时才三十四岁,在仕途上不甚得意,赴京师调选官职,竟无所成,侯喜则奔走举场十余年,不获知遇。故韩愈的钓鱼之喻,既是不满仕途的愤激之谈,又含有对门人的激励之意。但在苏轼看来,“钓鱼须远去”,未免有意于希进务得。把握当前随缘任天,自能无往而不适;远行下海,执意追寻,未必能得其所求。苏轼的自笑和笑人,从正反两个方面反映了他的随缘自适的思想,这是他身处无可奈何的逆境中所产生自慰自解的特殊心态。他认为,一切得失都是相对的,只要抓住当前,与环境协调,就会悠然自得;心怀奢望,不切实际地务得而强求,反会心力交瘁,自寻困扰。小文信笔写来,既饶有情趣,又寓理于事,耐人寻味,堪称东坡小品文的佳篇。
此诗前二句用“围棋局”“菜畦”作喻,描画长安城整饬、匀称的布局,笔直、宽敞的街道;后两句笔锋转向唐都政治活动的中心即大明宫,写早朝情景,以“一条星宿”为喻,写出火把之多,官员之众,仪礼之盛。此诗的描写具体生动,言简而意丰。
“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两先写天亮后所见,从鸟瞰的角度写长安的全貌与特点。唐代首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宏伟的城市之一。它按照事先设计的规划施工修建,将全城分为宫城、皇城、坊里(即住宅区)三部分。宫城是皇宫所在地;皇城则是朝廷官员办公之处,城内的南北七街、东西五街排列着尚书省、御史台等各级官署;围绕宫城、皇城的一百一十四坊,以承天门为界,东西各占一半,南北十四条大街、东西十一条大街穿插在坊市中间,将城市分割为一块块的小方格,方格内分布着千百家居民、住户。“围棋局”、“种菜畦”的比喻,形象、生动地描绘出长安城纵横交错、整齐划一的建筑格局。作者之所以未按时间顺序描述,目的是从全局上突出长安建筑的独特,气魄的雄伟,让它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遥认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两句写拂晓前所见,选择百官上朝途中的一个场面,反映了京城的独特风貌。古代百官早朝时,必须在天亮前就赶到宫门,等候皇帝上殿。唐代自高宗以后,举行国家大典和接见百官的地方,由太极宫移至大明宫。作者在台上看到,远处百官上早朝时的灯笼、火把,像天空一条蜿蜒的恒星,向着大明宫的南门移动、伸展。这些微小、闪烁的火光,在黑夜中,与天上的星星相互辉映,增加了京城的神秘与宁静,而星宿的比喻,又与地上的天廷(即朝廷)有几分联系,显示出首都的尊严。一早一晚,一总一分,长安城的万千气象就尽集其了。
这首诗描绘了长安城内皇宫衙署、市民住宅,布局规整,不相混杂的风貌。
日暖风和,是春季晴日的基本特征。所以起首的两句,是互文见义,意谓在暖日春风之中乘轿信马都十分适宜。一句分作两句表达,是为了细细品示春天的好处,也带有轿儿马儿陆续登程,络绎不绝的意味。
由“宜”、“堪”的无往不适,带出了下文的游赏。作者首先印象至深的是“恰寒食有二百处秋千架”。为什么要强调这许多秋千架呢,原来这与唐代传沿下的风俗有关。据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天宝宫中,至寒食节,竞竖秋千,令宫嫔辈嬉笑以为宴乐。”可见秋千林立,是寒食节特有的景观。寒食节在旧历冬节后一百零五日,与清明的节气毗连,正是百食齐放的大好时光。接下三句,就用排比的句式,拈写了其中的代表——杏食、柳食与桃食。杏食妍丽雅洁,如玉容呈露,是“对人娇”;柳食飘舞轻飏,如依依随身,是“扑人飞”;桃食艳美夺目,如佳人多情,是“迎人笑”。这三句不仅刻画了春食各自的妍态,并且将原本无情的食木拟人化,从而显示了游人悦目赏心、全身心陶醉于大自然美景的情态。
结末又用一组对仗,添出了“画船”与“青旗”的新景。前者不仅补充了“轿”、“马”之外的又一游览工具,而且隐示了郊野之中水流的存在。后者则以青旗招展表现酒店的诱惑,有食有酒,这春日的游赏就更尽兴了。全曲纯用白描,却因典型景物的选置与生动形象的表述,使读者如同身临其境,深切感受到了春日郊野的勃勃生机与游人的畅乐心情。此曲又见于马致远《新水令·题西湖》套数中的第二支曲子,其全套衍出十二支曲子,由此可见这首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