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作为词史上颇负传奇色彩的“才子词人”柳永,其词一向以一“创”字为挈领。他自创词牌,不拘一格,如《迎新春》、《黄莺儿》、《戚氏》等等;他擅改词格,大大丰富了词作为一种抒怀文体的内涵,并成为以“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著称的苏轼词的先导;他万事随心恣性,是世俗礼教为无物,敢为人所不敢为,能言人所不能言,如他的《鹤冲天》、《凤归云》、《定风波》、《宣清》、《尉迟杯》等等。故有人认为,柳词之所以为柳词,只在一“创”字耳。而若言“创”却不提《戚氏》者,必为孤陋之辈也。
据前人考证,《戚氏》当为柳永独创,且仅见于其《乐章集》之中。全词分为上、中、下三叠,共212字,为词史上第二长词。仅次于南宋时吴文英之《莺啼序》。其价值为何余虽不敢妄断,然宋时“《离骚》寂寞千年后,《戚氏》凄凉一曲终”的评价也必非空穴来风。故今以此苍白笔墨,粗评《戚氏》,亦只当学柳永的“为人所不敢为”罢了。
从词中“宋玉悲感,向此临水与登山”来看,当写于湖北江陵,当时柳永外放荆南,已经年过五十,只做个相当于县令的小官,心情自然十分苦闷。这种情绪在这首词里得到充分的体现。
全词共分三片:头一片写景,写作者白天的所见所闻第二片写情,写作者“更阑”的所见所感第三片写意,写作者对往事的追忆,抒发自己的感慨。
上片开头描写微雨过后的薄暮景色。只用“晚秋天”一句点明时令,先写景前驿馆内之衰残景色,也初步构画出了全词的凄凉基调。柳永其人,向来对春、秋二季尤为敏感,然不同处却在于,他写春,只是代人伤春,而晚秋的悲凉,向来是他留给自己的伤感。而今又逢暮秋,“一霎微雨”带着薄凉的情态洒于庭轩。所以这位才子词人,又开始思绪飘渺了。他首先看见的,是庭轩中的“槛菊萧疏,井梧零乱”。柳永不愧是融情入景、以景写情的高手,接下来的一个“惹”字竟真把那秋的萧索写活了。那淡薄的“残烟”,非关天气,不是雾气,竟是这庭轩中的“零乱”、“萧疏”给“惹”来的!园中景物正渐至精彩处,词人却笔锋一转,“望”向远处的“江关”,由近及远却丝毫不显突兀。那他究竟望见了什么呢?“飞云黯淡夕阳闲”。云正憔悴,夕阳又西坠,也难怪词人想到了那个一句“悲哉!秋之为气也!”而得来悲秋之名的宋玉。“临水与登山”,向来是古代文人念远伤别离的悲情时刻,作者由今怀古,也无非是感叹一句:逢秋而悲感,千古一辙啊!这笔锋已转得太远,又该如何继文呢?柳永不愧自封的“才子词人”,这稍一调转,便是一个柳永式的大回圜:“远道迢递”,忆及“宋玉悲感”之后,如此轻松地就有回到了眼前的景况,不着痕迹,天衣无缝。面对长路漫漫,作为“凄楚”“行人”的他,正走在自己无限厌恶却又不能不会不舍放弃的仕途之路上,一面痛恨“名牵利惹”,一面甘之如饴。行文至此,那贯穿于词人一生的矛盾开始在这“驱驱行役”上初露端倪。内心挣扎如柳永,对与自己心境相仿的“陇水潺湲”自然也就“倦听”了。下文又略嫌不合拍地以一“正”字引出了那让词人心情更加烦躁的“蝉吟败叶,蛩响衰草”一句,不合拍的同时,又与首句中的“晚秋天”大为契合,实乃绝妙。这等怪词妙语,必非柳永不能为也。心绪烦乱无以抒怀的柳永,在“相应喧喧”的蝉嘶蛩鸣中,结束了上阙的叙景描情。
无论时间还是空间上的转合映衬,这浓浓的衰秋哀情,在内容上甚至词调上,都为后文的抒情做足了铺垫。而观这首阕,若为一般词人,在叙景已足,多一笔即为画蛇添足的叙述之后,又该续写些什么呢?此处足见柳永的流水行文。
中片时间上紧承上片,由傍晚而入深夜。先景后情。“孤馆度日如年”。次叠一开词人就是这般自述身世的一句。“馆”是“孤馆”,就连上文所言之“庭轩”也不过是他柳永羁旅之途上的一方借宿之地。独在异地,独望江关,不由让读者对上片中的“凄然”二字有了更真切的实感。而此时,“凄然”的他正在“孤馆”中“度日如年”。词人终是不堪寂寞的,失了“针线闲拈伴伊坐”的知己,他也只能寄望于与知己红颜共沐同一片夜空了。这孤索之夜,竟已渐深,“风露渐变,悄悄至更阑”了。只一失神间,词人再次凝望起那片空有亮白色温馨却又无情至极的“绛河”了。“绛河”,这样一个冰冷的词,难耐凄凉如柳永者,该是怎样的孤凄心情读者也就可想了。这时的他,却偏故作坚强与无所谓的坚持自己的固执:寂寞只是表象,那“婵娟”的“皓月”却不正是代表团圆么?至此,那柳永式的矛盾已暴露的更深。对月而不怀人,又怎是白衣卿相之本色?“思绵绵”三字,一字一韵,引出了词人如泄洪般的情感,字字句句都是他对命运的质问。此时的他,已到了风中之烛的残年,没了少时的轻狂不羁,所以这怨世的情感,他也只从自身写起。“那堪屈指,暗想从前”。这样一句,几乎让读者也茫然了。在柳永眼中,在此时的柳永心里,不堪他回首的,究竟是“小楼深巷狂游遍”的“恣狂踪迹”,还是为那“蝇头利禄,蜗角功名”的“恁驱驱”呢?他没说。下文却有如似检讨的一句:“未名未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迁延”。这一句,是含了极大的怨气的。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正是因了他一生缠绵于“绮陌红楼”,才导致了他终老而“未名未禄”的。这也可以说,他对自己一生的“恣狂心性”后悔了。可让读者综观词人的一生,也不免失笑:他柳永若真有这般“觉悟”,又怎会落得这“未名未禄”的凄凉呢?对于此时怨气极重的柳永,读者何不把这样的检讨当做气极怒极的他的“正话反说”呢?当然,这也可以是词人对自己一生徘徊于仕途与红颜之间的优柔寡断的一种怨恨。一家之言,有让名家嗤之以鼻处,权当玩笑耳。
这一阙,是词人对内外远近的大转合之后回到自身的慨叹。自然而然地由反衬自身凄凉的美好夜景转向对自己“一生赢得是凄凉”的感慨。极尽柳词“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的词风,这又是柳祠的又一奇异处。白描,铺叙,字字入情入理而毫无穿凿之意。上片的寥廓之中而见苍凉,中片的凄婉之中而不失条理。词的末阙,又能给读者的感官以怎样的冲击与震撼呢?
下片继续写狂放不羁的少年生活,与前片衔接细密,有陇断云连之妙。“帝里风光好”。好一个“风流才子”柳三变!在词已尽,意已歇之际,这一句又给了全词多大的空间!接下来,就该是忆旧了吧。可众所周知,市井词人柳七的一生都与“绮陌红楼”、红颜脂粉脱不了关系,他又该忆哪个呢?“堪人属意”的虫娘?“家住桃花径”的秀香?还是与其“四个打成一个”的师师、香香、冬冬呢?让读者试想,如果此处他只忆起其中的“某一个”的话,全词会收到怎样的效果?哪怕他的前二叠写得再如何精彩,这《戚氏》一首的词调都只能算作低下了吧。词人此时大概已近花甲之年,他忆起的该是他的一生,而不仅仅是与其“浅斟低唱”的某一个。所以此处的他忆起的是“当年少日”的“狂朋怪侣”,是他少时的奢靡生活。都说年少轻狂,更何况这年少之人还是他柳永,又加那许多志趣相投的“狂朋怪侣”,怎不让人心醉?柳永不是圣人,那样的生活,他曾经陶醉过。并且此时忆起,也并非悔恨自己当年的颓堕,而只是慨叹时光易逝、年华似水之意而已。“遇当歌、对酒竞留连”。这样的词句,词人写下时的心境何为,连读者也是不忍想象的。也无需读者想象,下句“别来”二字就已足足道出了作者空忆当年的痛楚了。那样的生活,早已随时光远去了呀!“迅景如梭,旧游似梦”。以往日之欢娱,衬今日之落寞。很通俗的比喻,却让读者眼前出现了词人那再清晰不过的痛苦面容。逝去的日子如云烟,被岁月这柔沐温和却又狰狞至极的风吹得一丝不剩了。往昔再不会回返,又怎能不让作者长叹呢?接下来的一句引出“念利名、憔悴长萦绊”这一痛苦的根源,作者并未有明确的态度。重又回到现实,是作者的自问,也是作者的茫然。这是全词中作者矛盾心理的第三次深化。让读者看这全词中作者唯一一次以第一人称的发问:“烟水程何限?”这样的碌碌奔忙,到底何时才是尽头啊?这样的笔力,是没有切身经历之人万万难及的。这一瞬间的情感爆发之后,又转入了议论:“念名利、憔悴长萦绊”。这可以说是议论,也可以说是收束,是对上文的种种心境的一种慰藉:他一生不曾放弃对名利的追逐,那么如何地憔悴也自是命里该着的,又何必在此枉叹呢?因此作者为强调自己的“无事觅闲愁”,又以感情更加强烈的方式加了一句:“追往事、空惨愁颜”。至此,议论结束。不知不觉间,已是一夜的辗转。而“稍觉轻寒”之后,才蓦然惊觉“漏箭移”了。时间已是接近拂晓,又听闻远处“渐呜咽、画角数声残”的乐声,那“轻寒”,想来也是入情、入心地难以承受了。而此时的词人,此时抱臂“对闲窗畔”的词人,已是渐趋于平静了。无论有再多的不甘,无论有再多的憾恨,他也只能继续上路了。“驱驱行役,苒苒光阴”早已注定了他一生的奔碌不平。而这“停灯向晓,抱影无眠”的一夜,也只是他万千千万个难眠之夜的一个剪影吧。
最末一叠并不能算作全词的高潮部分,可这由此及彼、由今忆昔又由昔论今的一波三折,也无疑是给此文的情调注入了更新鲜的血液,一代才子词人于这诗余曲源的词上的功力也可见一斑。“孤馆”中独自伤今的词人本已有孤凄苍凉之态,再加上“年少日”“暮宴朝欢”的神来一笔,真真是让这一阙《戚氏》同时有了不逊于诗的含蓄不亚于曲的直率。于蕴秀之中见真切,于深惋之中显淋漓,正是柳永本色!
这首《戚氏》说是词人一生的总括也是不为过的。全词由近及远、由远至近挥洒自如;抚今忆昔、由昔感今一气呵成;由傍晚到深夜、由深夜至黎明一丝不乱;由眼前望江关、由孤馆怀帝京自然运转。描情叙景、铺叙怀旧、旷古达今,真正是独属于柳永的悱恻动情与荡气回肠。在词的内容上更是大开大阖、毫无避忌、一气贯穿。长达212字的长词一韵到底,与平常之中显其非同寻常,却无一丝险韵,自然而然。莫说是这词上,便是今人作文,又能有几个如《戚氏》般细针密线,平稳中而字字嵌插不失作者个性的奇异之处、棱角之笔?今人自知。
尤其是词的最后,这白衣卿相留给读者的最后一个镜头:天上一颗白亮的启明星遥挂,星下一袭长衣及地“对闲窗畔”的词人被定格的身形,孤索,凄凉。宋人将之与《离骚》媲美,认为是前后辉映之作,可见其时誉之盛。宋王灼《碧鸡漫志》:“离骚寂寞千载后,戚氏凄凉一曲终。”宋人的评价,让这首冠古绝今之词当之无愧!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赞扬了古人刻苦学习的精神以及做学问的艰难。说明只有少年时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竭尽全力地打好扎实基础,将来才能成就一番事业。诗人从古人做学问入手娓娓道来,其中“无遗力”三个字,形容古人做学问勤奋用功、孜孜不倦的程度,既生动又形象。诗人语重心长地告诫儿子,趁着年少精力旺盛,抓住美好时光奋力拼搏,莫让青春年华付诸东流。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强调了做学问的功夫要下在哪里的重要性。孜孜不倦、持之以恒地做学知识,固然很重要,但仅此还不够,因为那只是书本知识,书本知识是前人实践经验的总结,不能纸上谈兵,要“亲身躬行”。一个既有书本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人,才是真正有学问的人。书本知识是前人实践经验的总结,能否符合此时此地的情况,还有待实践去检验。只有经过亲身实践,才能把书本上的知识变成自己的实际本领。诗人从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的关系着笔,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凸显其真知灼见。“要躬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学习过程中要“躬行”,力求做到“口到、手到、心到”,二是获取知识后还要“躬行”,通过亲身实践化为己有,转为己用。诗人的意图非常明显,旨在激励儿子不要片面满足于书本知识,而应在实践中夯实和进一步获得升华。
这是一首教子诗,诗人在书本与实践的关系上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间接经验是人们从书本中汲取营养,学习前人的知识和技巧的途径。直接经验是直接从实践中产生的认识,是获取知识更加重要的途径。只有通过“躬行”,把书本知识变成实际知识,才能发挥所学知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本诗通过写陆游对儿子子聿的教育,告诉读者做学问要有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的精神。一个既有书本知识,又有实践精神的人,才是真正有学问的人。
通观《大雅·假乐》一诗,除了对周王无以复加的赞美之外,也深蕴着殷切的希望。
全诗仅四章,表现了周朝宗室,特别是急切希望振兴周王朝的中兴大臣对一个年轻君主的深厚感情和殷切期望。“假(嘉)乐”点出诗的主题或用途。“显显令德”,开门见山地赞扬了受冠礼者的德行品格。以下称赞他能尊民意顺民心,皇天授命,赐以福禄。这一章看似平实,但在当时周王朝内忧外患摇摇欲坠的情况下,表达对宣王的无限期待和信赖,实言近而旨远,语浅而情深。第二章顺势而下,承上歌颂宣王德荫子孙,受禄千亿,落笔于他能“不愆不忘”,一丝不苟地遵循文、武、成、康的典章制度,能够听从大臣们的建议劝谏。这些话里包含着极其深刻的教训:夷王、厉王因为违背了这两点使宗周几乎灭亡,其代价不可谓不大。因为此诗是举行冠礼的仪礼用诗,有着它现实的要求,故而第三章便转锋回笔,热烈地歌颂年轻的宣王有着美好的仪容、高尚的品德,能“受福无疆”成为天下臣民、四方诸侯的“纲纪”。末章紧接前文之辞,以写实的手笔勾勒了行冠礼的活动场景。宣王礼待诸侯,宴饮群臣,其情融融,其意洽洽。“百辟卿士”没有一个不爱戴他、不亲近他的。“不解于位,民之攸墍”。使国民能安居乐业,不再流离失所,这就是对一个明君的最主要的要求。短短的一首诗,围绕着“德、章、纲、位”赞美了年轻有为,能为天下纲纪的宣王,于有限的词句内包容了无限的真情,美溢于辞,其味无穷。
过去不少学者认为这首诗“无非奉上美诗”,“近谀”、“全篇捧场,毫无足观”,似未能弄清诗的主旨和特定的创作背景。
诗的第一句开门见山,从诗人自己过去怎样对待邻妇扑枣说起。“扑枣”就是打枣。这里不用那个猛烈的上声字“打”,而用这个短促的、沉着的入声字“扑”,是为了取得声调和情调的一致。“任”就是放任。之所以要放任,第二句说:“无食无儿一妇人。”原来这位西邻竟是一个没有吃的、没有儿女的老寡妇。诗人等于是在对吴郎说:“对于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穷苦妇人,我们能不让她打点枣儿吗?”
三四两句紧接一二句:“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困穷”,承上第二句;“此”,指扑枣一事。这里说明杜甫十分同情体谅穷苦人的处境。陕西民歌中唱道:“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说的正是杜甫。以上四句,一气贯串,是杜甫自叙以前的事情,目的是为了启发吴郎。
五六两句才落到吴郎身上。“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这两句上下一气,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相互补充,要联系起来看。“防”的主语是寡妇。下句“插”字的主语是吴郎。这两句诗言外之意是:这不能怪她多心,倒是吴郎有点太不体贴人。她本来就是提心吊胆的,吴郎不特别表示亲善,也就够了,却不该还要插上篱笆。这两句诗,措词十分委婉含蓄。这是因为怕话说得太直、太生硬,教训意味太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反而不容易接受劝告。
最后两句“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是全诗结穴,也是全诗的顶点。表面上是对偶句,其实并非平列的句子,因为上下句之间由近及远,由小到大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上句,杜甫借寡妇的诉苦,指出了寡妇的、同时也是当时广大人民困穷的社会根源。这就是官吏们的剥削,也就是诗中所谓“征求”,使她穷到了极点。这也就为寡妇扑枣行为作了进一步的解脱。下句说得更远、更大、更深刻,指出了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又一社会根源。这就是“安史之乱”以来持续了十多年的战乱,即所谓“戎马”。由一个穷苦的寡妇,由一件扑枣的小事,杜甫竟联想到整个国家大局,以至于流泪。这一方面固然是他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也是点醒、开导吴郎的应有的文章。让他知道:“在这兵荒马乱的情况下,苦难的人还有的是,决不止寡妇一个;战乱的局面不改变,就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不见得有保障,我们现在不正是因为战乱而同在远方作客,而你不是还住着我的草堂吗?”最后一句诗,好像扯得太远,好像和劝阻吴郎插篱笆的主题无关,其实是大有关系,大有作用的。希望他由此能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开一点,他自然就不会在几颗枣子上斤斤计较了。读者正是要从这种地方看出诗人的“苦用心”和他对待人民的态度。
这首诗的人民性是强烈而鲜明的,在通常用来歌功颂德以“高华典雅”为特征的七言律诗中,尤其值得重视。诗的艺术表现方面也很有特点。首先是现身说法,用诗人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启发对方,用颠扑不破的道理来点醒对方,最后还用诗人自己的眼泪来感动对方,尽可能地避免抽象的说教,措词委婉,入情入理。其次是,运用散文中常用的虚字来作转接。像“不为”、“只缘”、“已诉”、“正思”,以及“即”、“便”、“虽”、“却”等,因而能化呆板为活泼,既有律诗的形式美、音乐美,又有散文的灵活性,抑扬顿挫,耐人寻味。
清人卢德水说:“杜诗温柔敦厚,其慈祥恺悌之衷,往往溢于言表。如此章,极煦育邻妇,又出脱邻妇;欲开导吴郎,又回护吴郎。八句中,百种千层,莫非仁音,所谓仁义之人其音蔼如也”(《读杜私言》)。全诗正是在这种委婉曲折的夹叙夹议中来展现诗人的心理和品质的。诗作表达了杜甫对穷困人民的深切同情。
古人好春怨秋愁,这是典型的宫怨(闺怨)诗。一般的宫怨(闺怨)诗多以凄清秋景作背景,借以烘托失宠宫嫔之寂寞凄凉心境。此首却以春晓鲜妍明丽的景物作背景,借以反衬宫嫔失宠的命运与惋惜红颜易老的心理,别具匠心。
开头两句写春景。“家临长信”“乳燕双双”有所暗示。汉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汉成帝刘骜微服巡行,经过阳阿公主家,见歌女赵飞燕艳丽非常,便召她入宫,极为宠幸。不久,成帝又将其妹赵合德召入宫中,封赵氏姊妹为婕妤,从此赵氏姐妹贵倾后宫。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宫中的地位,赵飞燕又诬告许皇后、班婕妤有邪媒之道。许皇后被赵氏姐妹诬陷后,班婕妤见情势危急,便请求去长信宫侍奉皇太后。这里借用“长信宫”来暗喻班婕妤失宠后自避长信宫的典故,使诗歌表达闺怨之旨突显出来,内中隐含着失意的忧伤。接着两句写用品、陈设的富贵华美,隐隐透漏出一种慵懒无奈之感。家宅临近皇居,出入乘油壁香车,金犊牵挽,室内陈流苏宝帐,有春鸡报晓。不言富贵,而诗中人之豪奢自现。
后面四句写暮春景色,“暖犹睡”“闲不扫”表现出来的是春困的慵懒,“衰桃一树”“红颜镜中老”表现出来的是容颜憔悴,青春逝去的哀怨。结尾暗以衰桃临池比喻美人临镜,叹息红颜易衰,表现出一种无限悲凉之感。
此诗以春鸡、乳燕、落花、衰桃、娇鸟等意象渲染出了一片暮春景色。全篇几乎没有动作,也没有出现人物,纯为一个静谧柔媚的画面描绘。作者冷静客观的叙述,不作过多的主观抒情,就像是一幅图画,是一种静的客观的美。全诗语言华丽,意象密集,风格秾丽绮艳。其声调的确有接近词体之处,因此有些版本就当作词处理,调名为木兰花(或玉楼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