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长久偏安于江左的青山绿水，不闻飞骑击虏、角声马鸣之故吧，南朝稍有壮心的文人士子，往往热衷于汉人出塞千里、勒铭燕然的军戎生涯和辉煌业绩。因此，仿“古诗”、叙汉事，借以抒写自己的怀抱和感慨，也成了他们作诗的一大爱好。范云这首诗，正以“效古”为题，倒转时空，把自身带入了六百年前边塞征战的戎马倥偬之中。
诗之开篇以粗放的笔触，勾勒了塞外严冬的苍茫和凛冽：“寒沙四面平”写浩瀚的飞沙，在翻腾如浪中猛然静歇，填平了四野起伏的丘谷。运笔静中寓动，极富气势。“千里飞雪惊”则又动中见静，让荒寂无垠的瀚漠，刹时被纷扬的飞雪所笼盖，境界尤为开阔。一个“惊”字，表现诗人的主观感觉。展现在读者眼前的塞外景象，正如《楚辞·招魂》所述：“增冰峨峨，飞雪千里些”，令人心骇而骨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上，诗人恍已置身于顶盔贯甲的汉卒之中，正冒着风雪，向茫茫阴山、皑皑交河进发。“阴山”横亘于今内蒙古境内，往东遥接内兴安岭。山上本来草木葱茏，而今在狂烈的寒风袭击下，时时可见高大树枝的摧折；“交河城”则远在今新疆吐鲁番西北，正是车师前王的治所。此刻在雾气缥缈之中，它竟像海市蜃楼般，消失得无影无踪。从阴山到交河城，空间相距远不止千里。诗中却以“风断”、“雾失”两句，使之近若比邻。如此巨大的空间转换，不仅表现了塞外瀚漠的辽阔，更为活跃在这一背景上的士卒征战生涯，增添了几多壮色和扑朔迷离之感。
以上四句重在写景，豪情万丈的出塞健儿，似还只在背景中若现若隐。自“朝驱左贤阵”以下，他们终于大显身手了。“朝驱左贤阵”一句，写的是飞将军李广亲自指挥的一场激战。据《史记》记载，当时李广率四千骑出右北平，迎战匈奴左贤王十倍于己的骑兵。李广布圆阵拒敌，“胡急击之，矢下如雨”，“吏士皆失色”。而李广“意气自如”，执大黄弩射杀匈奴偏将数人，终于坚持到援军到来，突围而出。“夜薄（迫近）休屠营”抒写的，则是骠骑将军霍去病的一次胜利远征。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有余里”，杀折兰王、斩卢胡王、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余级，收休屠祭天金人”，一时名震遐迩。这两次战役，在时间上相隔五、六年。诗中却以“朝驱”、“夜薄”使之紧相承按，大大增添了塞外征战的紧张态势，将出征健儿勇挫强敌的豪迈之气，表现得痛快淋漓！接着“昔事前军幕，今逐嫖姚兵”二句，又回射上文，抒写主人公先后追随前将军李广、嫖姚校尉霍去病屡建奇功的经历。语气沉着，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身为名将部属的深切自豪感。
以上一节描述出塞千里、接战强虏的英勇业绩，读来令人神旺。不过，军戎生涯除了长驱直进的胜利外，也难免有意外的失误和挫折。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即使功业显赫的名将，也仍要受到军法的惩处。“失道刑既重”，说的正是李广晚年的不幸遭遇：李广率师出征，因为无人向导而迷失道路；大将军卫青追究罪责，李广终于含愤自杀。“迟留法未轻”，则指博望侯张骞，随李广出塞，迟留后期，按法“当斩”，只是由于出钱，方才“赎为庶人”。这样的失误，虽然难免，但军法如山，不可宽贷。这又使充满英勇气概的军戎生活，蒙上了一重悲壮的色彩。唯其如此，它才更加可歌可泣；在诗人眼中，也更富于浪漫气息和奇异的吸引力。汉代的边塞征战，正是这样，以它辉煌的业绩和悲壮的色彩，写在了汗青史上。何况，这些业绩，又是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分不开的。倘若不是他的果断决策，汉代则不能有此美善旺盛（休明）的壮举。所以，诗之结尾，诗人不禁发出了“所赖今天子（汉武帝），汉道日休明”的热烈赞叹。倘若联系诗人生活的齐梁时代，朝廷积弱，只能坐看北方异族铁骑纵横，读者可以感受到，诗人的结句又包含了无限感慨和不尽之意。
“效古诗”名为“效古”，诗中其实总有诗人自己的身影在。范云身为齐梁诗人，写的虽为汉代古事，但因为用了第一人称，在时序上又故意倒“古”为“今”（“今逐”、“今天子”），便在诗中造成了一种古今错综、彼我交融的奇特效果。出现在诗中的主人公，看似汉代士卒，却又融入了诗人的感情。恍惚之中，似乎不是诗人回到了汉代，倒似当年的李广、霍去病，穿过六百年的时空，奇迹般地出现在南朝，正率领着诗人，仰对瀚漠的朔雪、狂风，转战于阴山、交河。而读者呢，也恍惚与诗人一起，参加了“朝驱左贤阵，夜薄休屠营”的战役，为胜利的突围而欢呼，为“失道”名将的陨身而堕泪。这是一种错觉，但它的奇特效果，正是由范云这首《效古诗》的独特表现方式所造成的。
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段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现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 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宋朝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 ，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大千世界，古往今来，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
文章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前叙后议的方式，前两段铺叙，笔力简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与第二段的丑的对照，则后一段议论，笔锋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现出美被丑破坏的痛心，从而滥砍滥伐竹子乃至推而广之的一系列害民之举皆令世人共讨之。作者虽然在议论时顾及到最高统治者，但言辞之中柔中有刚，谏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过一番叙述与议论，则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经典《尚书》中的有关议论来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的文章是给当朝皇帝和权贵们看的，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作者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