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这首诗中所说的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唐河西节度府设于此地。馆,客舍。从“河西幕府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等诗句看,岑参此时在凉州作客。凉州河西节度使幕府中,诗人有许多老朋友,常欢聚夜饮。
此诗写作者赴北庭途经凉州在河西节度府作客,与老朋友欢聚宴饮的景况,同时写到了凉州的边境风格及民俗风情。全诗格调豪迈乐观,尤其把夜宴写得兴会淋漓,充满了盛唐的时代气象。
“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首先出现的是城头弯弯的明月。然后随着明月升高,银光铺泻,出现了月光照耀下的凉州城。首句“月出”,指月亮从地平线升起,次句“月出”,指月亮在城头上继续升高。
“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这是随着月光的照耀,更清晰地呈现了凉州的全貌。“凉州”,有的本子作“梁州”(今陕西汉中市)。这是因为后人看到“七里十万家”,认为甘肃凉州没有这种规模而妄改的。其实,唐前期的凉州是与扬州、益州等城市并列的第一流大都市。“七里十万家”,正是大笔淋漓地勾画出这座西北重镇的气派和风光。而下一句,就更见出是甘肃凉州了。凉州在边塞,居民中少数民族很多。他们能歌善舞,多半会弹奏琵琶。不用说,在月光下的凉州城,荡漾着一片琵琶声。这里写出了凉州城的歌舞繁华、和平安定,同时带着浓郁的边地情调。
“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仍然是写琵琶声,但已慢慢向夜宴过渡了。这“一曲琵琶”已不是“胡人半解弹琵琶”的满城琵琶声,乃是指宴会上的演奏。“肠堪断”形容琵琶动人。“风萧萧兮夜漫漫”,是空旷而又多风的西北地区夜晚所给人的感受。这种感受由于“琵琶一曲”的演奏更加增强了。
以上六句主要写环境背景。诗人吸取了民歌的艺术因素,运用顶针句法,句句用韵,两句一转,构成轻快的、咏唱的情调,写出凉州的宏大、繁荣和地方色彩。最后一句“风萧萧兮夜漫漫”,用了一个“兮”字和迭字“萧萧”、“漫漫”,使节奏舒缓了下来。后面六句即正面展开对宴会的描写,不再句句用韵,也不再连续使用顶针句法。
“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两句重复“故人”二字,见出情谊深厚。因为“多故人”,与各人离别的时间自然不尽相同,所以说“三五春”,下语是经过斟酌的。
“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花门楼”在这里即指凉州馆舍的楼房。二句接“故人别来三五春”,意思是说:时光迅速,又到了秋天草黄的季节了。岁月催人,哪能互相看着在贫贱中老下去呢?言下之意是要赶快建立功业。
“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一个“笑”字,写出岑参和他朋友的本色。宴会中不时地爆发出大笑声,这样的欢会,这样的大笑,一生中也难得有几回,老朋友们端着酒杯相遇在一起,能不为之醉倒。
这首诗把边塞生活情调和强烈的时代气息结合了起来。全诗由月照凉州开始,在着重表现边城风光的同时,那种月亮照耀着七里十万家和城中荡漾的一片琵琶声,也鲜明地透露了当时凉州的阔大的格局、和平安定的气氛。如果拿它和宋代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相比,即可见同样是写边城,写秋天的季节,写少数民族的音乐,但那种“长烟落日孤城闭”、“羌管悠悠霜满地”的描写,所表现的时代气氛就完全不同了。
至于诗所写的夜宴,更是兴会淋漓,豪气纵横,不是盛唐的人不能如此。“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不是有感于时光流逝,叹老嗟卑,而是有着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豪迈感,表现出奋发的人生态度。“一生大笑能几回”的笑,更是爽朗健康的笑。它来源于对前途、对生活的信心。同样,末句“须醉倒”,也不是借酒浇愁,而是以酒助兴,是豪迈乐观的醉。以酒助兴,兴浓欢悦,笑声爽朗,豪迈乐观,读者从人物的神态中,能感受到盛唐的时代脉搏。
此词通过对古代英雄人物的歌颂,表达了作者渴望像古代英雄人物那样金戈铁马,收复旧山河,为国效力的壮烈情怀,饱含着浓浓的爱国思想,但也流露出作者报国无门的无限感慨,蕴含着对苟且偷安、毫无振作的南宋朝廷的愤懑之情。全词写景、抒情、议论密切结合;融化古人语言入词,活用典故成语;通篇三问三答,层次分明,互相呼应;即景抒情,借古讽今;风格明快,气魄阔大,情调乐观昂扬。
词以一个问句开始,词人写道:“何处望神州。”“神州”指中原地区。“兴亡”指国家兴衰,朝代更替。这里的“神州”是词人心中不忘的中原地区,是他一生都想收复的地方。接着写道:“满眼风光北固楼。” “北固楼”在今镇江市北固山上,下临长江。词人登上北固亭以望神州,看到的却是北固楼的优美风光。然而,那时候却是山河破碎,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对于爱国诗人来说,触景生情,心念家国,哪里有兴致去欣赏美景。
词人接着说: “千古兴亡多少事?”这是一句问话。词人禁不住发问,从古到今,到底有多少国家兴亡大事呢?往事悠悠,是非成败已成陈迹,只有这无楼的江水依旧滚滚东流。“悠悠”形容漫长、久远。这里,叠词的运用,不仅暗示了时间之慢,而且也表现了词人心中无楼的愁思和感慨。接着的“不楼长江滚滚流”句,词人借用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楼长江滚滚来”意境,不但写出了江水奔腾而去的雄壮气势,还把由此而产生的空间感、历史感都形象地表达出来。
接下来,辛弃疾为了把这层意思进一步发挥,不惜以夸张之笔极力渲染孙权不可一世的英姿。他异乎寻常地第三次发问,以提醒人们注意:“天下英雄谁敌手?”作者自问又自答曰:“曹刘”,唯曹操与刘备耳!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曹操曾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刘备)与操耳。”辛弃疾便借用这段故事,把曹操和刘备请来给孙权当配角,说天下英雄只有曹操、刘备才堪与孙权争胜。曹、刘、孙三人,论智勇才略,孙权未必在曹刘之上。稼轩在《美芹十论》中对孙权的评价也并非称赞有加,然而,在这首词里,词人却把孙权作为三国时代第一流叱咤风云的英雄来颂扬,其所以如此用笔,实借凭吊千古英雄之名,慨叹当今南宋无大智大勇之人执掌乾坤。这种用心,更于篇末见意。 作者在这里极力赞颂孙权的年少有为,突出他的盖世武功,其原因是孙权“坐断东南”,形势与南宋极似,作者这样热情赞颂孙权的不畏强敌,其实是对苟且偷安、毫无振作的南宋朝廷的鞭挞。
据载,曹操曾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辛弃疾借用此典,意在说明只有像曹操、刘备那样的英雄,才能与孙权一决高低。其实,暗示了只有孙权才是天下第一英雄。词人赞赏孙权,就是要此借凭吊千古英雄之名,感叹如今南宋当下没有像孙权这样的人来扭转乾坤。
于是,词人末句写道:“生子当如孙仲谋。”据有关资料记载,曹操有一次与孙权对垒,见孙权仪表堂堂,气度不凡,于是感叹说:“ 生子当如孙仲谋,若刘景升儿子,豚犬耳。” 意思是说,生儿子应该像孙权一样,而刘景升的儿子就像猪狗一样。我们从词人用这一典故来看,希望南宋有如孙权那样的有志之士。其实,这也暗示了自己就如孙权一样,有奋发图强,收复失地的伟大理想。当然,暗示了自己的对南宋朝廷主和派的愤恨。
曹操所一褒一贬的两种人,形成了极其鲜明、强烈的对照,在南宋摇摇欲坠的政局中,也有着主战与主和两种人。聪明的词人只做正面文章,对刘景升儿子这个反面角色,便不指名道姓以示众了。然而纵然作者不予道破,而又能使人感到不言而喻。因为上述曹操这段话众所周知,虽然辛弃疾只说了前一句赞语,人们马上就会联想起后面那句骂人的话,从而使人意识到辛弃疾的潜台词:可笑当朝主和议的众多王公大臣,都是刘景升儿子之类的猪狗。词人此种别开生面的表现手法,颇类似歇后语的作用。而且在写法上这一句与上两句意脉不断,衔接得很自然。上两句说,天下英雄中只有曹操、刘备配称孙权的对手。连曹操都这样说,生儿子要像孙权这个样。再从“生子当如孙仲谋”这句话的蕴含和思想深度来说,南宋时代人,如此看重孙权,实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社会心理的反映。因为南宋朝廷实在太萎靡庸碌了,在历史上,孙权能称雄江东于一时,而南宋经过了好几代皇帝,却没有出一个像孙权一样的人。所以,“生子当如孙仲谋”这句话,本是曹操的语言,而由辛弃疾口中说出,却是代表了南宋人民要求奋发图强的时代的呼声。
这首词通篇三问三答,互相呼应,感怆雄壮,意境高远。它与稼轩同时期所作另一首登北固亭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相比,一风格明快,一沉郁顿挫,同是怀古伤今,写法大异其趣,而都不失为千古绝唱,亦可见辛弃疾丰富多彩之大手笔也。
上片赞颂友人马中玉对其父母的孝养之心:四句全部用典。“归心正似三月草”,化用孟郊《游子吟》诗事;“试着莱衣小”,乃选用《列女传》“老莱子孝养二亲”之典;“橘怀几日向翁开”,是用《三国志·吴志·陆绩传》之故事;“怀祖已嗔文度、不归来”,乃化用《晋书·王湛传》事典。这些典故均附含马中玉性情之实际,贴切自然,启人联想,可以窥见词人的学识渊博和才艺出众。
下片则叹息自己的心绪和情感,远不如友人马中玉的热烈积极:“禅心已断人间爱,只有平交在。祖论瓜葛一秤同。”词人在仕途上屡遭挫折,佛家的清静澄明,已浸透了他的心灵,消磨掉了炽热的情感,已不似马中玉这般执著于人间的诸般情爱了。所剩下的,只有平昔之交,不论什么纠葛亲友关系,都一视同仁。平交意指平淡之心。词篇在与友人的对比反差中,突出烘托了马中玉的孝亲个性和形象。末句:“看取灵光新赋、有家风”,又回到用典的艺术方法上,它以后汉王延寿作《灵光殿赋》的才华横溢、卓然出众,再次补充赞美了马中玉的诗书传家风范。
全词叠用事典,引喻譬类,意象复加地塑造了马中玉友人的高尚品格和丰满形象,堪称是词人“以才学为词”的典型之作。引譬用典,可使词章含蓄蕴藉,别造新境,烘云托月,虚实相生;然而,这首词典故过多,也往往形成词意晦涩,阻滞思路,不易霎时领会词旨的缺憾。
《国风·周南·汉广》是先秦时代的民歌。这首诗是男子追求女子而不能得的情歌。抒情主人公是位青年樵夫。他钟情一位美丽的姑娘,却始终难遂心愿,情思缠绕,无以解脱,面对浩渺的江水,他唱出了这首动人的诗歌,倾吐了满怀惆怅的愁绪。全诗三章的起兴之句,传神地暗示了作为抒情主人公的青年樵夫,伐木刈薪的劳动过程。
从结构形式上分析,《汉广》全篇三章,前一章独立,后二章叠咏,同《诗经》中其他重章叠句的民歌,似无差异。但从艺术意境看,三章层层相联,自有其诗意的内在逻辑。可析而为二。
首先,全诗三章的起兴之句,传神地暗示了作为抒情主人公的青年樵夫,伐木刈薪的劳动过程。方氏由此把《汉广》诗旨概括为“江干樵唱”,否定其恋情诗的实质,仍不免迂阔;但见出起兴之句暗示了采樵过程,既有文本依据,也是符合劳动经验的。
其次,从结构形式看,首章似独立于二、三两章;而从情感表现看,前后部分紧密相联,细腻地传达了抒情主人公由希望到失望、由幻想到幻灭,这一曲折复杂的情感历程。有希望有追求,才有失望有失落;但诗篇于此未作明言,对这位青年当年追求思恋的一往深情,让读者得之言外。
诗篇从失望和无望写起,首章八句,四曰“不可”,把追求的无望表达得淋漓尽致,不可逆转。一般把首句视为起兴;如果换一种读法,把“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置于首位,那么,“南有乔木,不可休思”便可视为比喻,连同“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构成一组气势如潮的博喻;瞻望难及的无限怅惘之情,也表现得更为强烈。当年苦恋追求,今日瞻望难及。但心不甘、情难拔,于是由现实境界转入幻想境界。
三、三两章一再地描绘了痴情的幻境:有朝“游女”来嫁我,先把马儿喂喂饱;“游女”有朝来嫁我,喂饱驹儿把车拉。但幻境毕竟是幻境,一旦睁开现实的眼睛,便更深地跌落幻灭的深渊。他依然痴情而执着,但二、三两章对“汉广”、“江永”的复唱,已是幻境破灭后的长歌当哭,比之首唱,真有男儿伤心不忍听之感。总之,诗章前后相对独立,情感线索却历历可辨。抒情主人公是位青年樵夫。他钟情一位美丽的姑娘,却始终难遂心愿。情思缠绕,无以解脱,面对浩渺的江水,他唱出了这首动人的诗歌,倾吐了满怀惆怅的愁绪。
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把《汉广》的诗境概括为“可见而不可求”。这也就是西方浪漫主义所谓的“企慕情境”,即表现所渴望所追求的对象在远方、在对岸,可以眼望心至却不可以手触身接,是永远可以向往但永远不能到达的境界。《秦风·蒹葭》也是刻划“企慕情境”的佳作,与《汉广》比较,则显得一空灵象征,一具体写实。
《蒹葭》全篇没有具体的事件、场景,连主人是男是女都难以确指,诗人着意渲染一种追求向往而渺茫难即的意绪。《汉广》则相对要具体写实得多,有具体的人物形象:樵夫与游女;有细微的情感历程:希望、失望到幻想、幻灭;就连“之子于归”的主观幻境和“汉广江永”的自然景物的描写都是具体的。不为无见。当然,空灵象征能提供广阔的想像空间,而具体写实却不易作审美的超越。钱锺书《管锥编》论“企慕情境”这一原型意境,在《诗经》中以《秦风·蒹葭》为主,而以《周南·汉广》为辅,其原因或许就在于此。
这首诗详细地描写了庆州战役的全过程,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作战情况。诗中对宋王朝忽视边防和宋军将士的怯懦无能进行了尖锐的毫不留情的抨击,体现了诗人的爱国主义激情。
诗人不是一般地记述这次战败,而是有意总结失败的教训。所以,开端四句,就揭示出宋朝“王者师”为西夏所败的原因:在于宋对外失策,边防无准备。“无战王者师”是说朝廷的军队有征而无战,因而应该是不可抗拒的。有备才能无患,这是兵书上十分强调的。如今天下太平几十年,“有备无患”虽然还写在兵书上,但早已被人抛弃了。所以宋军遭至到了惨败。“直随秋风寇边城”,含义颇丰,即是写实,也是比喻,西夏这次进犯正值秋天,而西夏寇边,又如秋风扫落叶、长驱直入,写出了西夏敌寇的来势凶猛,“屠杀熟户烧障堡,十万驰骋山岳倾”,更见其西夏的声威,成势不可挡之势。敌人的声威如此,而宋朝军队又是什么状况,国家的边防要塞如今有谁在那里指挥,原来竟是一个身为承制之官的乳臭小儿。大吃大喝就是这位承判的事业,他不懂得用兵打仗的谋略。这样的人指挥军队,是一定会失败的。“符移火急蒐卒乘”,照应了开端四句,正面描写宋军的无备。宋军将帅不仅毫无战前的准备,而且大敌当前,竟以为杀敌就如同捆绑尸体那样容易。因此,未组成一个军的兵力就仓促出战了,急急忙忙催促着战士们沿着艰险的山路行走。这些铺叙都深深地隐含着作者的激愤之情,是议论,是抒情,也是对失败原因的总结,是情、事、理的结合。
下面四句则叙述描写了宋军行军的艰难和狼狈的状态。“虏骑笑指声嘻嘻”以敌人的指笑反衬出宋军的失败。上面的“就戮如缚尸”正是成为宋军自己的写照,真是绝妙的讽刺。这一段是铺叙之笔,诗人毫无掩饰地描写宋朝军队从将军到士兵的腐败无能,从而揭示了宋军必败的根源,叙述中,饱含着沉痛的感情。下面宋军惨败的描写,更令人痛心且惨不忍睹。敌人早已窥伺到宋军的行动,出其不意地把山下的道路堵截起来,宋军脱下头盔,向敌人投降,乞求免死。那位承制被敌人反绑着双手,眼泪鼻涕一齐流出来。正当这帮将士进退不知所措时,敌人下令,有技艺的人可以保全生命,“争献小技歌且吹”,真实而又轻蔑地描绘出战场上那种群魔乱舞,令人哭笑不得的情形。“其余劓馘放之去,东走矢液皆淋漓。道无耳准若怪兽,不自愧耻犹生归!”更是对宋军苟且偷生丧师侮国行径的无情揭露。他们的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宋军残存的人,被割去了鼻子和耳朵,狼狈地,屎尿淋漓地竟不觉得耻辱地逃了回去。对此诗人极为愤慨,便引发下面的议论,指出了失败的责任和原因:“守者沮气陷者苦,尽由主将之所为。地机不见欲侥胜,羞辱中国堪伤悲!”“地机不见”,即看不出地势险阻对于作战的机宜,再一次揭示了主将的愚昧无知。这四句议论与开端四句相呼应,进一步深化了全诗的主题。
宋诗在表现爱国斗争,抒发爱国思想方面比历代海歌都更为深入,更为直接。愤慨国势削弱、异族侵凌而愿意“破敌立功”的英雄抱负,已经成为北宋爱国诗歌的共同主题,苏舜钦的诗表现的尤为充分和突出。《宋史》本传说他“时发愤懑于歌诗,其体豪放,往往惊人”。他的诗具有强烈的政治感情而以明快豪迈的语言表达,是他诗歌的显著特色。这首诗更充分体现了他这种风格特征。在叙事中,感情激越,气势奔放,语言畅达,充满了一种英雄气概和浓厚的爱国之情,是宋代边塞诗中少有的作品。略显不足的是在修辞上稍嫌粗糙,缺乏回旋转折、含蓄淳泓之妙。其中以“之”所构成的诗句较多,开头结尾都陷于议论,显然是继承了韩愈的以文为诗,以议论入诗的传统,因而使诗明显地表现出散文化的倾向。然而,在西昆体纤巧浮靡诗风盛行的情况下,象《庆州败》这样豪放激越的诗歌,无疑是宋代边塞诗中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