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描写诗人往返川滇途中的感慨。前四句是写昔年北上,夜宿嘉陵驿楼时情景;后四句是写当前贬谪云南的情景。全诗运用了今昔对比的手法,巧妙地将相同地点不同时空的心境通过月、江两个意象表达出来,人景合一,独树一帜。
此诗前四句是写昔年北上,夜宿嘉陵驿楼时情景,终宵不断的嘉陵江水声,恼乱离人的心绪,“中天月色好谁看”(杜甫《宿府》),只是照着孤独作客的人。这是一般的离别之愁。杨慎北上,必然是赴北京应会试,他的父亲,是大学士杨廷和,那时没有什么身世不幸之感,可以说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唯一不爽的,就是有点想家,有离愁。
后四句是写当前贬谪云南的情景,这跟当年北上就大不相同了,是危难遭遇。这里,诗笔用“岂意”一转,退出瘴海飘零的悲剧,“岂意”表明这种遭遇完全出于自己的意料之外。杨慎以议大礼泣谏,何罪之有,而竟遭杖谪,谪地又这样的遥远,加以瘴气害人,这不能不引起诗人的愤激,因而回忆起嘉陵江驿夜宿时的离愁,便觉得毫不足道,反显得悠闲自在了。
同样是江声,有嘉陵江、金沙江的不同;同样是楼宿,有近乡的嘉陵驿楼、万里之外的金沙楼的不同,江声月色自然因人的心境不同而不同,所以不堪说而肠断了。肠断比之离愁,其分量当然大不相同。一结心情则沉重如千斤之石,而诗句则昂头天外,不落恒蹊。惟其有真情,所以有真诗。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回想当年曾经在嘉陵江边住宿,站在那驿楼东畔的栏杆角落。
江水声整夜搅扰着离愁别绪,明月在天空中照着静寂孤独的我。
哪里料到现在飘零到瘴海头,回忆起嘉陵夜宿时江水悠悠。
这万里外的金沙江让人肠断,纵然同是江声月色哪堪诉说。
注释
金沙江:长江上游,由四川西部流入云南北部,再东北流至四川宜宾与岷江汇合。
嘉陵:江名,源出陕西凤县东北嘉陵谷,流入四川境后,陆续与白水江、渠江、涪江会合,东南流至巴县入长江。杨慎故乡新都,邻近嘉陵江中段,北上南行,水程都取道于此。
驿楼:驿站的楼房。《大明一统志》:“嘉陵驿,在广元县西二里。”按:地在新都之北,杨慎北上入陕西赴京应试经此。
幽独:静寂孤独。
瘴海:中国西南山区如云南、广西等地多瘴雾,是山林间湿热蒸发致人疾病之气。云南滇池亦名滇海,故杨慎称为瘴海。白居易《夏日与闲禅师林下避暑》:“多在炎方瘴海中。”
悠悠:安闲静止貌。
那堪:哪能忍受,怎能经受。那,同“哪”。
《宿金沙江》是杨慎在被远谪云南之后所创作的一首诗。明世宗嘉靖四年(公元1535),被谪贬戍边的杨慎从云南回四川省亲,在金沙江巡检司衙门借宿,入夜听金沙江水波涛滚滚,难以入眠,遂提笔写下《宿金沙江》。
此诗描写诗人往返川滇途中的感慨。前四句是写昔年北上,夜宿嘉陵驿楼时情景;后四句是写当前贬谪云南的情景。全诗运用了今昔对比的手法,巧妙地将相同地点不同时空的心境通过月、江两个意象表达出来,人景京一,独树一帜。
此诗前四句是写昔年北上,夜宿嘉陵驿楼时情景,终宵不断的嘉陵江水声,恼乱离人的心绪,宿中天月色好谁看”(杜甫《宿府》),只是照着孤独作客的人。这是一般的离别之愁。杨慎北上,必然是赴北京应会试,他的父亲,是大学士杨廷和,那时没有什么身世不幸之感,可以说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唯一不爽的,就是有点想家,有离愁。
后四句是写当前贬谪云南的情景,这跟当年北上就大不相同了,是危难遭遇。这里,诗笔用宿岂意”一转,退出瘴海飘零的悲剧,宿岂意”表明这种遭遇完全出于自己的意料之外。杨慎以议大礼泣谏,何罪之有,而竟遭杖谪,谪地又这样的遥远,加以瘴气害人,这不能不引起诗人的愤激,因而回忆起嘉陵江驿夜宿时的离愁,便觉得毫不足道,反显得悠闲自在了。
同样是江声,有嘉陵江、金沙江的不同;同样是楼宿,有近乡的嘉陵驿楼、万里之外的金沙楼的不同,江声月色自然因人的心境不同而不同,所以不堪说而肠断了。肠断比之离愁,其分量当然大不相同。一结心情则沉重如千斤之石,而诗句则昂头天外,不落恒蹊。惟其有真情,所以有真诗。
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陆游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爱国文人,抗金志士。然而他一生仕途坎壈,一腔报国热血无处可洒,只能被岁月白白的消磨,徒叹“心在天山,身老沧州”。通过我的翻译,可以看出这诗篇是陆游赋闲在家的作品,第一句,道出作者的现状:赋闲,百无聊赖,自己划船解闷。第二句对出:走在江边长叹,引出下一句,第三句写昔日在京城游玩的盛况,但末着“真昨梦”三字又是包含辛酸。第四句写作者被捣衣的敲打声拉回现实,对比着自己的现在,真是难过,这句中的“惊”字可以类比杜甫的“恨别鸟惊心”。诗歌中讲究“起承转合”起和承完事了,到了颈联:作者笔锋一转,改成一片令人开心的景象,这两句是在描写自己的赋闲生活。但是作者的心情并没有因为橘熟酒成而改变,尾联卒章显志,包含着无奈神伤。
本诗的颈联可以参考陆游的《临安春雨初霁》“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也是描写的赋闲生活,效果大概一样,都是乐景哀情(具体什么是乐景哀情参考我写的“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的鉴赏,百度能搜索到),最后的卒章显志才是作者感情的“技经肯綮”。
这首诗非常有名,即便只读过很少几篇《诗经》的人,一般也都知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无非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诗中塑造的形象十分生动。拿鲜艳的桃花,比喻少女的美丽,实在是写得好。谁读过这样的名句之后,眼前会不浮现出一个像桃花一样鲜艳,像小桃树一样充满青春气息的少女形象呢?尤其是“灼灼”二字,真给人以照眼欲明的感觉。写过《诗经通论》的清代学者姚际恒说,此诗“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并非过当的称誉。第二,短短的四字句,传达出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这很可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细细吟咏,一种喜气洋洋、让人快乐的气氛,充溢字里行间。“嫩嫩的桃枝,鲜艳的桃花。那姑娘今朝出嫁,把欢乐和美带给她的婆家。”你看,多么美好。这种情绪,这种祝愿,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和美的家庭的追求。第三点,这首诗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一个姑娘,不仅要有艳如桃花的外貌,还要有“宜室”、“宜家”的内在美。这首诗,祝贺人新婚,但不像一般贺人新婚的诗那样,或者夸耀男方家世如何显赫,或者显示女方陪嫁如何丰盛,而是再三再四地讲“宜其家人”,要使家庭和美,确实高人一等。这让我们想起孔子称赞《诗经》的话:“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孔子的话内容当然十分丰富,但其中是否也包括了《桃夭》篇所反映出的上述这样一种思想呢?陈子展先生说:“辛亥革命以后,我还看见乡村人民举行婚礼的时候,要歌《桃夭》三章……。”(《国风选译》)联系到这首诗所表达的思想,农民娶亲“歌《桃夭》三章”,便是很可理解的了。
《桃夭》篇的写法也很讲究。看似只变换了几个字,反复咏唱,实际上作者是很为用心的。头一章写“花”,二章写“实”,三章写“叶”,利用桃树的三变,表达了三层不同的意思。写花,是形容新娘子的美丽;写实,写叶,不是让读者想得更多更远吗?密密麻麻的桃子,郁郁葱葱的桃叶,真是一派兴旺景象啊!
这首诗不难懂,但其中蕴藏的道理,却值得我们探讨。
一个问题是,什么叫美,《桃夭》篇所表达的先秦人美的观念是什么样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很美,艳如桃花,还不美吗?但这还不行,“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还要有使家庭和睦的品德,这才完满。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社会很为流行。关于真善美的概念,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楚国的伍举就“何为美”的问题和楚灵王发生了争论。伍举说:“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国语·楚语》)很清楚,伍举的观点是“无害即是美”,也就是说,善就是美。而且要对“上下、内外、大小、远近”各方面都有分寸、都无害。这种观点最主要的特点是强调“善”与“美”的一致性,以善代替美,实际上赋予了美以强烈的政治、伦理意义。“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那意思是说,统治者重赋厚敛,浪费人力、物力,纵欲无度,就不是美。应该说,这种观点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意义。但它否定了“善”与“美”的差别,否定了美的相对独立性,它不承认“目观”之美,是其严重局限。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虽然也有其对立面,也有人注意到了“目观”之美,但这种善即是美的观点,在先秦美学中应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且先秦儒家的美学观念,主要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孔子也持着这样一种美学观点,“《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赞赏“诗三百”,根本原因是因为“无邪”。他高度评价《关雎》之美,是因为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合于善的要求。在评价人时,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善与美,善是主导方面。甚至连选择住处,孔子也说:“里仁为美。”(《论语·里仁》)住的地方,有仁德才是“美”的地方。可见,孔子关于美的判断,都是以善为前提的。
但孔子的美学观,毕竟是前进了。它已经不同于伍举的观点,已经开始把美与善区别开来,作为不同的两个标准来使用了。“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当然,通过对《韶》与《武》的评价,还是可以看出,“尽美”虽然被赋予在“尽善”之外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位,但只是“尽美”,还不能说是美,“尽善”才是根本。
至此,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桃夭》篇,对它所反映的美学思想,恐怕就更好理解了。在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中,艳如桃花、照眼欲明,只不过是“目观”之美,这还只是“尽美矣,未尽善也”,只有具备了“宜其室家”的品德,才能算得上美丽的少女,合格的新娘。
第二个问题随之而来,美的具体内容不仅仅是“艳如桃花”,还要“宜其室家”,也就是美与善之结合,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这种观念呢?先秦人为什么把家庭和婚姻看得那么重要呢?
把婚姻和家庭看得十分重要,还不仅仅反映在《桃夭》篇中,可以说在整部《诗经》中都有反映。在一定意义上说,《诗经》是把这方面的内容放在头等地位上的。《桃夭》是三百零五篇的第六篇,不能不说它在《诗经》中的地位是很为突出的。如果我们再把《桃夭》篇之前的五篇内容摆一摆,就更可以清楚地看出,婚姻和家庭问题,在《诗经》中确实是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
三百篇的第一篇是《关雎》,讲的是一个青年男子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他日夜思慕,渴望与她结发为妻。
第二篇《葛覃》,写女子归宁,回娘家探望父母前的心情,写她的勤、俭、孝、敬。
第三篇《卷耳》,写丈夫远役,妻子思念。
第五篇《螽斯》,祝贺人多生子女。
第六篇,即《桃夭》,贺人新婚,祝新娘子“宜其室家”。
以上是三百篇的头几篇(除掉第四篇),它们写了恋爱,结婚,夫妻离别的思念,渴望多子,回娘家探亲等等,可以说把婚姻生活中的主要问题都谈到了。
一部《诗经》,三百零五篇,开卷头几篇几乎全部是写婚姻家庭问题的,岂不令人深思?不论是谁编辑的“诗三百篇”,不论孔子是删诗了、还是整理诗了,抑或是为“诗三百篇”作了些正乐的工作,都不容置疑地说明了他们是十分重视婚姻和家庭问题的。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论这个问题呢?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每个人都仰仗着家庭迎接困难,战胜天灾,争取幸福生活,当然希望家庭和睦、团结。娶亲是一件大事,因为它关系到家庭未来的前途,所以,对新人最主要的希望就是“宜其室家”。这很容易理解。
从统治者方面来说,就要复杂多了。《礼记·大学》引到《桃夭》这首诗时说:“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这可真是一语道破。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巩固与否与社会的巩固与否,关系十分密切。到了汉代,出现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之说。不论“三纲”,还是“五常”,它们都以夫妇关系为根本,认为夫妇关系是人伦之始,其它的四种关系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宋代理学家朱熹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男女者,三纲之本,万事之先也。”(《诗集传》卷七)从这段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出统治者为什么那么重视婚姻、家庭问题。听古乐唯恐卧,听郑卫之音而不知倦的魏文侯有一段名言,说得很为透僻。他说:“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上承宗庙,下启子孙,如之何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宜家”是为了“宜国”,在他们眼里,“宜家”与“宜国”原本是一回事,当然便被看得十分重要了。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不论自古以来多少解经者就《桃夭》作过多少文章,但像小桃树那样年轻,像春日骄阳下桃花那样鲜艳、美丽的少女,却永远活在读者心里。人们衷心祝愿她:“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吟诵《桃夭》,不喝也醉了。
清姚际恒评论此诗说:“桃花色最艳,故以喻女子,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自古,漂亮的女子总是受到超常的宠爱,文学更是不吝字墨,推波助澜。无论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还是“玉腕枕香腮,桃花藕上开。”,读起来,总不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更意浓神近,耐人玩味。
默默的读几遍,然后展开想象的画卷,你会看到千年前,在那桃花盛开的时候,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千年的风从那片“灼灼”的桃林中穿过,摇曳着艳丽的桃花,婀娜着多姿的桃枝,似乎有醉人的馨香随风破卷,扑面而来。但你分不清这是什么香,因为你仔细去看,在桃花丛中,隐约着一个款款移动的女子,少女的清香与花香混揉在一起,这是快乐的味道。
画中的女子两颊绯红,可以听到女子的心声:“今天我要嫁给你啦,今天我要嫁给你啦......”
之子与归,是说这个美丽的新娘就要出嫁了。归,妇人谓嫁曰归。在夸了即将出嫁的新娘的美貌之后,诗意开始延伸,人们随之将目光投向婚后的生活,那是怎样的呢?诗里唱到“宜其室家”、“ 宜其家室”、“ 宜其家人”。
宜,和顺美满的意思,室谓夫妻所居,家为一门之内。如果说对新娘容比桃花是毫不掩饰的赞美的话,这里就是含蓄的将女子的“善”,掩藏在宜家宜室宜人中了。试想,新人过门后,若能让一大家子都和睦幸福,仅有美丽的脸蛋是不够的,必得有颗善良的心,才能让公婆姑嫂叔伯接受,才能被夫家的人所接纳,日子才能和顺美满,其乐融融。
从桃花到桃实,再到桃叶,三次变换比兴,勾勒出男婚女嫁一派兴旺的景象。古人通过桃花似的外“美”,巧妙地和“宜”的内“善”结合起来,表达着人们对家庭和睦安居乐业生活的美好向往。“诗三百”开篇,写尽了爱情与婚姻生活的各个方面,说明家庭和婚姻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人们生活的期盼,也是统治者的希望,所谓“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说白了,就是建立在“宜家”、“ 宜室”、“ 宜人”上的“宜国”。
不管怎样,“桃夭”是中华民族延续到现在的喜庆与祝福,就是今天,我们也同样祝愿着如桃花般的女子,“之子于归”,能够生活美满,家庭幸福,“宜其室家”。
若要把白居易《琵琶行》裁剪为四句一首的绝句,实在叫人无从下手。但是,《琵琶行》作者的这一首《夜筝》诗,无疑提供了一个很精妙的缩本。
“紫袖”、“红弦”,分别是弹筝人与筝的代称。以“紫袖”代弹者,与以“皓齿”代歌者、“细腰”代舞者(李贺《将进酒》:“皓齿歌,细腰舞。”)一样,选词造语十分工整。“紫袖红弦”不但暗示出弹筝者的乐妓身份,也描写出其修饰的美好,女子弹筝的形象宛如画出。“明月”点“夜”。“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倘如“举酒欲饮无管弦”,那是不免“醉不成饮”的。读者可以由此联想到浔阳江头那个明月之夜的情景。
次句写到弹筝。连用了两个“自”字,这并不等于说独处(诗题一作“听夜筝”),而是旁若无人的意思。它写出弹筝者已全神倾注于筝乐的情态。“自弹”,是信手弹来,“低眉信手续续弹”,得心应手;“自感”,弹奏者完全沉浸在乐曲之中。唯有“自感”,才能感人。“自弹自感”把演奏者灵感到来的一种精神状态写得惟妙惟肖。旧时乐妓大多都有一本心酸史,诗中的筝人虽未能像琵琶女那样敛容自陈一番,仅“闇低容”(闇:àn,黯淡)三字,已能使读者想象无穷。
音乐之美本在于声,可诗中对筝乐除一个笼统的“弹”字几乎没有正面描写,接下去却集中笔力,写出一个无声的顷刻。这无声是“弦凝”,是乐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无声是“指咽”,是如泣如诉的情绪上升到顶点所起的突变;这无声是“声停”,而不是一味的沉寂。正因为与声情攸关,它才不同于真的无声,因而听者从这里获得的感受是“别有深情一万重”。
诗人就是这样,不仅引导读者发现了奇妙的无声之美(“此时无声胜有声”),更通过这一无声的顷刻让读者去领悟想象那筝曲的全部的美妙。《夜筝》全力贯注的这一笔,正是《琵琶行》中“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一节诗句的化用。
但值得读者注意的是,《琵琶行》得意的笔墨,是对琶乐本身绘声绘色的铺陈描写,而《夜筝》所取的倒是《琵琶行》中用作陪衬的描写。这又不是偶然的了。清人刘熙载说:“绝句取径深曲”,“正面不写写反面,本面不写写背面、旁面,须如睹影知竿乃妙。”(《艺概》)尤其涉及叙事时,绝句不可能像叙事诗那样把一个事件展开,来一个铺陈始末。因此对素材的剪裁提炼特别重要。诗人在这里对音乐的描写只能取一顷刻,使人从一斑见全貌。而“弦凝指咽声停处”的顷刻,就有丰富的暗示性,它类乎乐谱中一个大有深意的休止符,可以引起读者对“自弹自感”内容的丰富联想。诗从侧面落笔,收到了“睹影知竿”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