愁压春山应脉脉，困凝秋水想沈沈。低头时露一湾金。
愁压春山应脉脉，困凝秋水想沈沈。低头时露一湾金。
怀人之作，在古诗词中是多得数也数不清，要做到不和别人雷同实在不容易。袁去华这首《 安公子》就以其构思别致、章法新颖而独有特色。
这首词从写初春景色入手：那嫩黄色的新柳带来万物苏生的消息，同时也使词人胸中思家的种子急剧萌芽，生长。看见新柳 ，自然地想到当日离别时爱人折柳赠别的情景。柳者，留也。作者不但没有被留在家里，如今反而在外地羁留，这怎不教人睹物伤怀呢 ？再说春浅衣寒，又加上风雨，有谁又不想象中的温暖呢？所以前四句貌似写景 ，其实已笼得全篇之意。《蕙风词话》卷三说：“作慢词，起处必须笼罩全阕 。近人辄作景语徐引 ，乃至意浅笔弱，非法甚矣。”这首词虽用景语开头 ，但景中含有浓烈的感情 ，这自然除了被人讥笑“意浅笔弱”的可能 。“燕子来时”是由春天的到来而自然引出来的；而燕子来自南方，又自然把作者的思绪牵向“了在南方的家乡”并产生人归落“燕”后的感情。不过，作者没有正面说出这些意思，而只是问燕子在来时的路上是否看见了他的爱人。这一问安排得轻灵新巧，极有韵味，也极情深。况且问语中又设想爱人是在“绿水桥边路”旁的“画楼”上这不是又在暗示对方也在思念自己吗？“料静掩云窗，尘满哀弦危柱”则直写对方情绪。作者的本意是要写自己怀人，但这里却构思出一个人来怀自己的场面，这是很有意思的 。刘永济以为这种方法是来自《 诗经》，他说 ：“《 陟岵》之诗不写我怀父母及兄之情，而反写父母及兄思我之情，而我之离思之深 ，自在言外。后世词人，神明用之，其变乃多。⋯⋯先写行者念居者，复想居者思行者，两地之情，一时俱极：皆此法也。”（《词论》）
下片放下对方，又开始从自己方面叙说。庾信作有《愁赋》，全文今已不见传，尚留有“谁知一寸心，乃有万斛愁”等句。词中说象庾信那么多的愁为什么都聚在我的眉端？这是自己向自己发问，问得颇有感慨。庾信的愁，作者是从文章里看到的，这里设想聚在了自己眉端，这种想象也十分新鲜。那么多愁都在眉端 ，如何受得了？因而总得排遣，“独立东风弹泪眼”就是设想出来的遣愁法之一。只是这一句写抛泪者形象，单独看来并没有多少特别的好处，但由于作者是在水边 ，而他的意中人也在“绿水桥边路”，所以他顿生寄泪的念头。这一想法新鲜、大胆，设想的意境又十分美丽、浑厚。假如真能寄得眼泪回去，那将比任何书信都能证明他诚挚的思念。而且因为有了这一句 ，“独立东风弹泪眼”才脱俗超尘，放射出奇特的色彩。可是语虽新奇，寄泪终究是办不到的。痴想过后 ，眼前仍旧是“ 永昼”，是“春”，是“闲”，排愁无计的主人无奈何又向自己发出“ 人倦如何度”的问题，这连续的发问可以使我们联想到词人举措茫然的神态和无处寄托的心情，愁思之深也由此更加突出了。同样 ，“ 人倦如何度”的满意答案是没有的，“闲傍枕”就正好说明了并无度时良法，于是作者百无聊赖只好去听“ 黄鹂语”。黄鹂鸣声悦耳，是否它真能稍解苦闷呢？“ 唤觉来厌厌”，作者在黄鹂声中恍惚入睡，又被同样的声音唤醒，醒来后精神“厌厌”地，一点不振，因此我们知道黄鹂语不但没有使作者消忧，反而空添一段惆怅。“残照依然花坞”，仍用景语结尾。同开头呼应 。“念永昼”以下数句，似从贺铸《薄幸》词翻出。贺词去 ：“正春浓酒暖，人闲昼永无聊赖 。厌厌睡起，犹有花梢日在。”总言愁闷无聊 、日长难度之意。而此意，晏殊《踏莎行》“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已先说破。像午睡醒时、斜阳犹照之事，人人所曾经历，但构成意境，写入词章，则非有心人不能。正如王国维所云“常人能感之而唯诗人能写之 ，故其入于人者至深”（《清真先生遗事·尚论》），因之能作此等语者也就不止一二人。说是承袭也好，说是暗合也好，写来能大略有所变化增益便都可以留传下来。总的说来这首词的想象和构思能不落俗套，结构又十委婉曲折。《古今词论》曾说 ：“填词，长调不下于诗之歌行长篇。歌行犹可使气，长调使气，便非本色。高手当以情致见佳。盖歌行如骏马蓦坡 ，可以一往称快；长调如娇女步春，旁去扶持，独行芳径，徙倚而前，一步一态，一态一变，虽有强力健足，无所用之。”袁去华的《安公之》完全达到了这一点。
此外，这首词另一特点是下字准确、生动。比如：“嫩黄匀遍鸦啼处”一句不仅声色俱全，而且用“匀”字写颜色，一方面使人觉得处处都有春色，另一方面又仿佛是从一处匀向别处，因而色彩都并不算浓。这种著色法既符合初春的情调 ，也使色彩空灵透明 。
再如：写对方用“静掩云窗”，“掩”而且“静”则表达作者怀人已久已深的情怀 。又，“ 尘满哀弦危柱”说尘已覆琴，当然是很久已经没有去整理了；但对久不发声的弦 、柱仍然用“哀”“危”修饰，那么女主人内心的痛楚就是可想而知的。再如 ：“为谁都著眉端聚”用“都”“著”“聚”写愁，既显示了很深的愁思，又形象鲜明，似乎读者对此愁可见，可触。还有：“独立东风弹泪眼”中的“弹”字能使抛泪有声，并且正因为有了它，“寄烟波东去”才有了根据。
全词意脉清晰，结构甚巧。设想奇妙而入情，“问燕”与“寄泪”的举动为全词增加许多色彩。词之妙，主要在章法。景起景收，章法浑然。
这首《满庭芳》以议论为主，夹以抒情。上片由讽世到愤世，下片从自叹到自适。它真实地展现了一个失败者复杂的内心世界，也生动地刻画了词人愤世俗和飘逸旷达的两个性格层次，在封建社会中很有典型意义。
词人以议论发端，用形象的艺术概括对世俗热衷的名利作了无情的嘲讽。功名利禄曾占据过多少世人的心灵，主宰了多少世人喜怒哀乐的情感世界，它构成了世俗观念的核心。而经历了人世浮沉的苏轼却以蔑视的眼光，称之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进而以“算来著甚干忙”揭示了追名逐利的虚幻。这不仅是对世俗观念的奚落，也是对蝇营狗苟尘俗人生的否定。词人由世俗对名利的追求，联想到党争中由此而带来的倾轧以及被伤害后的自身处境，叹道：“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事”，指名利得失之事，谓此事自有因缘，不可与争；但得者岂必强，而失者岂必弱，因此页无须过分介意。这个思想来自老子。《老子》说：“柔弱胜刚强。”（第三十六章）又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第七十八章）这就是“谁弱又谁强”一句的本意。一方面，“木强则折”（第七十六章）；一方面，“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忧”（第八章），苏轼领会此意，故“得罪以来，深自闭塞，···不敢作文字”（黄州所作《答李端叔书》）。“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是他这个时期自处的信条。所以，“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 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意图在醉中不问世事，以全身远祸。一“浑”字抒发了以沉醉替换痛苦的悲愤。一个愤世嫉俗而以无言抗争的词人形象呼之欲出。
下片于自叙中夹以议论。“思量，能几许”，承上“百年里”说来，谓人生能几；而“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即李白“为欢几何”之意。“风雨”自指政治上的风风雨雨，所“妨”者是人生乐事。陆游《假日书事》诗所云“但嫌尤畏（尤才畏讥）妨人乐”，即是此意。苏轼一踏上仕途便卷入朝廷政治斗争的漩涡，此后命途多难，先后排挤出朝，继又陷身大狱，幸免一死，带罪贬逐，昔时朋友相聚，文酒之欢，此时则唯有“清诗独吟还自和，白酒已尽谁能借。不惜青春忽忽过，但恐欢意年年谢”（《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当此时，词人几于万念皆灰。“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是因“忧愁风雨”而彻悟之语。他的《答李端叔书》中有一段话可作为这两句词的极好注解：“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地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进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已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哓哓至今，坐此得罪既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逐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妄论利害，才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已，何足为损益。”可见“抵死（老是）说短论长”之要不得。词人自嘲自解，其中实又包含满肚子不平之气。下面笔锋一转，以“幸”字领起，以解脱的心情即景抒怀。造物者无尽藏的清风皓月、无际的苔茵、高张的云幕，这个浩大无穷的现象世界使词人的心量变得无限之大。那令人鄙夷的“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的狭小世界在眼前消失了，词人忘怀了世俗一切烦恼，再也无意向外驰求满足，而愿与造化同乐，最后在“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的高唱中，情绪变得豁达开朗，超脱功利世界的闲静之情终于成为其人生的至乐之情，在新的精神平衡中洋溢着超乎俗世的圣洁理想，词人那飘逸旷达的风采跃然纸上。
苏轼在词中擅长抒写人生。他高于一般词人之处，在于他能从人生的矛盾、感情的漩涡中解脱出来，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解放，正因如此，苏轼描写的人类心灵就比别人多一个层次。这也是他的词能使人“登高望远”的一个重要原因。
词人重在解脱，在感情生活中表达了一种理性追求，故不免要以议论入词。此首《满庭芳》便表现出这一特色。词人“满心而发，肆口而成”，意显词浅，带有口语化的痕迹，似毫不经意，然又颇具匠心。
这是《咏怀古迹五首》中的最末一篇。当时诗人瞻仰了武侯祠，衷心敬慕，发而为诗。作品以激情昂扬的笔触，对其雄才大略进行了热烈的颂扬，对其壮志未遂叹惋不已!
“诸葛大名垂宇宙”，上下四方为宇，古往今来曰宙，“垂于宙”，将时间空间共说，给人以“名满寰宇，万世不朽”的具体形象之感。首句如异峰突起，笔力雄放。次句“宗臣遗像肃清高”，进入祠堂，瞻望诸葛遗像，不由肃然起敬，遥想一代宗臣，高风亮节，更添敬慕之情。“宗臣”二字，总领全诗。
接下去进一步具体写诸葛亮的才能、功绩。从艺术构思讲，它紧承首联的进庙、瞻像，到看了各种文物后，自然地对其丰功伟绩作出高度的评价：“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纡，屈也。纡策而成三国鼎立之势，此好比鸾凤高翔，独步青云，奇功伟业，历代敬仰。然而诗人用词精微，一“纡”字，突出诸葛亮屈处偏隅，经世怀抱百施其一而已，三分功业，亦只雄凤一羽罢了。“万古云霄”句形象有力，议论达情，情托于形，自是议论中高于人之处。
想及武侯超人的才智和胆略，使人如见其羽扇纶巾，一扫千军万马的潇洒风度。感情所至，诗人不由呼出“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的赞语。伊尹是商代开国君主汤的大臣，吕尚辅佐周文王、武王灭商有功，萧何和曹参，都是汉高祖刘邦的谋臣，汉初的名相，诗人盛赞诸葛亮的人品与伊尹、吕尚不相上下，而胸有成竹，从容镇定的指挥才能却使萧何、曹参为之黯然失色。这，一则表现了对武侯的极度崇尚之情，同时也表现了作者不以事业成败持评的高人之见。刘克庄曰：“卧龙没已千载，而有志世道者，皆以三代之佐许之。此诗侪之伊吕伯仲间，而以萧曹为不足道，此论皆自子美发之。”黄生曰：此论出，“区区以成败持评者，皆可废矣。”可见诗人这一论断的深远影响。
最后，“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诗人抱恨汉朝“气数”已终，长叹尽管有武侯这样稀世杰出的人物，下决心恢复汉朝大业，但竟未成功，反而因军务繁忙，积劳成疾而死于征途。这既是对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高尚品节的赞歌，也是对英雄未遂平生志的深切叹惋。
这首诗，由于诗人以自身肝胆情志吊古，故能涤肠荡心，浩气炽情动人肺腑，成为咏古名篇。诗中除了“遗像”是咏古迹外，其余均是议论，不仅议论高妙，而且写得极有情韵。三分霸业，在后人看来已是赫赫功绩了，而对诸葛亮来说，轻若一羽耳；“萧曹”尚不足道，那区区“三分”就更不值挂齿。如此曲折回宕，处处都是抬高了诸葛亮。全诗议而不空，句句含情，层层推选：如果把首联比作一雷乍起，倾盆而下的暴雨，那么，颔联、颈联则如江河奔注，波涛翻卷，愈涨愈高，至尾联蓄势已足，突遇万丈绝壁，瀑布而下，空谷传响──“志决身歼军务劳”──全诗就结于这动人心弦的最强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