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这是一首怀人词。上片主要写自己,下片侧重李氏。该词由追忆曩昔欢娱更进而遥念李氏此时之孤寂痛苦,写想象中的思妇独处,本由已之处境所生,却反怜惜他人,可见其爱之深,其思之切。该诗转折运用“念”、“想”、“便”及“争忍见”等领头字句,让层次分明,更增词情之美。
词以直抒胸臆开句。
一个“闷”字,点明此时心情,统摄全篇。“无那(nuò)”,犹无可奈何也。“暗数尽”句,一夜之凄迷境况如犹在眼前。“念楚馆香车”句,回忆当年爱情生活,写出“闷”之根源。楚馆、吴溪,指江南昔日曾游之处。香车兰棹,赏心乐目,皆与李氏共之。然而好景不长。少年的风流韵事,转眼都成为愁云恨水。他们由于社会环境所迫,不得不分居两地。“虽富贵,忍弃平生荆布!”(《念奴娇》)可见孝祥当时矛盾和痛苦的心情。“多少愁云恨水!”乃是词人十几年来郁结心中的愁闷和悔恨的倾吐。多少辛酸往事,只有两心暗知,如此点到即止,正说明其不堪回首,难以尽言。
“阵阵回风”两句,描写自己当前处境之凄凉。时近严冬,寒夜萧条,但闻朔风吹霰,呼啸回旋;旅雁宵惊,哀鸣沙际。两句看似写景,实则以景衬情。孝祥起知潭州,原非所愿。曾奏请“于江淮间易一小郡”。他自比为南来的北雁,从一“旅”字可略见其当日心情。如此风雪之夜,由追忆曩昔欢娱更进而遥念李氏此时之孤寂痛苦:“想静拥孤衾,频挑寒灺(xiè,灯花、烛烬),数行珠泪”,一句话,也是“孤灯挑尽未成眠”吧.写想象中的思妇独处,本由已之处境所生,却反怜惜他人,可见其爱之深,其思之切。
词的下片,开始转用思妇口吻。
“凝睇”二字,承上启下,与“傍人笑我,终朝如醉”互为照应,其意味与柳永的“故人千里,竟日空凝睇”(《诉衷情近》)基本相同。“便锦织回鸾”句,用窦滔妻织锦为回文诗以寄其夫的故事,易“文”为“鸾”,取其与下句“鲤”字对仗更工;鸾凤一类字,尤常用于情人之间。从用典上也可证明此词确系怀念李氏之作。
“素传双鲤”,源出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本是常用典,在这里却有言外之意。孝祥与李氏为避外人闲话,谅少有书信往来。著一个“便”字,已道出其中苦衷,此时即便能这么做,也无法尽“衷肠密意”了,因为,这毕竟是积累了十几年感情上的欠债!接着,词人又合写双方:一个是“绿鬓点霜”,一个是“玉肌消雪”,彼此都才三十几岁,年未老而人先衰。这正是感情长期受折磨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十分”,见憔悴程度之深,语带隐痛。
最后说“争忍见、旧时娟娟素月,照人千里”,乍看像是写月,与雪夜情景相背,倘理解作者此时激情驰骋,不受时间空间的局限,则又觉得在情理之中。处此风雪寒宵,自会令人闷损。若在月明之夜,又当如何呢。“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谢庄《月赋》),见月如见人,还是不能聊以自慰的。旧时明月相照,无论在楚馆,还是吴溪,月好人亦好。此时却不同了,月儿依旧,而人已两鬓斑白,玉肌消损,无复有乐。触景生情,倍添离恨。写月亦即写人,“娟娟素月”,是李氏少年风采的再现,而此时山川远隔,又怎忍见此时月色,千里相照呢?全词如此作结,自然是情思飘逸,有悠然不尽之妙。反复吟唱此词,深觉作者神驰千里,而笔触甚细。
诗人高展艺术想象的翅膀,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上自由飞翔。去悬揣对方心理,设想不同环境下的人物心态,都能曲尽其妙。在章法上,上片主要写自己,下片侧重李氏。但每片中又曾涉及双方,或单写,或并列。把情与景、人与事,往日与当前、追忆与设想等等,组织融合起来。转折较大处便运用“念”、“想”、“便”及“争忍见”等领头字句,层次分明,更增词情灵活之美。还有一点应该指出,即作者在怀念李氏其他几首词中,多有重圆、再见的希望。不仅早期的两首《木兰花慢》里有“鸾鉴分收”、“断魂双鹜南州”及“拟把菱花一半,试寻高价皇州”等句;比这首词早几个月写的《雨中花慢》还说:“犹自待、青鸾传信,乌鹊成桥”。只有此首不再提及,可能作者已经感觉到那些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晏殊《玉楼春》词句)。
《塞翁失马》通过一个循环往复的极富戏剧性故事,阐述了祸与福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道理。如果单从哲学角度去看,这则寓言启发人们用发展的眼光辩证地去看问题:身处逆境不消沉,树立“柳暗花明”的乐观信念;身处顺境不迷醉,保持“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
从寓言本身包含的思想倾向来看,存在与主流思想不和谐的因素:“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胡人大举入侵,国难当头,青壮年都拿起武器去打仗了,而且有那么多的人在战场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足见战争之惨烈。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善术者”父子没有尽匹夫之责,倒是“以跛之故”保全了性命。
问题不在于“父子”是否上战场,毕竟年老和腿瘸的客观现实给了他们没上战场的理由。问题的关键是作者把“父子”因为没有上战场而保全了性命当做了莫大的“福”分,并为之而庆幸。这与培养爱国主义感情、道德品质,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的要求很不一致。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善术者”因为腿被摔瘸了而没有为国尽力,理当感到遗憾甚至惭愧,特别是在有那么多战死者的情况下,作为苟活者,应该感到内疚甚至耻辱才是。但“父子”没有,他们只是庆幸,庆幸“堕而折其髀”的灾祸,庆幸逃脱了去战场捐躯”,庆幸继续活下去的福气。
这里没办法去讨论战争的正义与否,毕竟只是一则寓言,是为了诠释一个道理而演绎的故事。如果单从祸福相互转化的关系去看,对这则寓言不能有什么非议。但既然选入了中国的学生教材,就应该特别在乎是否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了。
在一定的条件下,好事和坏事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塞翁失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了千百年。无论遇到福还是祸,要调整自己的心态,要超越时间和空间去观察问题,要考虑到事物有可能出现的极端变化。
《渡汉江》诗意在写思乡情切,真实地刻画了诗人久别还乡,即将到家时的激动而又复杂的心情。语极浅近,意颇深邃;描摹心理,熨贴入微;不矫揉造作,自然至美。
前两句追叙贬居岭南的情况。贬斥蛮荒,本就够悲苦的了,何况又和家人音讯隔绝,彼此未卜存亡,更何况又是在这种情况下经冬历春,捱过漫长的时间。诗人没有平列空间的悬隔、音书的断绝、时间的久远这三层意思,而是依次层递,逐步加以展示,这就强化和加深了贬居遐荒期间孤孑、苦闷的感情,和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断”字“复”字,似不着力,却很见作意。此诗人困居贬所时那种与世隔绝的处境,失去任何精神慰藉的生活情景,以及度日如年、难以忍受的精神痛苦,都历历可见,鲜明可触。这两句平平叙起,从容承接,没有什么惊人之笔,往往容易为读者轻易放过。其实,它在全篇中的地位、作用很重要。有了这个背景,下两句出色的抒情才字字有根。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两句描写诗人逃归途中的心理变化。“近乡”交代诗人因长期不知家人消息而逃离贬地,走近家乡。所谓“情更怯”,即愈接近故乡,离家人愈近,担忧也愈厉害,简直变成了一种害怕,怕到“不敢问来人”。按照常情,这两句似乎应该写成“近乡情更切,急欲问来人”,诗人笔下所写的却完全出乎常情:“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仔细寻味,又觉得只有这样,才合乎前两句所揭示的“规定情景”。因为诗人贬居岭外,又长期没有家人的任何音讯,一方面固然日夜在思念家人,另一方面又时刻担心家人的命运,怕家人由于诗人的牵累而遭到不幸。“音书断”“复历春”这种思念随着担心同时的到来,形成急切盼回家,又怕到家里的矛盾心理状态。这种矛盾心理,在逃归的路上,特别是渡过汉江,接近家乡之后,有了进一步的戏剧性发展:原先的担心、忧虑和模糊的不祥预感,此刻似乎马上就会被路上所遇到的某个熟人所证实,变成活生生的残酷现实;而长期来梦寐以求的与家人团聚的愿望则立即会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因此,“情更切”变成了“情更怯”,“急欲问”变成了“不敢问”。这是在“岭外音书断”这种特殊情况下心理矛盾发展的必然。“情更怯”与“不敢问”更能体现诗人此际强自抑制的急切愿望和由此造成的精神痛苦。愈接近重逢,诗人便会愈发忧虑,发展到极端,这种忧虑就会变成一种恐惧、战栗,使之不敢面对现实。
宋之问这次被贬泷州,是因为他媚附武后的男宠张易之,可以说罪有应得。但这首诗的读者,却往往引起感情上的某种共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在表达思想感情时,已经舍去了一切与自己的特殊经历、特殊身份有关的生活素材,所表现的仅仅是一个长期客居异乡、久无家中音信的人,在行近家乡时所产生的一种特殊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感情,却具有极大的典型性和普遍性。形象大于思维的现象,似乎往往和作品的典型性、概括性联结在一起。这首诗便是一例。
此诗不仅有巧妙的抒情艺术,而且有更深刻的体会。作者用逐层递进的追述,交代了背景之后,立即直抒胸臆,不加保留地倾诉出矛盾心理和痛苦心情。但是,读者却必需经过一番认真的咀嚼,才能感受到这种特殊的心理状态,达到与作者的心灵沟通。这种高度简洁的抒情手法,使作品用最省略的语言,获取了极为深远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