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黄琼书》是东汉大臣李固所写的一篇书信,为规劝其友黄琼识时应征,“辅政济民”而作。汉顺帝永建年间(126),屡次辞谢征召的黄琼又被朝廷征聘,当走到纶氏(今河南省登封县),忽称病不行。李固向来仰慕黄琼,遂写了这封催促他赶快来洛阳的信。文章先从立身处世着笔,劝导黄琼为人应介乎“隘”与“不恭”之间,指出若要“辅政济民”,当今正是时机,用以激励黄琼。接着用“峣峣者易缺”六句说明声望太高容易降低,名声过大实际才能就很难相称的道理。并以鲁阳樊君的行事,证实“峣峣者”的“易缺”,“皦皦者”的“易污”;又用胡元安等人的实例申说了“盛名之下”往往是“其实难副”,告诫黄琼要有自知之明。最后以恳请对方速赴洛阳任职,彻底洗刷“处士纯盗虚声”的愿望作结,点明写信的用意。全篇既有婉而讽的规劝,又有发人猛醒的鼓励。行文多用侧笔和假设猜测的语句,委婉曲折,动听感人。黄琼后来到洛阳任议郎,这封信起了推动的作用。
全书以自然段落明显地分为两段。前一段是敦促黄琼应征;后一段是表示对他寄以厚望。两段的意思虽都是为了劝黄琼出来为时局效力,但并非一味催逼;而且在劝勉中带有婉转的告诫。
第一段给黄琼摆出了两条出路:要么你彻底隐居,不问人事;要么你就必须在没有尧舜之君的“乱俗”中作辅政济世的志士。这段里隐隐地含着一点“激将法”:如果你要“拟迹巢、由”,本不该应征上路;既然上了路,说明你是动了用世之心的,就不该中道托病不进。不进,无非是对时局的混乱有所顾忌;而如果政治清明,天下大治,就不需要志士了,这样的敦促就要比一味催逼有鼓动力得多。
第二段的告诫意味更为浓厚。“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不仅是对已经征辟的那些人的评骘,而且也带有给予黄琼以激励和促其警惕的含义。说得直白一点,这段的意思就是,你如果是虚声盗名之士(当然李固认为黄琼并非这样的人,否则他就不写信敦促了),那末你不出来也罢;如果你要出来,就应该真正有所作为,以事实证明“名下无虚士”,为国家建功立业,以堵“俗论”之口。那时“纯盗虚声”的人太多了,李固虽久慕黄琼,但由于前此那些名实不副的名士的教训,在黄琼尚未有宏规远谟的表现以前,李固也不能不怀着惴惴不安的疑虑。因此,这一番历数以前征辟之士的不孚人望的事实,是他感触良深的真实心情的透露,既是一种隐约的告诫,仍然也带有“激将法”的味道,不过表达得曲折婉转而已。
这首词作于公元1188年(宋孝宗淳熙十五年戊申)正月初一这一天,刚好是立春。自然界的节候推移,触发了他满腔的忧国之情。这一年辛弃疾已四十九岁,屈指一算,他渡江归宋已经整整二十七个年头了。二十七年来,辛弃疾无时不盼望恢复大业成功,可是无情的现实却使他一次又次地失望了。于是,他在春节的宴席上挥毫写下这首小词,借春天花期没定准的自然现象,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国事与人生的忧虑。这也是辛词善于以比兴之体寄托政治感慨的一个特点。
这首词的开篇通过节日里众人热闹而自己索然无味的对比描写,表达了自己与众不同的感伤情怀。“谁向椒盘簪彩胜?整整韶华,争上春风鬓”,说的是当时民间春节风俗。正当美好年华的整整等人,争着从椒盘中取出春幡,插上两鬓,春风吹拂着她们头上的幡胜,十分好看。
这里通过描写节日里不知忧愁为何物的年轻人们的欢乐,来反衬自己“忧愁风雨”的老年怀抱。接下来两句:“往日不堪重记争,为花长把新春恨。”笔锋一转,说明自己并非不喜欢春天,不热爱生活,而是痛感无忧无虑的生活对于自己早已成为“往日”的遥远回忆。并且,其不爱春天热闹的原因还有更深的意义。
在过去的岁月里,作者岁岁苦盼春来花开,可年复一年,春天虽来了,“花”的开落却无凭准,这就使人常把新春怨恨,再没有春天一来就高兴的旧态了。显然这里一个“恨”字,已不是简单地恨自然界的春天了。接下来,作者从一个“恨”字出发,着重写了自己对“花期”的担忧和不信任。字里行间,充满了怨恨之情。这种恨,是爱极盼极所生之恨。
“春未来时先借问,晚恨开迟,早又飘零近。今岁花期消息定,只愁风雨无凭准。”作者急切盼望春来,盼望“花”开,还在隆冬就探询“花期”;但花期总是短暂的,开晚了让人等得不耐烦,开早了又让人担心它很快凋谢;这一年是元日立春,花期似乎可定,从他平时言行读者不难了解,可是开春之后风风雨雨尚难预料,谁知这一年的花开能否如人意?
作者在这里写的虽是自然界的变化,实际上是在曲折地表达了对理想中的事物又盼望、又怀疑、又担忧,最终还是热切盼望的矛盾复杂心情。作者之所以会有如此缠绵反复、坚凝执着的心理呢?就是因为他心中有抗金复国这一项大事业!所谓“花期”,即是作者时时盼望的南宋朝廷改变偏安政策,决定北伐中原的日期。
在正月初一这样的节日,人们忙着庆贺这个双喜的日子。尤其是年轻人,更是天真烂漫,兴高采烈,欢呼新春的到来。但是,这样的节日场景,对于长期削职闲居,壮志难酬的辛弃疾来说,无疑是别有一番滋味,眼看着这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却怎么也乐不起来。
就在他写此词前两个月,太上皇赵构死了,这对于恢复大业也许是一个转机。如果宋孝宗此后善作决断,改变偏安路线,则抗金的“春天”必将到来。可是锐气已衰的孝宗此时已无心于事业,赵构刚死,他就下令皇太子赵惇“参决国事”,准备效法他老子传位于太子,自己当太上皇享清福了。
由此看来,“花期”仍无定准,“风雨”也难预料。上饶离临安不远,作者想必已听到这一消息。而他在词中所感叹的“花期”无定、“风雨”难料,也是由此而发。通篇此词,作者比兴结合,含而不露,十分自然地表达了他政治上的感受和个人遭遇的愁苦复杂的心情。
当时,辛弃疾被劾离官闲居已五年余。是年奏邸忽腾报辛因病挂冠,此迟到的风雨具见京城大老们的荒唐和对稼轩的忌恨。
这首词由景入情,由今入昔,直抒胸臆,表达了作者人生遭遇的不幸和壮志难酬的苦闷。
上阕一开篇,作者便以“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以及“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数句,绘声绘色地画出了一幅旅途早行图。早行中,眼前月光、山色、晨霜、朝露,别具一番景象,但行人为了早日与弟弟联床夜话,畅叙别情,他对于眼前一切,已无心观赏。此时,作者“凭征鞍无语”,进入沉思,感叹“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为此,便引出了一大通议论来。作者追忆:他们兄弟俩,“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词里的“二陆”用来比自己和弟弟苏辙。当年,他们兄弟俩俱有远大抱负,决心象伊尹那样,“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孟子》中语);像杜甫那样,“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以实现其“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上神宗皇帝书》)的政治理想。而且,他们兄弟俩“笔头千字,胸中万卷”,对于“致君尧舜”这一伟大功业,充满着信心和希望。抚今追昔,作者深感他们兄弟俩现实社会中都碰了壁。为了相互宽慰,作者将《论语》“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孔子家语》“优哉游哉,可以卒岁”,以及牛僧孺“休论世上升沉事,且斗尊前见在身”诗句,化入词中,并加以改造、发挥,以自开解。结尾数句,作者表示自己怀才不遇的境况下,要避开政治斗争的漩涡,以从容不迫的态度,姑且保全身体,饮酒作乐,悠闲度日。整首词,除了开头几句形象描述之外,其余大多是议论、成为一篇直抒胸臆的言志抒情之作。
这首词的议论、抒怀部分,遣词命意无拘无束,经史子集信拈来,汪洋恣肆,显示出作者横放杰出的才华。词中多处用典:“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四句,化用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诗句。”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三句,”优游卒岁“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中鲁国大夫叔向被囚后”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话:”且斗尊前“,化用杜甫《漫兴》中”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的诗句。作者将上述典故灵活运用,推陈出新,生动地传达出自已的志向与情怀。
这首词的脉络清晰,层次井然,回环往复,波澜起伏,上片的早行图与下片的议论浑然一体,贯穿一气,构成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头几句写景,以“孤”、“青”、“野”、“残”等字眼传神地渲染出早行途中孤寂、凄清的环境和心境。“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一句,由自然景色转入现实人生。其后,词作由景物描写而转入追忆往事。“用舍由时,行藏我”,由往事回到现实。结拍数句表明作者已从壮志难酬的苦闷中摆脱出来,获得了内心的平静和慰安。全词集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融诗、文、经、史于一炉,有形象的景象描写,有抽象地论说政治,又在议论中发表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人生态度,抒写了沉郁惆怅的心境,文思连贯,一气呵成,体现了卓绝的才情。
这一词调,上片十一个四言句,下片八个四言句,多处用对仗,句法比较工整,而且,在许多整齐的句子之间,还穿插了几个长短句,如三言句、六言句、七言句和八言句,长短相间,参差错落。这个词调适合于以赋体入词,但又最忌板滞,它不同于短篇令词,也不同于一般长调,是个较难驾驭的词调。两宋词人当中,辛弃疾填了九首,刘克庄填了二十五首,陈人杰填了三十一首,这算是较为罕见的。许多名家,比如柳永、李清照、周邦彦、姜夔、史达祖、张炎等,都不见填制。但是,此调格局开张,掌握得好,却可造成排山倒海之势,收到良好的艺术效果。
苏轼这首《沁园春》词,上片写景,一下子罗列了七个四言句。前三个四言句,“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句式相同,三脚并立。后四个四言句,“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组成“扇面对”,由“渐”字构成领头格,贯穿到底。七个四言句组织绵密,构成了一幅整体的画面。紧接着,“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仍用四言对句,“征鞍无语,往事千端”,也是四言句。这十一个整齐的四言句,除了靠“渐”、“凭”两个领格字提携,还由两个长短句“似此区区长鲜欢”及“微吟罢”,在当中辗转运气。于是,十一个四言句,就不至于像是拆开来的七宝楼台,不成片段。下片八个四言句略有变化。前四个四言句,不再用“扇面对”,其中,“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自成对仗,“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二句不对。其余与上片大致相同。这段议论,先由换头“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两个长短句叙事,承接上结所提“往事”,然后铺排议论。领格字“有”,从字面上看,仅管领“笔头”“胸中”二句,但“有”字下面的六个四言句,词意还是相贯通的,六个四言句之下,直接“袖手何妨闲处看”,还是具有一定气势的。最后,由一个三言短句“身长健”停顿蓄势,“但”字提携、转折,带上两个四言句“优游卒岁,且斗尊前”,为全词作结。
总之,《沁园春》词是苏轼以诗人句法入词的尝试,已稍露东坡本色。但这首词在艺术上仍有某些不足之处,如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词作比较,就觉得《沁园春》以抽象的说理议论代替具体的形象描述,不如以情动人之作,具有那么大的感人力量。比如“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意思相近,但前者总不及后者那样有意境,那样耐人寻味。
第一首诗总的调子是抑郁的,但前四句并不沉闷,抑郁中有欢快,泪与笑俱,起伏多变。“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归心似箭,匆忙赶路,心里计算着到家的日子。为了表达归家的急迫心情,诗人注意了词语的选择,“行行”是重言,富有表达力,写出了诗人奔走不停的祥子;“计日望旧居”的“计”和“望”,准确而形象地反映出诗人归家途中的心理活动,诗人很想回到自己久别了的“旧居”,去看望自己的亲人,他唱道:“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在行役路上动乡关之思,盼与家人团聚,这是人之常情,陶渊明用诗的语言道出了这种人之常情,最容易引起共鸣。
“计日望旧居”的陶渊明不希望在路上停留。然而,偏偏行船遇风,被迫在穷湖停船,这当然使他苦恼。离家只有百余里,却回不去,他只好遥望南岭,对空长叹,心情是无可奈何的。诗人不仅写了这种欲归不得的苦恼,他还借叹行役的机会表示了对官场的厌倦,对仕途的忧惧,对怀才不遇的抗议。有了这些内容,就看见了诗人的心,感觉到了他跳动的脉搏。
在表现这些内容的时候,诗人没有直说,而是含蓄地表现出来,为了诗意的含蓄,诗人采用了三种手法。一种是借景抒情,借景达意,字面上是写景,字里行间却藏着诗人的寓意,“言在此而意在彼”。“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从字面看,这不过是诗人在叹“行路难”,在埋怨日落黄昏夜幕降临得太早;透过字面,便不难发现,诗人是在借助眼前的景物流露自己对官宦生活的厌倦情绪。他怨天恨地,没有一点欢乐的情绪。在他的眼里,江南夏日的风光也变得那么荒凉,那么可怕,没有欢乐的情绪:“高莽眇无界,夏木独扶疏”。不是风光不美,而是诗人的情绪不佳。诗人不去赞美行役途中的风光,正说明他想结束劳累的行役生活,想离开讨厌的官场。
另一种是用双关语达意。“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涂”。字面是说行路难,征途艰险可畏,可实际是说官场多风险,吉凶难料。当时,东晋王朝岌岌可危,孙恩在浙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逐渐逼近京师,陶渊明的上司桓玄屡次上表要求讨伐孙恩。王室腐败,义军攘起,军阀桓玄又野心勃勃,社会极具动乱,想到这些诗人不能不瞻“念前涂”。由此看来,诗人笔下的“江山”,决不仅指自然界的山川,而是指国家社稷,“前涂”也不仅仅是指征途,而且是指诗人自己在社会动乱时的仕宦前途。“江山”和“前涂”都是一语双关,值得玩味。
除了上两种,诗人还使用了隐喻的手法。“凯风负我心,戢枻守穷湖”,这两句是说风不从人愿,阻延归期。其实,诗人的命意远不止于此,他一连用了三个隐喻,来描述自己怀才不遇的处境。“凯风”是可恨的,它与诗人的心相违;凯风在这里暗指压制陶渊明的世族权贵。“戢枻”是可叹的,因为“枻”的作用在于划船,当“枻”被“戢”起来以后,就失去作用了。“穷湖”是荒凉的地方,船泊穷湖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作者陶渊明是有才干的,然而,他只能在桓玄手下当幕僚,而且还要行役千里,致使自己无所作为。桓玄的慕府就如同“穷湖”,陶渊明发出“戢枻守穷湖”的叹息是很自然的,并非无病呻吟。
最后,诗人慨叹只有百里之远,因风受阻,不能及早返回旧居,发出了“将焉如”的叹息,但只不过是空叹而已,与前面的“归子念前涂”一句联系起来看,这几句诗真实地抒写了诗人“出仕”与“归隐”的矛盾痛苦心情。
从全诗看,首尾两部份的抒情基本上是采用直说的方法,感情真挚热烈。诗的中间部份则采用借景达意、一语双关和隐喻的方法,表现出诗人的隐衷,富有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