稼轩词多是感时抚事之作，并且词情豪放。即或是送别词，也多是慷慨悲吟，此词即是如此。这首词是公元1172年（宋孝宗乾道八年）作者在滁州任上，为送他的同事范倅赴临安而作。范倅，名昂。这次范昂被召回临安，作者对他寄与了殷切的期望，希望他能受到皇帝的重用，并热情地鼓励他到前方去筹划军事，充分发挥他的才能。作者借送别的机会，倾吐自己满腹的忧国深情，在激励友人奋进之时，又宣泄了自己壮志难酬的苦闷，慷慨悲凉之情，磊落不平之气，层见叠出。
上阕头三句“老来情味减，对别酒，怯流年。”陡然而起，直抒胸臆，以高屋建瓴之势笼罩全篇。苏轼有“对尊前，惜流年”的词句（《江神子·冬景》），此处便化用了但感觉更深沉悲慨。词人意有所郁结，面对别酒随事触发。本意虽含而未露，探其幽眇，“老来”两字神貌可鉴。词人作此词时正值壮年，何以老迈自居，心情萧索至此呢？词人存其弱冠之年“突骑渡江”，率众南归后，正拟做一番扭转乾坤的事业，不料竟沉沦下僚，辗转宦海。公元1172年（乾道八年）他出任滁州知州，乃是大材小用，况且朝廷苟安，北伐无期，旌旗未展头先白，怎能不“对别酒，怯流年呢？”“况屈指中秋，十分好月，不照人圆。”作者身处政治逆境中，对于寒暑易节，素魄盈亏，特别敏感，双眼看友人高蹈离去，惜别而外，另有衷曲，于是浮想联翩，情思奔涌。“无情水都不管，共西风、只管送归船。”“都不管”和“只管”道尽“水”与“西风”的无情，一语双关。既设想了友人别后归途的情景，又暗喻范氏离任乃朝中局势所致。以西风喻恶势力，在辛词中不乏其例。如“吴楚地，东南坼。英雄事，曹刘敌。被西风吹尽，了无尘迹。”（《满江红》）归船何处去？联想更深一层。“秋晚莼鲈江上，夜深儿女灯前。”笔锋陡转，变刚为柔，一种浑厚超脱的意境悠然展现出来，前句用张翰的故事，后句用黄庭坚的诗意，使人读之翕然而有“归欤”之念。此二句当是悬想范倅离任后入朝前返家的天伦之乐。
下阕，转到送别主旨上。“征衫，便好去朝天，玉殿正思贤。”由上阕末句初跌而出，格调转亢，与上面“归欤”之境构成迥然不同的画面。词人有意用积极精神，昂扬语调，为友人入朝壮色。头二句言友人入朝前勤劳忠奋，三句言朝廷求贤若渴。“想夜半承明，留教视草，却遣筹边”，好一派君臣相得，振邦兴国的景象！夜里在承明庐修改诏书，又奉命去筹划边事，极言恩遇之深。承明，庐名，是汉代朝官值宿（犹后代的值班）之地，词里借指宫廷。这几句寄托了词人的理想，表明愿为光复中原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大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李白《永王东巡歌》）的气概。下面再一转折，将滔滔思潮訇然闸住。“长安故人问我，道愁肠殢酒只依然”，变奋激昂扬为纡徐低沉。倘若友人去了京城，遇到老朋友，可以告诉他们，自己仍然是借酒销愁，为酒所困。长安，这里代指南宋都城临安。“愁肠殢酒”乃化用唐未韩偓《有忆》诗“肠殢？酒人千里”句，殢是困扰之意。话语外表露出自己报国无门的无限悲愤。
前面几经翻跌，蓄意蓄势，至结尾，突然振拔：“目断秋霄落雁，醉来时响空弦”。词人醉中张弓满月，空弦虚射，却惊落了秋雁，真乃奇思妙想。“目断”两字极有神韵，其实是翻用《战国策》“虚弓落病雁”的典故，可是不着痕迹。一个壮怀激烈、无用武之地的英雄形象通过这两句显现出来，他的情怀只能在酒醉后发泄出来。正如清陈廷焯说：“稼轩有吞吐八荒之慨而机会不来，……故词极豪雄而意极悲郁。”（《白雨斋词话》）
这首词在艺术手法上的高明之处在于联想与造境上。丰富的联想与跌宕起伏的笔法相结合，使跳跃性的结构显得整齐严密。全词的感情由联想展开。“老来情味减”一句实写，以下笔笔虚写，以虚衬实。由“别酒”想到“西风”，“归船”；由“西风”、“归船”想到“江上”，灯前下边转到朝廷思贤，再转到托愁肠殢酒，最后落到醉中发泄。由此及彼，由近及远；由反而正，感情亦如江上的波涛大起大落，通篇蕴含着开阖顿挫、腾挪跌宕的气势，与词人沉郁雄放的风格相一致。
第一首偈，见于敦煌写本《坛经》。关于这首诗的来历，《坛经》第四节至第八节，有明白的记载：五祖弘忍“一日唤门人尽来”，要大家“各作一偈”。并说“若悟大意者”，即“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弘忍的上首弟子神秀在门前写了一偈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知道后，“遂唤神秀上座于堂内”，说是“汝作此偈，见即未到”，“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因而要他“更作一偈”。而“秀上座去数日，作不得”。惠能的偈语，即针对神秀的《无相偈》而发。据《坛经》所载，惠能本不识字，他先“请人一读”神秀的偈语，然后作此歌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
这首偈，同神秀的那一首，在修行方法上具有原则的区别。神秀的那首“无相偈”，使他失去作为弘忍继承人的资格，却成了北宗一派的开山祖。由于神秀强调“时时勤拂拭”，后人以其主张“拂尘看净”，称之为“渐修派”。而惠能的这一首，是对神秀偈的彻底否定，也即主观唯心主义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彻底否定，直接把握住“见性成佛”的关键，被称为“顿悟派”。
在《坛经》第二十节，惠能指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于恶；思量一切善事，使修于善行。”这是惠能“顿悟说”的基础。在他看来，“愚人”与“智人”，“善人”与“恶人”，他们和“佛”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迷”到“悟”，仅在一念之间。这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思想，不仅对我国佛教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对于后来的中国哲学理论也有重大的影响。
第二首偈，也是惠能针对神秀的《无相偈》所作的。旨在说明“明镜”的清净，也即“自性”的清净，这是佛教徒坚信能到达理想境界人人所共有的主观条件。该偈亦见于敦煌写本《坛经》，但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当属衍文。特别是前两句，虽调换了“身”、“心”二字的位置，实际也是重复神秀的话，不应视为惠能的思想。
第三首偈，见于《六祖法宝·坛经》，流传甚广，为《全唐诗外编》所补录。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是由《菩提偈》第一首演化而成，关键在第三句，由惠昕本带头，契嵩本、宗宝本因之，把“佛性常清净”改成“本来无一物”。这是一种误解，早在宋代即有人提出非议。郭朋认为：“《坛经》的首窜者，不仅不了解‘佛性’论，而且也不了解‘性空’说。”其实，大乘佛教的所谓“空”、“无”，是就“妄心”、“妄境”而言；若就“真心”、“真境”而论，则决非“绝无”。在《坛经》第十五节，惠能有言：“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在《坛经》第二十四节，惠能又说：“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这些都足以证明惠能的思想体系，同“一切万法，自性本空”的理论完全不同。不过在这句话之前，惠能先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他把一切归结于“心”，也即“自性”。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无论如何，把“佛性常清净”和“本来无一物”等同起来，是不适当的。
第四首偈，见于《大正藏·坛经》，着重讲修行方法。《坛经》第三十五节，惠能引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接着说：“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坛经》第三十六节说：“若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二节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三节又说：“若能心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总是大痴人。”反复申明向人的自我求真，自我求佛，这是惠能教导其弟子立地成佛的唯一途径。在他看来，求佛的人只图自悟，不假外示，心注一境，化难为易，自能达到目的。论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