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毛诗序》中有“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数语，郑笺孔疏曲为之说，遂生出了歧义。诗中的“夫”，即彼，犹言那个人，就是指陈佗，但毛传却释为：“夫，傅相也。”郑笺则云：“陈佗之师傅不善，群臣皆知之，”“国人皆知其（按指师傅）有罪恶而不诛退，终致祸难。”孔疏进一步发挥道：“陈佗亡身不明，由希（稀）睹良师之教，故有此恶……故又戒之云：‘汝之师傅不善，国内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恶傅就良师也。”经过这样的曲解，这首诗的矛头所向就从陈佗转到了他的师傅身上。孔疏一方面称陈佗之恶“由其师傅不良，故至于此”，一方面又称“故作此诗以刺佗”，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郑笺云：“不义者谓弑君而自立。”孔疏谓：“不义之大，莫大于弑君也。……陈佗弑君自立之事也。……陈佗所杀大子免，而谓之弑君者，以免为大子，其父卒，免当代父为君，陈佗杀之而取国，故以弑君言之。”既肯定陈佗为窃国弑君之元凶，罪莫大焉，而又归咎于师傅之不良，期望陈佗诛退恶师，悬崖勒马。这种荒谬的伦理逻辑只能暴露出笺疏作者为统治者开脱罪责的意图，统治者即使有弑逆之行，也要让别人为之承担罪责，这或许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使然。胡承珙《毛诗后笺》指出：“若在桓公卒后，则佗已身为大逆，而尚鳃鳃然追咎于其傅之不良，纵罪魁而诛党恶，无此断狱之法。”
在宋代兴起的独立解经的疑古风气中，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传疏的曲解之处。苏辙在其《诗集传》中即已指出：“桓公之世，陈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乱。是以国人追咎桓公，以为智不及其后，故以《墓门》刺焉。夫，指陈佗也。佗之不良，国人莫不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谁为此乎？”姚际恒称苏氏“可谓善说此诗矣”（《诗经通论》），吴闿生《诗意会通》也指出《毛诗序》“无良师傅云者”，“与诗‘夫也不良’句初不相蒙，而拘者遂以‘夫’为斥傅相，此陋儒之妄解”，“诗既刺佗，‘夫也不良’自指佗言，岂有以斥师傅之理？子由正之，是矣”。在说诗者中也有不泥定此诗为刺陈佗者，如朱熹《诗集传》即称：“所谓‘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崔述《读风偶识》也认为“以《墓门》为刺陈佗则绝不类”，“此必别有所刺之人，既失其传，而序遂强以佗当之耳”。
作为一首政治讽刺诗，此诗仅两章十二句，短小精悍，四字齐言的诗句斩截顿挫，传达出指斥告戒的口吻。两章的开头以动植物起兴，其象征意义耐人寻味，表现出诗人对恶势力的鄙夷、痛斥，但国家依然坏人当道，多行不义，故每章的四、五两句以“顶针”手法将诗意推进一层，转为感叹，忧国之意可感。此诗可谓在率直指斥中不乏含蓄深沉。
这篇记有明显的出世思想。文章指出，好鹤与纵酒这两种嗜好，君主可以因之败乱亡国，隐士却可以因之怡情全真。作者想以此说明：南面为君不如隐居之乐。这反映了作者在政治斗争失败后的消极情绪。正文共四段。
文章开头，作者用直叙的方法。简练的文笔，交待了山人迁居和建亭的原由，把人物、时间、地点、事情的经过写得一清二楚。“升高而望，得异境焉。”是何意境，先留一个“悬念”，然后从容着笔，再述其“异”。“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四合”与“大环”，似实非实，似虚非虚；“隐然”，既状其膝陇。又透出并非是绝对“合”与“环”的徽意。这是异境，也是美景；然而美中不足，独缺其西。亭子正好建在这里，岂非天工不足人巧补。或谓山人慧眼，依乎于自然。建亭的地理位置选得好，四周的风景更美。作者用一组节奏明快，语势刚劲的排比句来描述这里的景色，随着季节的转换，景物各异：春夏之交，草木齐夭，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随着风雨晦明的气候变化，景色瞬息百变，写得情文并茂，很是精美。到此为止，主要写一个“亭”字。
第二段主要写鹤。山人养鹤、为求其乐。“甚驯’，指早放晚归，顺从人意；“善飞”指纵其所如，时而立在田里，时而飞上云天。写得文理清晰，错落有致，“纵其所如”是随心所欲，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明状鹤飞，也暗喻隐士之乐。隐士爱鹤，故以鹤名其亭。紧承上文，由亭及鹤，又由鹤回到亭。文理回环，构思巧妙，点题自然，耐人品味。
弟三段主要写一个“乐”字。上文用描述，这一段用议论。“子之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自问自答，文意抑扬，饶有情趣，说出自己的看法，树立了论点。接着用主客映衬的手法加以论证。“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意思是鹤在隐蔽处鸣叫，它的同类便应声唱和。“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意思是鹤在水边高坎上鸣叫，声音洪亮传得又高又远。《诗经》、《易经》是儒家经典著作，引用来说明’‘清远闲放”的鹤，可以比着贤人、君子，是无可非议的，具有绝对权威，增加了论证的力量。高洁祥瑞如鹤，虽贵为天子，却爱而不敢好，否则，就会像卫懿公一样，闹个亡国的下场。只有隐居而且品德高尚的人，才能好而无伤，独得其乐。到此已经证明了论点，隐居之乐，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但是，作者并未就此而止，又进一步用主客映衬的写法，用“好酒”来陪衬“好鹤”。这并非是节外生枝，繁文累赘，而是“借客形主，回旋进退，使文情摇曳生姿”（王水照《论苏轼散文的艺术美》）。周公是周朝的开国元勋，他为了告诫康王不要酗酒误国，写了《酒浩》。春秋时代的卫武公，为了警戒自己不贪杯，写了《抑戒》这首诗。这些说明贵为帝王，不仅不能好鹤，也不能好酒。但隐逸之士的刘伶、阮籍等，虽酗酒狂放，不仅无害，而且还因此保全了自己的纯真，为后世留下了美名。在主客对论之后，又作一个交错给合的结论：“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感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鹤乎！”进一步说明了由于地位不同，为乐迥异。这从另一面歌颂了隐士之乐赛过了君王。这一段是从主到客，由客回到主，从鹤到酒，由酒回到鹤，回环复沓，反复论证，使文意更加深刻，文情更加流转动人。
第四段，用放鹤、招鹤之歌，对隐士之乐加以咏叹。既补充了前文写放鹤、招鹤之处的简略，又是对隐士好鹤之乐的教染。不仅如此，作者还借招鹤为名，行招仕之实。“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余以妆饱。”这是对隐士生活的素描，流露出歌赞、羡慕的感情，“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这表面上是招鹤，实际上却在招仕。本文的东山为隐居之庐，喻隐居。西山为鹤出所至，且与东山相反，所以西山是喻出仕为官。不可久留，是说仕途维艰，吉凶难于预料，不可迷恋，应该及早猛醒，亡途而知返。这表明了这时的苏轼已经滋生厌倦仕途的意念，萌发了羡慕隐居之乐的情丝。
全文主要通过活泼的对答歌咏万式与出了隐逸者信然自适的生活图景和不为时事所囿的自由心境，表现作者对隐居之乐的神往。文中写景形象生动，主要着笔于“鹤”，借鹤的“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表现山人超尘出世之姿。写鹤亦是在写人。
诗题曰《竹窗闻风寄苗发司空曙》，诗中最活跃的形象便是傍晚骤来的一阵微风。“望风怀想，能不依依”（李陵《答苏武书》）。风，是古人常用来表示怀念、思恋的比兴之物，“时因北风，复惠德音”表现了对故友的怀念，“故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又为对故园的思恋。又，风又常用以象征美好、高尚。孟子云：“君子之德，风也。”因风而思故人，借风以寄思情，是古已有之的传统比兴。此诗亦然。这微风便是激发诗人思绪的触媒，是盼望故人相见的寄托，也是结构全诗的线索。
诗从“望风怀想”生发出来，所以从微风骤至写起。傍晚时分，诗人独坐室内，临窗冥想。突然，一阵声响惊动了他，原来是微风吹来。于是，诗人格外感到孤独寂寞，顿时激起对友情的渴念，盼望故人来到。他谛听着微风悄悄吹开院门，轻轻吹动竹丛，行动自如，环境熟悉，好像真的是怀想中的故人来了。然而，这毕竟是幻觉，“疑是”而已。不觉时已入夜，微风掠过竹丛，枝叶上的露珠不时地滴落下来，那久无人迹的石阶下早已蔓生青苔，滴落的露水已渐渐润泽了苔色。这是无比清幽静谧的境界，无比深沉的寂寞和思念。可惜这风太小了，未能掀帘进屋来。屋里久未弹奏的绿琴上，积尘如土。诗人说：风啊，什么时候能为我拂掉琴上的尘埃呢？结句含蓄隽永，语意双关。言外之意是：钟子期不在，伯牙也就没有弹琴的意绪。什么时候，故人真能如风来似的掀帘进屋，我当重理丝弦，一奏绿琴，以慰知音，那有多么好啊！“何当”二字，既见出诗人依旧独坐室内，又表露不胜埋怨和渴望，双关风与故人，结出寄思的主题。
全篇紧紧围绕“闻风”二字进行艺术构思。前面写临风而思友、闻风而疑来。“时滴”二句是流水对，风吹叶动，露滴沾苔，用意还是写风。入幌拂埃，也是说风，是浪漫主义的遐想。绿琴上积满尘埃，是由于寂寞无心绪之故，期望风来，拂去尘埃，重理丝弦，以寄思友之意。诗中傍晚微风是实景，“疑是故人”属遐想；一实一虚，疑似恍惚；一主一辅，交织写来，绘声传神，引人入胜。而于风著力写其“微”，于己极显其“惊”、“疑”，于故人则深寄之“悠思”。因微而惊，因惊而思，因思而疑，因疑而似，因似而望，因望而怨，这一系列细微的内心感情活动，随风而起，随风递进，交相衬托，生动有致。全诗构思巧妙，比喻维肖，描写细致。可以说，这首诗的艺术魅力实际上并不在以情动人，而在以巧取胜，以才华令人赏叹。全诗共用了九个动词，或直接写风的动，或因风而动，如：惊、思、开、动、疑、滴、沾、入、拂。但又都是以“寄（思）”为暗线的，如影之随形，紧紧相连。这正是诗人的匠心所在，也是此诗有极大的艺术魅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是一首描述徭役沉重、民不聊生之苦的诗歌。全诗三章首句均以大鸨这种鸟本不会在树上栖息，却反常地栖息在树上来比喻成群的农民反常的生活——长期在外服役而不能在家安居务农养家糊口，其苦情可见一斑。因为鸨鸟是属于雁类的飞禽，其爪间有蹼而无后趾，生性只能浮水，奔走于沼泽草地，不能抓握枝条在树上栖息。而今鸨鸟居然飞集在树上，犹如让农民抛弃务农的本业常年从事徭役而无法过正常的生活。这是一种隐喻的手法，正是诗人独具匠心之处。王室的差事没完没了，回家的日子遥遥无期，大量的田地荒芜失种。老弱妇孺饿死沟壑，这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纷争、战乱频仍的现实反映，所以诗人以极其怨愤的口吻对统治者提出强烈的抗议与控诉，甚至呼天抢地，表现出人民心中正燃烧着熊熊的怒火，随时随地都会像炽烈的岩浆冲破地壳的裂缝喷涌而出，掀翻统治阶级的宝座。
全诗三章语言大同小异，这是民间歌谣的共同点。至于三章分别举出栩、棘、桑三种树木，则纯粹是信手拈来，便于押韵，别无其他深意。
这是管仲、晏婴两位大政治家的合传。在这篇列传中，作者对他们采取了赞美和褒扬的态度。管仲相齐，凭借海滨的有利条件，发展经济，聚集财物，使国富兵强，与百姓同好恶。他善于“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内政、外交功名垂著。他辅佐桓公，一匡天下，使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晏婴事齐三世，节俭力行，严于律己，三世显名于诸候。二人虽隔百余年，但他们都是齐人，都是名相，又都为齐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故合传为一。
本文通过鲍叔和晏子知贤、荐贤和让贤的故事，刻意探索和说明了如何对待贤才的问题。管仲其人，经商多分财利，谋事反而更糟，作官被逐，打仗逃跑。鲍叔却不认为他贪、愚、不肖、怯和无耻。反而从囚禁中把他解放出来，并推荐给桓公，使之有机会一展才能。晏子贵为国相，却以石父为知己，即使他在囚禁中，也要迫不及待地解放他，尊重他。一个地位卑贱的车夫，只要知过自改，便予以提拔，荐为大夫。司马迁极力赞美鲍叔和晏子，正是慨叹自己未遇解骖赎罪的知己。所以，他在赞语中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此实乃本传之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