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有雄心壮志的人不适宜隐居,一帆风顺的时候就会想着为朝廷效力。
我唐伯虎曾不为人所知,如同当年伍子胥手中的剑和卞和手中的璞玉,直到今天才得以崭露头角。
明年我希望能可以再接再厉,考中进士。这次写的文章真是让我惭愧,算不上好文章。
科举考试中并没有写出格调高古的文章,有劳主考官的褒扬推荐,实在愧不敢当。
注释
樵渔:樵,砍柴。渔:打鱼。樵渔在这里指隐逸生活。
泰运:好运。
备扫除:谦词,即以备役使。
剑责百金:典出《史记·伍子胥列传》,春秋时期楚国伍子胥因遭到谗害被迫逃往吴国,逃到长江边时,眼看前无去路,后有追兵,这时,江中有一渔夫在船上打鱼,知伍子胥之急,乃划船近岸将伍子胥送过江去。过江以后,伍子胥解下腰间宝剑送给渔夫,说:“此剑直(值)百金,以与父。”渔夫说:“楚国之法,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珪,岂待百金邪!”遂不受。
折阅:商品减价销售。
玉遭三黜:典出有关和氏璧的记载。楚人卞和发现一块璞玉,先后拿去献给厉王和武王,这两位君主都以为卞和欺君,直到后来献给文王,才终于把这块璞玉雕琢成璧,并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和氏璧”。玉,在这里是指诗人自己。
沽:卖,出售。
诸:语气词。
红绫:古代的一种珍贵的饼饵。以红绫裹之,故名。因当年唐僖宗幸南内兴庆池,泛舟,方食饼,时进士在曲江,有闻喜宴,上命御府依人数各赐红绫饼。所司以金盒进,上命中官驰以赐。故徐演诗云:“莫欺老缺残牙齿,曾吃红绫饼来。”这里用此典表明自己明年有意再举进士。
黄绢:此用《世说新语·捷悟》典,“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这里指当日诗人应考的文章。此句为谦虚的说法。
三策:三篇策论。
古赋:指六朝以前的赋体。相对后起的律赋而言。
首二句描绘水面上的物景。谓晚风吹拂,衣袂轻扬。月亮映照在水中。鱼儿游走,水波浮动。月影闪现金光,像鱼鳞一般细碎。这是第一层意思。渌水亭秋夜景象呈现眼前。
中间三句,承接当前景,叙当前事。谓好天良夜,美酒盈樽,只可惜,心已醉,愁未消,长夜难眠。这是第二层意思。记述独饮情事。
最后,以景语结。谓漏声断,月西斜,城上乌鸦飞起。这是全篇总归纳。可见盈樽美酒并不能消除其清夜浓愁。
整体看,首二句皆七言,押韵,为一个层面;中间三句,七言一句不押韵,两个三言短句押韵,为一个层面;最后一句单独押韵,为一个层面。三个层面,层折变换,倚声家于此,仍有往返的馀地。
全词六句、五仄韵。篇幅短窄,并多齐整的律式句。表现了纳兰面对渌水亭秋夜的良辰好景,却暗自怀愁难寐的心绪。
《九歌》是一组祭歌,共11篇,是屈原据民间祭神乐歌的再创作。《九歌·国殇》取民间“九歌”之祭奠之意,以哀悼死难的爱国将士,追悼和礼赞为国捐躯的楚国将士的亡灵。乐歌分为两节,先是描写在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楚国将士奋死抗敌的壮烈场面,继而颂悼他们为国捐躯的高尚志节。由第一节“旌蔽日兮敌若云”一句可知,这是一场敌众我寡的殊死战斗。当敌人来势汹汹,冲乱楚军的战阵,欲长驱直入时,楚军将士仍个个奋勇争先。但见战阵中有一辆主战车冲出,这辆原有四匹马拉的大车,虽左外侧的骖马已中箭倒毙,右外侧的骖马也被砍伤,但它的主人——楚军统帅,仍毫无惧色,他将战车的两个轮子埋进土里,笼住马缰,反而举槌擂响了进军的战鼓。一时战气萧杀,引得苍天也跟着威怒起来。待杀气散尽,战场上只留下一具具尸体,静卧荒野。
作者描写场面、渲染气氛的本领是十分高强的。不过十句,已将一场殊死恶战,状写得栩栩如生,极富感染力。底下,则以饱含情感的笔触,讴歌死难将士。有感于他们自披上战甲一日起,便不再想全身而返,此一刻他们紧握兵器,安详地,心无怨悔地躺在那里,他简直不能抑止自己的情绪奔进。他对这些将士满怀敬爱,正如他常用美人香草指代美好的人事一样,在诗篇中,他也同样用一切美好的事物,来修饰笔下的人物。这批神勇的将士,操的是吴地出产的以锋利闻名的戈、秦地出产的以强劲闻名的弓,披的是犀牛皮制的盔甲,拿的是有玉嵌饰的鼓槌,他们生是人杰,死为鬼雄,气贯长虹,英名永存。
依现存史料尚不能指实这次战争发生的具体时地,敌对一方为谁。但当日楚国始终面临七国中实力最强的秦国的威胁,自怀王当政以来,楚国与强秦有过数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并且大多数是楚国抵御秦军入侵的卫国战争。从这一基本史实出发,说此篇是写楚军抗击强秦入侵,大概没有问题。而在这种抒写中,作者那热爱家国的炽烈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楚国灭亡后,楚地流传过这样一句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屈原此作在颂悼阵亡将士的同时,也隐隐表达了对洗雪国耻的渴望,对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念,从此意义上说,他的思想是与楚国广大人民息息相通的。作为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的第一位伟大诗人,他所写的决不仅仅是个人的些许悲欢,那受诬陷被排挤,乃至流亡沅湘的坎壈遭际;他奉献给人的是那颗热烈得近乎偏执的爱国之心。他是楚国人民的喉管,他所写一系列作品,道出了楚国人民热爱家国的心声。
此篇在艺术表现上与作者其他作品有些区别,乃至与《九歌》中其他乐歌也不尽一致。它不是一篇想像奇特、辞采瑰丽的华章,然其“通篇直赋其事”(戴震《屈原赋注》),挟深挚炽烈的情感,以促迫的节奏、开张扬厉的抒写,传达出了与所反映的人事相一致的凛然亢直之美,一种阳刚之美,在楚辞体作品中独树一帜,读罢实在让人有气壮神旺之感。
此词开篇写“相逢”,相逢应该有很多话可说,很多事可忆,然而是“唤醒京华梦”。在战后的京华梦,当指故朝南宋的京都生活。京华梦醒,“吴尘暗斑吟发”。这两句,饱含词人的沧桑之慨。以下作具体抒写。“倚担”三句,写了三件令人难以忘怀的趣事:一是“倚担评花”。宋代的风俗是人皆不戴花,而挑担卖花者亦众。当时倚靠花担,品评着各色鲜花,一种风流趣事。二是“认旗沽酒”。游兴既高,自当有美酒助兴,觅酒家畅饮,十分风流洒脱。三是“行歌奇迹”。一边游赏,一边吟诗,江山处处留足迹,也是风流闲雅。“吟吟”表明一切游乐情事都吟吟如昨。接着由杭州景色转写西湖胜景。“吹香弄碧”句先总写。作者不直接写花草树木,而先写其色彩与香味,便已画出一幅花团成阵,绿树成行的绚丽春景图,吹、弄二字表意准确而形象,和煦的春风吹来阵阵香气在人们面前展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坡柳”典出自苏东坡。苏轼曾两度出任杭州地方长官,写出了古今传诵的吟咏西湖的名作,并曾于西湖筑堤名为“苏堤”。“夹道杂植花柳,中为六桥九亭”说的就是苏堤景色。“坡柳”依依,写苏堤风光旖旎,承上“弄碧”。林逋长住于西湖孤山,酷嗜梅花,并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咏梅名篇。“逋梅”之典盖由其传出。词人在“吹香弄碧”的景物中特地拈出坡柳、逋梅,使如画的西湖风光更富于浓郁的诗意,在柳树、梅花和月色中,都融进了诗人的精神与风度。“画鼓”二句由岸上转写水面。春游时人头簇动,画楫船坊,栉次鳞比,箫鼓动地。“画鼓红船,满湖春水断桥客”,正是对这种盛况的艺术概括。
上片写杭州和西湖景色,下片笔锋转向人事。
“当时”二字点明故事为回忆,表明一种时态。此后虽然江南之地,依旧景物宜人,但时局已换,友人一个个风流云散。“花天月地,人被云隔”两句以一“甚”字领起怅怨之情油然而生。“却载”二字由“当时”写到眼前:在国破家亡之际,只得过一种苍烟为伴、鸥鹭为友的隐居生活。以“却”字表明生活境遇的转折,“更”字则是推进一层。欣逢故人,举怀畅饮,追怀往事,然而转眼之间又要在长江边上分手了,留恋之情引发悲伤之感。以“又别”二字点题,并慨叹这次相聚何其短暂。“今回”三句,推想别后之事。词人推想“坡柳风情,逋梅月色”的西湖胜景,在战后应还会依旧。在此一别,词人希望友人不要忘记去“折柳穿鱼、赏梅摧雪”。“如此”二句看似平淡,却含有无限悲凉,蕴含着一种兴亡之感和家国之恨。
这是一首内涵十分丰富的送别词,决非一般离情所能概括得了的。词人把依依惜别之情和故国之思、兴亡之叹熔铸于一炉,浑然一体。
这是一首托物言志的咏物诗,表面上歌颂橘树,实际是诗人对自己理想和人格的表白。全诗可分两部分,前十六句为第一部分,缘情咏物,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以描写为主;后半部分缘物抒情,转入对橘树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以抒情为主。两部分各有侧重,而又互相勾连,融为一体。诗人以四言的形式,用拟人的手法塑造了橘树的美好形象,从各个侧面描绘和赞颂橘树,借以表达自己追求美好品质和理想的坚定意志。
第一部分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
开笔“后皇嘉树,橘徕服兮”等三句就不同凡响:一树坚挺的绿橘,突然升立在广袤的天地之间,它深深扎根于“南国”之土,任凭什么力量也无法使之迁徙。那凌空而立的意气,“受命不迁”的坚毅神采,顿令读者升起无限敬意。橘树是可敬的,同时又俊美可亲。
诗人接着以精工的笔致,勾勒它充满生机的纷披“绿叶”,晕染它雪花般蓬勃开放的“素荣”;它的层层枝叶间虽也长有“剡棘”,但那只是为了防范外来的侵害;它所贡献给世人的,却有“精色内白”,光采照人的无数“圆果”。屈原笔下的南国之橘,正是如此“纷緼宜修”,如此堪托大任。这节虽以描绘为主,但从字里行间,人们却可强烈地感受到,诗人对祖国“嘉树”的一派自豪、赞美之情。
此诗第二部分,即从对橘树的外美描绘,转入对它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屈原在《离骚》中,曾以“羌无实而容长”(外表好看,却无美好的内质),表达过对“兰”“椒”(喻指执掌朝政的谗佞之臣)等辈“委其美而从俗”的鄙弃。橘树却不是如此。它年岁虽少,即已抱定了“独立不迁”的坚定志向;它长成以后,更是“横而不流”“淑离不淫”,表现出梗然坚挺的高风亮节;纵然面临百花“并谢”的岁暮,它也依然郁郁葱葱,决不肯向凛寒屈服。
诗中的“愿岁并谢,与长友兮”一句,乃是沟通“物我”的神来之笔:它在颂橘中突然揽入诗人自己,并愿与橘树长相为友,面对严峻的岁月,这便顿使傲霜斗雪的橘树形象,与遭谗被废、不改操守的屈原自己叠印在了一起。而后思接千载,以“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收结,全诗境界就一下得到了升华——在两位古今志士的遥相辉映中,前文所赞美的橘树精神,便全都流转、汇聚,成了身处逆境、不改操守的伟大志士精神之象征,而高高映印在历史天幕之上。
本诗借物抒志,以物写人,既沟通物我,又融汇古今,由此造出了清人林云铭所赞扬的“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屈)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楚辞灯》)的奇特境界。从此以后,南国之橘便蕴含了志士仁人“独立不迁”、热爱祖国的丰富文化内涵,而永远为人们所歌咏和效法了。这一独特的贡献,仅属于屈原,所以宋刘辰翁又称屈原为千古“咏物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