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题为“送春”，词人感叹春色、春事，实际上是借以哀伤宋朝故国的沦亡，全词即围绕这一题意展开。
上阕前三句以“春汝归欤”发问，向读者展现出春将归去的场景：风雨蔽江，烟尘暗天，春天像一个要归家的行客，即将远去。词人面对春天的归去，心有不甘，因此小心询问：春天你真的要走吗？然而春天不顾词人的留恋，还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走时风雨交加，百花凋零，烟雾漫天，一片凄然。那么春天究竟能走向哪里呢？词人从东、南、西、北四个空间方位将春天可能走的方向一一呈现：北有险关挡道，南有旷漠阻隔，东至江浙，西到八百里秦川，到处都是芳草遮渡口，飞花塞道路，春想归去，却无家可归。所幸的是还有一个蓬壶仙岛，可以小居百年。那么，既然四处无路，词人为何冒出一句“小为蓬壶借百年”呢？原来，这一句正是喻指北宋灭亡、宋室南渡，偏处江南一隅的上百年历史。通过此句隐喻，整首词借伤春、送春、问春来寄托哀悼北宋南迁，终致南宋灭亡的主旨便愈见清晰。之后，“江南好，问夫君何事，不少留连”的问春，也就有了着落。南宋朝廷偏安江南，置北方失地于不顾，肯定是认为“江南好”。但是，既然“江南好”，缘何仅寄居百年就匆匆离去了呢？这“问夫君”，字面上看是女子问丈夫，但这“君”，实际上正是指南宋的最高统治者。词人深责南宋当政者不思进取，全无志气，自甘沉溺江南l临安这个洞天福地，最终致江南国土尽失。“问夫君何事，不少留连”一问，问得尖锐、深刻而又满怀沉痛和哀伤。
下阕则集中写南宋灭亡后让人“堪怜”的春色。这“江南正是堪怜”与上阕“江南好”形成对比反差。“但满眼杨花化白毡”，表面上言春色已尽，实际上在词人眼中，这如同大地披丧服，处处寄寓着作者为故国沦亡的哀悼之情。接下来“看"字引领的四句，描述南宋宫廷如今长满野草，蜜蜂和蝴蝶在昔日的帝王台上飞舞。故国何以如此，词人没有正面作答，但在字里行间却埋藏着词人那颗被压抑的对故国眷念的赤子爱国之心。在这颗跳动的赤诚之心上，既淤积着痛恨宋朝君臣无能的愤懑，又弥漫着个人无能为力的痛楚。情已至此，词人干脆抛开前面的比兴象征，直接宣泄自己迷茫彷徨的忧伤：“我已无家，君归何里？中路徘徊七宝鞭。”春色已尽，国运到头。词人犹豫徘徊感到前途渺茫，即使握有七彩珍宝做的马鞭又能怎样，难道还能使时光倒流？春天重回，国运复振？一切都晚了，一切复兴赵宋王朝的梦想都是枉然。全词在“风回处，寄一声珍重，两地潸然”三句后戛然而止。国家虽已败亡，但词人仍眷恋于故国不愿离去。在一声珍重的问候中，将词人对故国的眷恋融会其中，真是语短情长，令人回味。
此诗借对淮水的赞美来反衬作者对淮北沦陷地区恋念的感情，最后两句更写出作者对于当时活跃在淮河北岸的抗金军民的深切怀念，抒情细腻而深刻。全诗即景抒情，离意深沉，含蓄蕴藉，寄托了诗人的惆怅、悲愤和无限感慨。
首联写客人游濠梁时的反常举动。濠梁在皖豫交界一带地方的淮河流域。游客到了此地，就像游子回到故乡；频频不断地畅饮淮河水，对此水表现了无限的深情。
颔联写频酌的原因。当时南宋国都在临安，地处国家东南沿海地区，海水是咸的，不少井水也带咸味，这是实写，诗中的“多咸”，其内涵决不仅如此。南宋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对金人妥协退让，纳币称臣，以求编安一隅，过其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多少有爱国思想的有识之士，对他们都极为痛恨和憎恶，以至对他们所盘据的美丽的西子湖畔也反感起来。连饮水也觉得味道不好。
颈联则又进一步写出淮河水为什么会那样美。春风吹拂，绿波荡漾，这是从视觉上写淮河的美，更重要的是从淮河水里体味出了浓厚的中原民族精神。看到淮河水，就像看到了中原的大好河山；饮了淮河水，就像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尾联以告戒语气出之，写得极为沉痛。淮河作为界河，中流以北，便属于金国掌管。多少爱国的志士仁人，抗击金兵的英雄豪杰，他们为祖国被践踏，被分割而啼血落泪，东流的淮河水，里边搀入了许多中原父老的珠泪，完全不忍心汲取饮入腹中。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大多数词人写牡丹，多赞其雍容华贵，国色天香，充满富贵气象。总之大都着重于一个喜字，而词人独辟蹊径，写牡丹的不幸命运，发之所未发，从而寄托词人忧国伤时之情。
上片首二句“曾看洛阳旧谱，只许姚黄独步”写牡丹的身世。姚黄魏紫在当时是牡丹中的名贵品种，这里单举姚黄，是以姚黄代名贵牡丹花种。“独步”二字，准确、简洁地说出这些牡丹的美丽和名贵。三、四句转写目前。芍药、琼花和牡丹都是天下名花，前二者虽经战火摧残，但仍近朝廷，常为词人咏歌。而牡丹命运独苦，沦落于敌人的铁蹄下，犹如昭君，成为朝廷孱弱的的牺牲品。这是对牡丹的同情，也是对朝廷当政者的怨愤。
下片“旧日步侯园圃，今日荆榛狐兔”描绘了国破家亡后中州的惨象，同时也形象地表明了牡丹的处境。盛世繁华时姚黄魏紫，倾国倾城；山河破碎中的一片焦土，牡丹也就只剩下与荒烟衰草，荆榛狐兔相伴的命运了。词人的忧国之心，离黍之哀，也通过这些形象的描写，得到充分的表现。文字极为精炼，含义极为丰富。“君莫说中州，怕花愁”蕴含着词人极为复杂而深沉的感情。怕人说中州的惨境，并非怯懦，而是更翻进一层，说明爱中州之深，言明光复中州之心的迫切，也说明未能渡江驱敌的愤恨心情。在堂堂男子汉空怀壮志、报国无门的南宋末年，词人那种不平静的心潮是不言而喻的。结句“怕花愁”，实则是自己愁不堪忍。而词人采用曲折写法，不仅能表现出惜花的深厚情意，而且也能引读者进入境界，仿佛与牡丹相对，见其愁态，而不能无动于衷。
全词构思精妙，对比鲜明，感情深沉，达意委婉。虽是一首小词，却做到叙事、议论、抒情相结合，并且结构严谨，层层相扣。借咏牡丹而生发出一个富有积极意义的主题来，是与词人的一腔爱国热情紧紧相连的。感时伤世，寄情于花，充分表现了对国家人民命运的时刻关注。
其一：这首诗从触发、联想展开情感活动。女主人公住近渡口，每天沿河上下的船只从门前经过；于是她就想，其中也许有从江南来的船。丈夫在江南的某地长久不归。既然有江南船，就可能有丈夫从江南寄回的书信。她可能每天都倚门望几次。每当看到渡头有船只停泊，就不免要上前去打问，可结果总是失望而归。诗中说江南船“常有”，就是说书信“总无”。然而，主人公仍把希望寄托于下一趟船来，她想：大概书信已经寄出，正在途中，所以诗的结句“寄书家中否”便是这位少妇不断幻灭又不断复生的希望。
其二：这首诗表现作者的情趣与倾向。诗人想念故乡，自然是情理之中；而喜欢梅花，则溢于言表。
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我”，不一定是作者），是一个久在异乡的人，忽然遇上来自故乡的旧友，首先激起的自然是强烈的乡思，是急欲了解故乡风物、人事的心情。开头两句，正是以一种不加修饰、接近于生活的自然状态的形式，传神地表达了“我”的这种感情。“故乡”一词迭见，正表现出乡思之殷：“应知”云云，迹近噜，却表现出了解乡事之情的急切，透露出一种儿童式的天真与亲切。纯用白描记言，却简洁地将“我”在特定情形下的感情、心理、神态、口吻等表现得栩栩如生，这其实是很省俭的笔墨。
关于“故乡事”，那是可以开一张长长的问题清单的。初唐的王绩写过一篇《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从朋旧童孩、宗族弟侄、旧园新树、茅斋宽窄、柳行疏密一直问到院果林花，仍然意犹未尽，“羁心只欲问”；而这首诗中的“我”却撇开这些，独问对方：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仿佛故乡之值得怀念，就在窗前那株寒梅。这就很有些出乎常情。但又绝非故作姿态。
一个人对故乡的怀念，总是和那些与自己过去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人、事、物联结在一起。所谓“乡思”，完全是一种“形象思维”，浮现在思乡者脑海中的，都是一个个具体的形象或画面。故乡的亲朋故旧、山川景物、风土人情，都值得怀念。但引起亲切怀想的，有时往往是一些看来很平常、很细小的情事，这窗前的寒梅便是一例。它可能蕴含着当年家居生活亲切有趣的情事。因此，这株寒梅，就不再是一般的自然物，而成了故乡的一种象征。它已经被诗化、典型化了。因此这株寒梅也自然成了“我”的思乡之情的集中寄托。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独问“寒梅著花未”是完全符合生活逻辑的。
古代诗歌中常有这种质朴平淡而诗味浓郁的作品。它质朴到似乎不用任何技巧，实际上却包含着最高级的技巧。象这首诗中的独问寒梅，就不妨看成一种通过特殊体现一般的典型化技巧，而这种技巧却是用一种平淡质朴得如叙家常的形式来体现的。这正是所谓寓巧于朴。王绩的那首《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朴质的程度也许超过这首诗，但它那一连串的发问，其艺术力量却远远抵不上王维的这一问。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这一句看起来是问家乡的情况，但诗人只是笼统的以“故乡事”来设问，诗人心里满腹的问题一时竟不知从何问起了。这句描写出诗人的踌躇，对方的诧异。“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这一问倒令对方感到困惑，不问人事而问物事，可是正是这样一问，才是妙趣横生，令人回味无穷。其实诗人的真正目的，哪里是梅花啊。诗人想说的话，想问的问题不知从何说起，对家乡的思念竟在这一个不经意的问题之中。
其三：这首诗以时序的递进、物候的变化，加深主人公的情感。“已见寒梅发”一句是对上一首询问寒梅著花的呼应。此句是女主人公失望的深深怨情。因为光景蹉跎，不能如期践约，此时在女主人公眼中，寒梅花发已由希望之光变为幻灭之色。不仅如此。便是这象征青春、爱情的春天，欣欣向荣的春天，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梅花开了，早春已过。百鸟叫了，仲春也已飞逝。现在是莺飞草长的暮春了。随着节序的推移，女主人公的心绪也由百无聊赖到终日惆怅，以至看花落泪、见月伤心了。以前，她觉得，时间过去一天，距离自己美好愿望的实现就近一日。现在完全是逆反心理：时间愈是过得快，幻灭就愈彻底，犹如滔滔日下的江河，无可如何。此时，鸟鸣，春草都变作主人公情感的对立物。诗人说女主人公是以一颗充满忧愁的心“视春草”，她看到愈来愈茂盛的春草眼看就要连到阶前，禁不住惶恐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