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这首诗是送别之作，写的是送同僚入京买马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题材。
诗的前两句照应题目，“入京”二字写京城长安一带景色。“晚”和“夕阳”点出送别时间，而“关树”、“长安”为何远所去之处，暗示“入京”，同时勾划出苍茫远景。诗的三、四两句写近景。阵阵回风，蒙蒙细雨，伴着送别酒席，打湿旅人行装，从而把环境与送别自然联系起来，意境颇为别致，而“送”字自在其中。
诗的五、六两句转写此行意义。“边尘黑”点明战争未息，“塞草黄”点明时已深秋。经这里点明“秋”字，上文的“关树”、“回风”、“细雨”等等景物便都觉得真切。这两句言及边地战争，可见诗人身在虢州，心系边塞。诗的结尾两句承“习战”、“防秋”，点明“市马”。“市马”本为“习战”，诗人却由此想到“燕昭市骏”的色而且用“不是学燕王”来说何远此行性质，似乎包含弃置州县，不被看重的叹息。
诗的首联写“关树晚苍苍，长安近夕阳”，是惜“入京”而写自己“唯有乡园处，依依望不迷”（《早秋与诸子登虢州西亭观眺》）的情态；诗的尾联出“市骏马”而联想到“学燕王”，也包含着“丹心亦未休”（《题虢州西楼》）却又无人赏拔的含义。这正是本诗表现上的一个特点。此外，诗中还表达了对边事的关切。这些都可以反映诗人任职虢州期间思想和生活的一个侧面。
上片，咏秋夜南归飞雁，暗示苏轼自己得其所归的愉悦心情。开头两句写秋景，隐喻自己远征而清高回归。“露寒”、“烟冷”、“蒹葭老”、“征鸿”，为典型的深秋景物，极为苍劲。远在“天外”的“征鸿”唱着“寥唳”的歌回归了，心情自然舒畅。接着五句，写深秋夜雁的美好归宿。“银河”光照的“秋晚”，“灯悄”寂寥的“长门”上空，一声雁鸣刚刚传来，“应念”乐土“潇湘”。“岸遥”，写雁归宿地宽阔。“人静”，写雁归宿地无干扰。“水多菰米”，写雁归宿地食品充足。言外之意，是指苏轼艰苦穷困的日子总算结束了，现在和“雁”一样，有将返回朝廷的机遇。最后四句，写雁归路上遇到小小风波，隐喻苏轼改移汝州仍有余悸。然而，一望仪真那无边无际的原野，被迷住了，“徘徊欲下”。但又出现“风”浪，只好照旧地“惊”而起飞，到那“潇湘”的“回雁峰”去。
下片，写鸿雁传书，寄寓妇女思念征人之情，反衬苏轼忠君的一番苦心。第一、二句写“衡阳万里”的“回雁峰”是乐山，应“须信”不疑。苏轼应诏回朝效命多年的心愿一直未改移。第二唳五句，直写要托鸿雁帮忙，为苏轼“锦书遥寄”到金陵。不管“万里云外”多么遥远，但苏轼相信鸿雁经过“斜行横阵，才疏又缀”的跋涉，终将会把信送到的，词意富有人情味。第六、七、八句，用赞美石头城的词句，来交代家居的优美环境：在仙人承接甘露、“影摇寒水”的“石头城下”，有苏轼寄居的寒舍和妻妾。最后三句，近乎恳求，鸿雁哪，你见到了没有？苏轼那“佳人拂杵”，正在“念征衣未捣”，还“有盈盈泪”而为之伤心，此等思念，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全词，借景抒情。名为咏物，实是抒发苏轼心境、志趣、感叹，可以说是伦理道德的衍化物。以鸿雁自况，咏物喻志，是苏轼黄州词创作的一大特色。
1906年初，王国维从苏州的江苏师范学堂去了北京，在晚清学部图书局任职。因一时尚难安定，故与罗振玉之婿刘季英——《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之子，同住在罗振玉家。罗家有个男仆叫冯友，喜欢上一个旗人洗衣女子，这女子也常去罗府。刘季英便戏吟出两句：“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可能一时没写成，也可能后来失了兴致，这两句就一直被压在砚台下面。王国维偶然看到这两句，觉得写得很有神韵，当然他也知道这两句背后的故事，据此足成《蝶恋花》一首（参龙峨精灵《观堂别传》）。词云：
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 一树亭亭花乍吐，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当面吴娘夸善舞，可怜总被腰肢误。
大概在这首词创作后不久，王国维就将其编入《人间词甲稿》，发表在他主事的《教育世界》上，这也是少数写于北京却被收入甲稿的词作之一。后来，王国维应吴昌绶之请，将之前发表的《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进行删订整合，并补充甲乙稿发表后所写，手写一本《人间词》，这首《蝶恋花》仍在其中。
龙峨精灵即刘蕙孙，乃刘季英之子。因为有了刘蕙孙的追记，使得这首词的本事变得很明确了。虽然刘蕙孙在后来写的《我所了解的王静安先生》一文中关于本事的描述有一些变化，譬如与冯友的关系便没有再提，旗女的身份虽然没有变，但前者说是洗衣女子，后来说是一家卖水老虎灶打水的女子。关于这首词的创作，也变成刘季英与王国维因为经常同时出门，总是看着这个大脚的旗女，便起了调侃之心，刘季英先作得“窈窕”二句，为静安所赏，但刘季英无力或无心成篇，遂将此二句奉送静安，数日后，静安续成此词。
其实，刘蕙孙后来的文字删去了旗女与冯友的恋爱关系，对于解读这首词倒是更称便捷了。除了“年十五”乃指称此女子已至“及笄”，是待嫁的年龄，可能与婚恋有关以外，此词本身并无爱情方面的直接描写，若因为刘蕙孙早期的文字而强作联想，也许语境就被刻意支离了。
无论是根据刘蕙孙的追记，还是直接勘察语境，此词的核心都是描述这位旗女的“天然”之态。“天然”的具体表现有三：其一，身材长相的天然之美，如“窈窕”“一树亭亭花乍吐”，都是状其身姿有一种自然风韵，而“亭亭”二字，尤可见其身材之修长；其二，举止自然大方，如“惯曳”二句，一方面写出了旗人惯常的装束，更以“不作纤纤步”表现出此女并未如汉族女子一般裹脚，而是一种天足，因为天足之自如，故其步履自然不是纤纤之态了。萧艾说：“‘惯曳长裾’，旗装也。‘不作纤纤步’，天足也。唯卖浆旗下女子，足以当之。”（《王国维诗词笺校》）是契合词境的。“曳”长裾正是为了便于放开步履，再缀一“惯”字，可见其素来天足大步之习惯。特以“不作”二字，状其自然之天性；而且此“不作”二字，实有藐视传统的意味，因为“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自来将纤纤细步视为女性柔婉品性之体现。其三，笑容灿烂之美。“嫣然”是描写其笑靥迷人之状。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有“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之句，《文选》注即以“笑貌”来解释“嫣”字，阳城、下蔡皆为古地名，宋玉极言其笑容之美在当地引起的关注和震动情形。
王国维写这种“天然”的魅力，除了直接描写之外，还非常注重对比的写法。
上阕是将旗女与“人间”的女子群体作对比，此旗女在人群中一出现，就觉得其他女子不堪与比，黯然失色了，因为那种源自天然的窈窕身姿和嫣然之貌，是如此的清新脱俗。这一层对比其实已经将旗女之美拔出在众女之上。“通一顾”即仔细看一遍的意思。陈师道《小放歌行》诗云：“春风永巷闭娉婷，长使青楼误得名。不惜卷帘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这首诗素被视为是陈师道以娉婷美女自喻高才，大概要尽力展现自己的才能，所以才“不惜卷帘通一顾”了，目的是让“君”看分明。王国维当然不一定就是这个意思了。陈师道诗之“通一顾”乃自炫之意，王国维词之“通一顾”不过是为了与人间的美女更多地进行比较的意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颜色”本身就是形容有姿色的女子，如白居易《长恨歌》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人间这些平常看来颇有姿色的女子，在此旗女的映照下，也不免相形见绌，可见此旗女的美确实不同凡响。
下阕则将燕姬与吴娘进行地域性的对比。燕姬就是北方美女的意思，《古诗十九首》即有“燕赵多佳人”之句。而吴娘一般指江南尤其是苏州一带的女子。王国维此词虽然作于北京，但也是从苏州离开不久，故吴娘之美自是尚在印象之中。苏州女子以善舞出名，白居易《忆江南》有“吴娃双舞醉芙蓉”之句，极力形容吴地女子的舞姿之美。舞者多细腰，此细腰往往非天然长成，而是因舞蹈之需刻意训练而成，故此细腰多失自然之美。《韩非子》即有“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之说，可见此细腰背后其实饱含着心酸。且吴娃双舞，多因酒宴助兴而起，为取悦客人，自是极力表演。而一旦与“表演”有了关系，“天然”的韵味便不能不受到遏制。王国维《留园玉兰花》也有“窈窕吴娘自矜许，却来花底羞无语”之句，这种“矜许”自然有失天然了。所以客人虽或因一时之兴，曾当吴娘面夸其舞艺精湛，而吴娘遂因之更加卖力，浑然忘却“天然”之美实远在表演之上。
“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乃是对此旗女的点睛之笔。为了突出“天然”二字，王国维真是用尽笔墨，在铺张中强化，在强化中点题，将一个长相出众、身姿绰约修长、笑容嫣嫣、步履大方的北方旗女形象塑造出来。这样健康、自然、大方的女性形象，在诗词中其实是并不多见的。刘季英和王国维固然是因一时之兴而作，或不无雅谑之意，但客观上呈现出来的这一种女性美却也一新耳目。
如果仅从字面上勘察这首《蝶恋花》，上面的分析自是切合本事、圆融自如的。刘季英或许只是欣赏旗女本身之美，故其拈出二句，也只在身姿体态的描写上。而王国维不仅用对比的手法将此旗女之美予以强化，更以“天然”二字涵括这种美之特质，则说此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国维的审美观，当然是合乎情理的。陈永正说：“本词也可以作一篇词论读。”（《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叶嘉莹认为此词通篇都具有象喻的潜能，“很可能是王氏将自己的为人修养与论词之见解的两种抽象情思化为具象之表达的‘造境’之作”（叶嘉莹、安易《王国维词新释辑评》）。而在我看来，这首词未必句句象喻，也不止是一篇词论，而完全可以视为在审美观念上以“天然”为旨归的一篇文学通论。参诸王国维其他论诗词曲之语，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王国维对自然美的推崇之情可见乎词。他在《宋元戏曲考》中曾将元曲视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又说：“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可见，“自然”乃是王国维对文学经典的一种基本认知。元曲“自然”品格的形成正因为那些作者在创作杂剧时，并非要以之求得名誉，也没有如司马迁一样要将作品“藏之名山，传之后人”（《报任安书》），以获后世之共鸣。“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乘兴而作，是他们笔下文字自然真实、活泼有致的原因所在。如《蝶恋花》中之旗女天足大步，即非邀人之赏，而是一种乘兴的姿态，故深得王国维欣赏。
比《宋元戏曲考》完成更早的《人间词话》，虽然以境界说驰名，但境界的核心也仍是落在“自然”二字。如关于造境与写境之分，写境本自然而来，造境也必合乎自然，这是王国维明确要求过的。他评价姜夔的词虽然“格韵高绝”，但毕竟读来如雾里看花，终究相隔一层，他把“不隔”作为词之审美的基本标准，也是心中悬着“自然”的缘故。清代词人纳兰性德被王国维视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原因无非是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如果不论这些具体品评，王国维关于“大家之作”的总结性意见，也不过是“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三句话而已，而每一句都关合着“自然”的要义。明乎上述种种，可见王国维对“自然”的推崇固是一贯的，则其对生活中所遇见的具有自然之美的女性会多一份关注和青睐，也就可以理解了。尤其是因为他反对“矫揉妆束之态”，则其对吴娘善舞却为腰肢所误，自可对应来看。
《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皆撰于此《蝶恋花》之后，我们固然可以将此二书对自然之美的推崇视为是《蝶恋花》对“天然”之美特加赏爱的延续。但若由《蝶恋花》一词追溯其源，则王国维此前所撰《文学小言》一组17则，就特别值得关注了。
作为早期文学观念的集中表述，王国维承西方之思想，提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之说，而所谓“游戏”，就是排除了利禄的诱惑和刻意修饰的艺术。所以在王国维的语境中，“的文学”“文绣的文学”，都不是真文学，因为其背离了“游戏”之心和自然之美。
自然之美的底蕴尤在“真实”二字。真实既是一种人格体现，又是一种艺术传达。王国维把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四人作为中国文学之杰出代表，即是其“高尚伟大之文学”中包含着“高尚伟大之人格”。这种文学与人格的合一，在艺术上的重要体现之一便是根植于真实的自然。如屈原的“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便是最突出之例，而宋玉、景差及以下辞人便不免愈趋而下了。
很显然，《文学小言》的文学观念，在这首《蝶恋花》中有着生动的回响。王国维以一个旗女的“天然”之美，与有着“妆束”“文绣”嫌疑的吴娘之舞对照而言，再度将“自然”之韵致彰显出来，并在此后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中继续拓展深化这一话题。由这一理论的演绎过程，也可见出《蝶恋花》一词在这种审美思想前后绾合中的特别意义。
这三首诗是一个整体，对作者的外甥郑灌进行教育和勉励，是出征前的一堂很好的政治、军事动员课。诗中以热情洋溢的语言，盛赞外甥郑灌的爱国壮举，对他寄予殷切的希望。
第一首，用奇异的联想，把郑灌获得从军的机会比喻为博得“好彩”头，说为了保卫祖国，从军戍边，这是非常光荣、幸运的事，应当感到高兴。“万人开”三字，把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赴边境的场面展现出来，多么豪迈有气魄！接着，诗中勉励外甥树立起“丈夫”的雄心壮志，英男杀敌“斩胡头”，以报效祖国。这样，故乡的人们都会感到光彩。“天子”是封建社会中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象征国家。
第二首，描写边境战斗的壮丽图景。英武的将士们手持丈八蛇矛，威风凛凛地开赴陇西边境，刚开弓搭天就使敌兵震惊不已，一触即溃，闻风丧胆。这虽然是一种设想的情景，但却流露出诗人对于正义之师的赞美。诗人为祖国有这样的军威阵势而感到自豪，也很关切战斗的胜利。因此，他特意叮咛郑灌要精通祖先传下的兵法，瓦解敌军，使其真正降服，大量缴获他们的军需军备。
第三首，展望战斗的胜利，满怀信心，鼓励郑灌勇敢杀敌，克期凯旋。诗人以长辈的口吻，反复嘱咐郑灌：完成破敌任务后就荣归故乡，言下之意是说：亲人们在等待着你，早日归来，以免悬念！诗中还反映了诗人对于进犯祖国的敌人的痛恨。“枭首当悬”，则表明诗人希望对敌人杀一儆百、攻心为上，做好安抚事宜。
此诗把描写、抒情和议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语重心长，感情炽烈，具有强烈的鼓舞和教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