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开头两句写年复一年，眼见秋花凋落，春花盛开，自己却劳碌奔波，在马背上度过。今天又见春风送暖，不知不觉中，春天已悄然来临。目睹这美好的春景，诗人却百感交集，思绪万千，感叹人生如梦如醉，流年似水，岁月也正在悄然逝去。一种急于盼望为国建功立业的感情溢于言表。

　　“短发”两句，感叹岁月无情，人生易老。诗人长期离开家乡，宦游在外，倏忽间，已到五十岁上下，头发已经稀疏变白，苍白衰老的容颜也只能借助酒力才泛出一点红润。古人不剪短头发，“短发”的“短”在这里是少的意思。头发稀疏，所以只能“轻梳”，头发本不多，又千缕皆白，至于诗人是怎样为国为民鞠躬尽瘁，辛苦操劳，以致身心憔悴而早衰的情形，也就可见一斑了。

　　以上四句充分表现了诗人忠于职守、勤于国事，多年为民奔走效力的情况；后面四句则表现了作者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不谋私利，赤心报国的高风亮节。

　　“离家”二句紧承前面的内容而发，说明“离家”的目的正是为了“报国”，然而离家多年却寸功未建，又深感羞惭。于谦24岁中进士，刚三十岁时，就到江西处理积案，释放了很多被冤枉判罪的百姓。从明宣宗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到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即诗人三十三岁到五十一岁期间，他又做了长达十八年之久的山西、河南巡抚。“离家自是寻常事。”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更何况诗人的感情又是那样的丰富细腻，目睹异乡的春日美景，他又怎能不想念故乡，产生惆怅之情呢？但好男儿志在四方，要想为国有所作为，离乡的悲愁也只能是“寻常事”了。“报国惭无尺寸功”，这固然是作者的自谦之辞，却又表现出他严于律己的人生态度。其实，多年来，作者又何尝“无尺寸功”。他辛苦劳碌，关怀百姓疾苦。灾年里，他下令打开官仓救济灾民。他为到处流浪没饭吃的百姓痛心，为严冬里还穿着破旧单衣的儿童难过。他希望引来天上的银河水灌溉人间的土地，还让老百姓到他的衙门里去控告贪官污吏。在民不聊生的黑暗社会里，他像冬夜里的火把，给人们带来了温暖，所以老百姓称他为“于青天”。这两句话，实际上正是衰颜白发的诗人壮心不已，深感时光易逝，而急切盼望为国建功的心情的剖白，这正像屈原所说的：“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萧涩”两句，诗人请求不要笑他多年为官而囊中空空，表明他只有报效祖国的长剑一柄，倚青空而立。尽管诗人多年位居高官，却一生清白自守，两袖清风，行囊羞涩。以至于这位始终保持高风亮节，“只留清白在人间”的民族英雄遇害时，朝廷派人去抄他的家，也只发现他“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耳。”这在当时贿赂成风的黑暗官场里，难得可贵。那独倚青空的耿耿长剑，正是忧国忧民，顶天立地的诗人胸中的赤胆忠心和凌云壮志的象征。

　　这首诗平仄协调，颔、颈两联对仗工稳，语言清新自然，明白如话，风格浑然淳厚，质朴刚劲。

　　这首词顺承了前两首词已有的气氛，并创造新的意境加以进一步的渲染，把作者所要表达的切肤之痛推上了无以复加的境地。

　　“一夜林乌头白”，乍看起来悖情拗理，“林乌” 头白，事实上，这一句不是以视觉去描写实景，而是以听觉去构筑想象。那野林之中夜宿的鸟儿哀啭地啼个不停，亦是因于无家可归的怨愁，同是天涯沦落人”，作者深深理解鸟儿的言语。但怀疑鸟儿是否一夜之间也如自己一样愁白了头发，“一夜”正是作者辗转反侧，难以成眠的写照。月亮渐渐向天边落去，忽然传来了呜咽咽的笛声、如泣如诉，那一定是远处关山之下戍边将士思归的心曲，啸啸的马嘶似乎也来自那个方向，战马怀念故土的感情非常深沉。

　　暗夜之中，作者目送着天空的落月，耳边时时听到这样一些声响，心里的衰伤和悲寂愈演愈烈。对比前两首词上片的写法，这首变换的手法更奇巧。黑夜遮挡了人的视线，听觉上升为感受外界事物的首位。一种声音引发一种想象的画面。所以，这首词的意境与前两首有所不同，缥缈、清虚，流溢着一种奇幻的美。

　　下片还是转入对主题的阐发上。 “鱼雁沉沉江国”是说两地遥遥相离，音讯难以相通。不要说难见“君”的“颜色”，难知“君”的“踪迹”，就是“君”的消息都难以得到。作者怎能不顿生感慨：“恨不奋飞生六翼？”可见，从第一首到第三首，作者思“君”的感情在逐步加深。“乱云愁似幂”是作者深重如云的哀愁形象的描述。就象那铺天盖地，悠悠不尽的浓云。真所谓“痛彻骨髓”“沉哀入骨”。

　　此文是一篇很“纯”的应景之作，表面上是谈有美堂，重点实在阐明作者自己的人生观，文中宏论非常值得后人思考、借鉴。

　　文章肯定杭州城和南京城均属于“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同时通过比较，指出由于战争的破坏，南京衰落了，杭州城成为东南独秀的一枝。但是，“此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奇伟秀绝的山水美景，乃皆在乎宽闲之野、寂寞之乡。这些地方条件恶劣，交通闭塞，士林中人轻易难得到此。能来的，除了不求闻达的幽潜之士，可能就是“穷愁放逐之臣”了。欧阳修本人身在宦海，其重点所指当在 “穷愁放逐之臣”。看来只有在人生不得意时才有机会亲近天下至美之景。然而此时景虽美，人不乐。穷愁放逐，虽有美景在前，又能如何？所谓“乐”是暂时的，穷愁才是长期的。此景正如此人，同是投闲置散，“同是天涯沦落人”，说是乐，那也是自我解嘲。

　　不过，人生有两面，换个角度看，被放逐到宽闲寂寞之地，成为宽闲寂寞之人，还真是一乐。投置闲散，无案牍之劳形，此宽闲也，若在京城位高权重日理万机，何来此宽闲？寂寞者，少人门前奔竞也。此时虽然寂寞，却也少了交接贵盛、与俗人为伍的烦恼。是以宽闲亦一乐，寂寞亦一乐。

　　面对山川美景，也未必一定要作天涯沦落之慨。修养深厚者，不妨将山水引为知音。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彼人寂寞，山水亦寂寞。同一寂寞，同一内蕴大美，和闲山剩水惺惺相惜，岂非他乡遇故知？在都市与人不相得，到边地与山川与天地相得，不亦快哉。若别有寂寞宽闲之人，能识得我心，可引为知音，则益不寂寞。又寂寞乃独享，宽闲生智慧。身居都会、官场得意的那些往日同僚，他们宁有机会欣赏眼前造化之胜景？彼天地宽闲，视野开阔，则人之胸襟亦可随之开阔。人生境界有提升，智慧有启发，此又一乐也。

　　《有美堂记》妙处有三：一是构思巧妙，虚景成文；二是宾主相形，巧作衬垫；三是曲折圆润，议论层折。

　　一、构思巧妙，虚景成文。

　　欧阳修在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曾叙述过此事：“梅公仪来，要杭州一亭记。述游览景物，非要务，闲辞长说，已是难工，兼以目所不见，勉强而成，幸未寄去，试为看过，有甚俗恶，幸不形迹也。”我们现在于《居士集》《外集》中都看不到所说的这一篇亭记，可见作者已经删去了这篇“甚俗恶”的文章。从书简文字可以看出，欧阳修创作态度的严谨，即使是随俗应酬之作，也反复看过，详加审视。正是这种态度，使他的文章不断推陈出新，翻新出奇。

　　此文汰去“目所不见”的勉强写景，化实为虚，突破其他楼亭记文的框框，抓住有美堂兼有“山水登临之美，人物邑居之繁”这一特点，巧用衬托，纵笔写来，远及罗浮、衡岳，中涉洞庭、三峡，近至天台、金陵，而紧紧围绕正意，体现了散文“形散神凝”的特点，实在非大手笔难以驾驭。

　　二、相形之法，曲尽衬垫。

　　文章层层衬托，段段相形。第一层说山水登临至美与都邑繁盛之乐，多不可得兼，用罗浮诸山、洞庭三峡皆处僻陋之邦衬之；第二层说金陵、钱塘能兼其美，而金陵残破，钱塘富完，以梅挚目下所居的金陵为钱塘自然作陪；第三层说当时士大夫不能兼取其胜，而梅公则尽兼其美，用杭州众多的亭榭为有美堂作衬。孙琮《山晓阁唐宋八大家选·欧阳庐陵》卷三云：“看他一篇文字，欲出一段正意，先作一段相形，相形得起，方出落得透，可谓绝妙章法。”全文巧作衬托，层层脱缷，文笔曲折而又一气呵成，可谓神完气足，真正体现了欧阳修的大家风范。

　　三、议论层折，自然圆润。

　　文章用三层对比，但正如唐顺之（荆川）所说，如累九层之台，一层高一层，真是奇绝。文章先述作记之由，次说美乐难兼，三说佳美山水必处僻陋，四说二邦兼山水与繁盛，五说金陵为逆荒废，六说钱塘富完安乐，七说临是邦者多占形胜治亭榭，八说有美堂尽得山水人物、邑居之美胜，九颂梅公其人。层层累叠，段段相衬，纡徐婉转，主意凸出。

　　再如钱塘兼美一段，先述富完安乐的历史原因，次道工巧华丽的习俗，再陪以湖山之胜，又宕开一笔，以江涛海烟相烘托，极写闽商海贾之盛，层次清晰，既与金陵对比，凸显御赐诗“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的特殊地位，又引出下文众多亭榭来作为有美堂的衬垫物。

　　从此篇文章看，要做到层次繁复，曲折跌宕，而又流转自然，无层累之迹，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几个虚词的妙用，恐怕是最为得力的。文中“惟”“独”“而”“然”“夫”“盖”等虚词曲折尽意，妙显衬垫，使层次更加清晰，而结构更为有机。

　　在咏菊诗中，“龙山之会”、“落帽人”是常被引用的典故。李白把这个典故与自己的龙山之游紧密结合在一起抒发了内心的失意愤懑、旷达洒脱的复杂感情。

　　在重阳节之际，诗人登上了当涂附近的名胜之地龙山，与好友痛饮菊花酒，借吟诗来倾泻胸中之情。首句点明时间地点，既写诗人的宴饮，也扣晋桓温同宾僚的宴饮，这样写就使以后的用典不仅自然吻合，且合情合理，亦即顺理成章。次句“黄花笑逐臣”，着重写宴饮时菊花的神态。“笑”，十分生动、形象地写出了菊花盛开时的美艳的容颜。在登龙山之际，联想起这里曾经上演过的名士清流之事，以“逐臣”自比的李白，暂时忘却了政治上的不得意，把自己比作被风吹落帽的名士孟嘉，表达了对名士的向往和对自然的热爱。三、四句“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前一句用典，重在“醉”字，后一句写实，重在“舞”字。饮美酒赏黄花，酒不醉人人自醉，花不能舞人自舞，体现出饮酒赏花的乐趣，表现出诗人放旷的性格、浪漫的气质。“陶然共忘机”，正是此情此景的真实描绘。可见，后两句诗是前两句诗的深化。诗的最后一句“舞爱月留人”，巧妙地将月亮拟人化，以“月留人”收尾，显得生动别致，表面上是说月亮挽留诗人，而实际上是诗人留恋这脱俗忘尘的自然之境，不愿割舍而去。

　　孟嘉九日龙山落帽事，是魏晋名士飘逸风度的典型体现，历来文人多爱诵之。李白在这里以孟嘉自比，临风醉酒落帽，对月起舞弄影，自有一分超放的情味。但“逐臣”一语，也透出了他胸中的牢落不平，这就使本诗不仅仅是一篇吟赏前辈风流之作，同时也有其现实遭际的感慨在。

　　写诗如绘画，特别山水诗与山水画，在艺术方法上颇有相似之处。如画山水很讲究远景与近景的安排，使一幅画有“景深”，有层次，显得立体化。写山水诗何尝不是如此呢？读李东阳《游岳麓寺》颇能体会此中艺术三昧。岳麓寺位于今湖南长沙市湘江西岸的岳麓山上。寺庙建于晋泰始四年（268）。杜甫晚年曾到此一游，留下了“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的诗句。明成化八年，二十六岁的翰林院编修李东阳陪同父亲返故乡茶陵（长沙附近）省亲，游岳麓山，写下上面这首诗。

　　“危峰高瞰楚江干”，岳麓山拔地而起，山势巍峨。岳麓寺在半山腰。诗人盘旋攀登，终于走上寺来。他兴奋的喊出声来：我现在站在“危峰”上向下看，啊，湘江岸边的景色尽收眼底了！“危峰”，已见山峰之高，又用居高临下的“高瞰”二字，更显出视野的广远，突现出岳麓山巉岩挺拔的气势。第一句就有近景和远景，人在“危峰”，是近景，距岳麓山六华里的“楚江”（即湘江）自是远景物了。

　　接着诗人收回视线，转向自己所在的岳麓山。自己身在“危峰”，却顾所来路径，不禁发出一声惊叹：“路在羊肠第几盘？”那山间曲曲折折的羊肠小道啊，不知拐了多少弯儿，才进得这座古刹呢！

　　诗的头两句，写登高、望远和回顾来路三个过程，都是写登上高峰的最初的兴奋的心情。等到这种狂喜的情绪稍稍平静，更开始细细打量四周的风景了：“万树松杉又径合，四山风雨一僧寒。”诗人发现岳麓山有一个特点，满山都为稠密的松树和杉木所环抱和覆盖，显得极其幽深和清寂。密树荫蔽的丛林中隐约有两条小路，在接近山寺处并为一条了。李东阳游岳麓山时，已是“长沙地湿开将暑”，而在此山中，却感到置身清凉世界中。诗人不由驰骋想象：当风雨如晦之日，这层峦叠翠的山寺该是多么萧飒、清寒啊！这两句都是写山中所见，都是近在眼前的景色。接着，诗人又转移视线，游目山外了：“平沙浅草连天远，落日孤城隔水看。”诗人放眼远眺，入望尽是平沙浅草，草木的绿色一直延伸到天际；隔着湘水而望，只见孤零零的长沙城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这两句诗写出了“长沙千里平（韩愈诗句）”的地理特点，湘江沿岸、长沙周围是广阔的平原，从岳麓山上望去，崛起在地平线上的长沙城极其显眼，看去有似“孤城”了。

　　李东阳自小生长在北京，以后又一直在北京做官，此次是他第一次回故乡，第一次看到湘江和岳麓山的风光，故乡的山山水水多美啊！而自己马上要告别此地，回北方古城北京了。他不由极目遥望天边，仿佛看到了祖国南北辽阔的大地，仿佛北京、长沙都在自己视线之下了。一种对故乡的依恋之情牵动着独自凭栏的诗人的心弦，偏偏此时多情的鹧鸪又叫起来，好像是在殷勤的挽留行人。此情此景真够令人销魂啊！

　　李东阳年轻时，“台阁体”诗风还相当盛行，这是一种以平正典雅、歌咏升平为宗而不重视发抒个人情思的创作倾向。李东阳步上诗坛，开始有意识地加以突破。从这首《游岳麓寺》也可看到这种迹象。虽然这首诗句句都是写景，作者满腹离情始终没有明说，最后却被“鹧鸪声声”把它点破了。李东阳游岳麓山，是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然而他深深爱它，永远不能忘记它。他逝世前，特地把自己的文集命名为《怀麓堂集》，就是怀念长沙岳麓山的意思。可见其一片深情了。

　　《游岳麓寺》作为一首山水诗，诗人好像在绘一幅山水画，要“位置经营”上很有讲究。我们从结尾“鹧鸪声里独凭栏”句，可知诗人的视点所在，他是在岳麓寺一个山亭上凭栏观赏风景，视线逐渐的由近及远，再由远及近，有时近景与远景相交错，呈现多层次的复杂画面。记得宋元以来画家们探讨山水画技法，有“高远”、“深远”“迷远”“幽远”诸多分别，多角度地进行画面空间的艺术设计，李东阳的这首诗不也是这样吗！

　　这篇文章作者模仿了柳宗元的文章的基本格调和具体表现方式，并在文字中融入了个人独特的体验，反映了作者自己的心态，把大段议论引入文中，更显出宋人散文特有的理性风格。文章虽为记亭而作，但苏舜钦更借此抒发胸中丘壑，因而沧浪亭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在文中成为推进内容发展的关键。文章总体不仅叙事写景，更有抒情议论；文章各个部分不仅作现状的描述，更注重于表现事件和思维的发展过程。总之，文章的布局及表现方式都出于抒写感情的需要，这篇文字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横遭迫害的文人的心灵历程。

　　文章第一部分重在记叙，但在写构亭之前，以主要笔墨叙述了一个对高爽虚辟之地由“思得”、“不可得”而终于“得之”的过程。士居偏狭不能出气，欲得高爽之地。这与其说是感官上的需要，不如说更是心理上的需要。因而，对寓居之地的寻求，正是作者心理情态的反映。它说明，愤懑和抑郁长久沉重地压在作者的心头，但他又不甘被苦闷压倒，力图从这一精神状态中解脱出来。和他以前的许多文人一样，他也只能从政治环境转向大自然，从山水草木中获取感情的补偿。而孙承祐所遗下的池馆，以它环境之美，以它“旁无民居”的幽僻，让作者一下子捕获到了与其心灵所需相契之点。这一段写景，作者采用移步换景的表现方法，以“顾”、“得”、“趋”等字真切地写出了他被自然环境深深吸引的情态。而对于具体筑亭之事文中仅以“构亭北碕”一语带过。亭名“沧浪”，取义于先秦民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歌词寓含着洗濯政治污浊之意，但作者也无意在这点上展开，因为当他把大量笔墨用于抒情议论时，亭名的这一层含义已不言而喻，不需再赘述了。

　　这一佳地既然是作者在心情郁闷的情况下努力求索所致，因而他抒写自己从中获得的情趣，决非一般的赏心悦目。他一方面极写内心的舒坦自在，强调了他与大自然的息息相通；另一方面，与上文“旁无民居”之语相呼应，再次强调了连野老也不至的宁静。这显然不同于陶渊明，“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二首》）那种乡居生活的乐趣。这是苏舜钦从他蒙受不白之冤的经历出发而产生的特殊心态。这种不仅要摆脱政事，甚至要摆脱一切人间往来唯与“鱼鸟共乐”的极端追求，是他心理上对黑暗现实所作出的逆向反应。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说明，这次政治打击在苏舜钦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沉重印记。

　　接着，文意深入一层。如果说，以上所写主要表现了“形骸既适则神不烦”。那么，随之提出的“观听无邪则道以明”，则表明作者从对景色的沉迷转为清醒的反思和冷静的自责：这充分说明，作者现时的感情状态固然是受大自然的感染而成，却又是主观追求和自觉体验的结果，是有意识的心理调整，而浑浊丑恶的官场纷争和美好宁静的大自然两相对照，尤觉今日闲逸自在的可贵，也就更能实现他所需要的心理平衡。文章的最后部分，从对往事的“返思”再上升到理性的思考，这是由个人的遭遇而引出的在普遍意义上对人生处世问题的探讨，但即便如此，其中仍充满作者自己的感情体验。他体会到“惟仕宦溺人为至深”，并坦率地表示，自己被废，并重新寻求到寄寓感情之物有了这两个外界条件，才使他有可能清醒地认识到内外得失之原，也才能从对仕宦的沉溺中完全得以解脱。作者的这一自我剖析是很客观，也是很深刻的。像苏舜钦这样的封建知识分子，要从精神上摆脱仕宦的羁缚，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需要经历一个心灵搏斗的艰苦过程。这段文字反复出现一个“胜”字，显现出不同精神力量的较量，这正是作者自我感受在文字上的反映。然而，这种解脱毕竟是在无奈的情况下对现实的消极反抗。事实上，封建社会中没有几个失意文人能以这样的感情寄托方式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

　　这篇文章清晰地留下了作者仿效柳宗元永州山水游记的痕迹。文章的基本格调和具体表现方式，与柳宗元的《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西小丘记》等篇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作者并非作简单的模仿，而在文字中融入了个人独特的体验，反映了他自己的心态，特别是把大段议论引入文中，更显出宋人散文特有的理性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