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杯与问，焉用此，手虽子，积如京。波神怒，风浩浩，勃然兴。卷龙腥。似把渠忠愤，伸恳请，翠华巡。呼壮士，挽河汉，荡材枪。长算直须先定，如细故、休苦营营。正清愁满抱，鸥鹭却多情。飞过邮亭。
停杯与问，焉用此，手虽子，积如京。波神怒，风浩浩，勃然兴。卷龙腥。似把渠忠愤，伸恳请，翠华巡。呼壮士，挽河汉，荡材枪。长算直须先定，如细故、休苦营营。正清愁满抱，鸥鹭却多情。飞过邮亭。
此词开头“鸠雨催成新绿，燕泥收尽残红”这两句组成对偶，意象结集丰富，颜色对照鲜明，基调自然，对仗工整，是上片词形象浓缩的焦点。“春光还与美人同。论心空眷眷，分袂却匆匆”把春光说成与美人一样，在相聚的时候，彼此间无限眷恋，但说到分手就这样依依不舍地分手了。这个比喻恰当，深挚地体现出词人恋春又惜春的真挚感情。“空眷眷”的“空”，是惜别时追叹之语，正是在“分袂却匆匆”的时刻感觉前些时的“眷眷”已如梦幻成空。这三句写景抒情，化浓密为清疏；疏而不薄，因有开头二句为基础，从而能够取得浓淡相济的效果。
“只道真情易写”从惜别的常情着想，早已是预料中的“那知怨句难工”，从内心发出的感叹是实践后的体验。韩愈《荆潭唱和诗序》说：“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词人相信这个道理，但其结果不是这样，意思递进一层极言惜别之情的难以表达。“水流云散各西东”说明春光难以挽留，兼写客中与果州告别，词人与果州的朋友告别，天时人事融合在一起了。“半廊花院月，一帽柳桥风”这两句也是对偶句，前句写离开果州前的夜色之美，后句写离开后旅途中的昼景之美。明月照着半个花院，旅途中和风轻轻吹着。词人陶醉在这样的美景中，虽不言情，却可见轻快之情，浓清丽又似含蓄有加。
这首词上片以写景开始而以抒情结尾，下片以抒情开始而以写景结尾。全词仅插两句单句，其余全部用对偶句。单句转接灵活，又都意含两面；对偶句有疏有密，起处浓密，中间清疏，结尾优美含蓄。情景相配，疏密相间，明快而不淡薄，轻松而见精美。同时也抒发了词人的惜春之情，与友人的离别之愁。
此为滕宾普天乐失题小令十一首的第三首，作者通过对秋景的描绘和对官场免得的批判，表现了归隐田园的志趣。此曲在构思上也颇有佳处。作者仍从写景入手，“翠荷”四句，写秋景。前二句是写眼前景，翠荷凋残，苍（深绿色）梧坠叶；后二句，一个“应”字耐人玩味，仿佛山若有情，山亦当憔悴消瘦。无情之物遂亦人格化，此用移情入景之法。
这四句写景，由近及远，由真切具体而至博大苍莽，层次分明；作者连用“残”、“坠”、“瘦”、“稀”四字，写出了百卉俱腓、草木摇落的萧瑟秋景，再加以“千山”、“万木”，极状空间范围之大，于是，疏木衰林、万物悲秋的肃杀之气，塞空而下，读之不减老杜“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无边落森萧萧下”的气概。其实，春华秋实，秋天固化剂橙黄橘绿时，秋本无所悲，即如宋代杨万里所说：“秋气堪悲未必然。”但因作者有感于岁月迟暮，有如草木凋零，故觉秋景惨然多凄。回首人生旅途，大半生已过，却仍然碌碌风尘，为名缰利锁所羁。故紧拉着由景物转入人事，写出了“蜗角”、“蝇头”等四句。蜗角，典出《庄子·则阳》，去蜗牛左角上有触氏国，右角上有蛮氏国，“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百万。”苏轼满庭芳词又有“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这里用以表现作者对名利的鄙视。然而作者身羁官声，归隐之志未遂，在识时知机，进退行藏的认识上，应该承认自己是输与皆渊明了。一个“输”字，表现了作者对隐士皆渊明的倾慕和对自己未能及早归隐田园的悔恨，大有“觉今是而昨非”之意
“黄菊围绕”、“良田数顷、黄牛一只”是作者预想归后田园生活的蓝图。一想到躬耕田亩，远离风波的自由自在，便欣然神往，故煞句以“归去来兮”表示其浩然归志。
此曲以景起兴，以情作结，皆统一于落叶归根这一主旨上。中间虚实交错，景与情，古与今，人与我，眼前与未来，时空腾挪跌宕，有对比、有反思、有展望。曲辞曲折而横放，语调苍凉而愤激。
《南乡子·端午》是北宋词人李之仪的一首词，整首词即景生情，即事喻理，在端午节的一种闲愁。
上片写端午节的景象。端午节下着小雨，诗人独自一人，比较冷清，回忆往日的热闹时光。
下片抒情，旅居在外的诗人在端午节没有友人的陪伴，喜悦的事情只有自己一人享受。表现出心中的寂寥，落寞之闲情。
整首词深婉含蓄，抒发自己孤独，寂寞的情感。
这是记叙战国时秦国关于外交军事的一交论争，是秦惠王进行军事扩张，推进王业的军事论辩。秦相张仪主张伐韩，秦将司马错主张伐蜀，二人针锋相对，各陈己见。
文章先列张仪的观点。首先，张仪认为伐韩可分三步：第一，亲善魏，楚，出兵三川，扼住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挡住屯留的通道；第二，由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乘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第三，拥九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其次，张仪驳司马错伐蜀之论。认为蜀地偏远，劳师乏众，不足以成威名，也不足以得厚利。而创建王业的关键之地在三川，周室，伐蜀离成功之业太远，不宜采用。
针对张仪之论，司马错斩钉截铁地用王不然”二字进行反驳，然后也分三步论证伐蜀的理由。第一，从宏观上提出建立王业的三条件，即地广物丰，兵强民富，博德广施。而秦地小民贫，尚不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宜从易处着手，增强国力；第二，蜀有桀，纣之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取其地可广域富民，道义上还可获得禁暴平乱之名，一举数得，既有利又师出有名，不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第三，伐韩不可行。伐韩未必有利，又有挟天子的恶名，势必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故伐蜀是为上策。
两人观点迥异，但从论辩中可看出：张仪的主张多主观唯心的空想，诸如魏，楚是否同秦国友善，是否愿出兵牵制韩军；尤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国是否臣服，均是不可知因素。司马错是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提出积极稳妥的办法，既能发展壮大自己，又能在舆论上站住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