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调歌头·亭皋木叶下》是一首抚今思昔之作。上片由写景入词,映入作者眼帘的是亭边的树木。树叶凋零,飘落地上,野外低湿处的菊花也已盛开。登高临远,秋意已浓,原来是重阳节就要到了。先点明时间、地点。眼前之景使作者不禁陷入了美好的回忆之中,他想起了彭门往事。那时自己才三十七岁,正值盛年、英姿飒爽、豪情满怀,带领着一支精壮的部队,驰骋于战场。闲暇时光,将士们在古球场欢宴,抚剑豪饮,议论古今兴亡。这几句话描写了从前戎马生活的一个消闲场面,用杜甫原句“看剑引杯长”入词,把他们满腔热血,忧心国事,希图建功立业的种种情绪暗含其中。
下片以“感流年”三句承上启下,从上片的慷慨激昂转入下片的萧瑟凄凉。当时座中的英豪,一半都已凋亡了,而宋王朝也只剩下半壁江山。自己平生那豪情壮志、抗金的决心和愿望,早已被现实消磨殆尽,只落得两鬓如霜,飘泊在江南水乡。一腔悲愤,无处可消,只有借酒浇愁。
《水调歌头·亭皋木叶下》上下片情绪反差很大,上片豪放激烈,下片愤慨悲凉,在雄健俊爽之中蕴含着深沉的抑郁。
全诗意在记叙韩愈撰写“平淮西碑”碑文的始末,竭力推崇韩碑的典雅及其价值。情意深厚,笔力矫健。韩碑既未抹煞李愬雪夜破城的丰功,也未特别铺张裴度的伟绩,态度比较公允。李商隐极力推崇韩碑,也就是同意韩氏的观点。叙议相兼,在艺术风格上受到韩愈《石鼓歌》的影响。清人屈复《玉溪生诗意》中说:“生硬中饶有古意,甚似昌黎而清新过之。
这首诗是一则历史。公元817年(宪宗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率兵平定淮西,但首先破蔡州生擒叛者吴元济的是大将李愬。宪宗命韩愈撰《平淮西碑》时,韩主要是突出了裴度在执行宪宗旨意后的运筹帷幄,引起李愬不满。愬妻(唐安公主之女)进宫诉说碑文不实,宪宗就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文勒石,观点迥然不同。李商隐是完全赞同韩愈观点的,诗中强烈地表达以对《韩碑》被磨去的愤慨,更热情地歌颂了这篇碑文。本诗基本上是叙述性的,但笔力矫健,很有感情,诗中一些名句也一直为人传诵。
这是谢灵运一首典型的山水诗。山水诗大抵有两种写法。作者以某一风景胜地为据点,静观周围山水景物,这是一种写法;另一种,则是作者本人在旅途之中,边行路边观赏,所见之景物是不断变化的。此诗即属于后者。
谢灵运本身写过一篇《游名山志》,文中提到“斤竹涧”。后人或据今绍兴东南有斤竹岭,去浦阳江约十里,以为斤竹涧即在其附近;近人余冠英先生在其所注《汉魏六朝诗选》中则以为此涧在今浙江乐清县东,而乐清是在永嘉附近的。谢灵运在永嘉太守任上的时间是公元422至423年,而长住会稽(今绍兴市)则是公元428年(元嘉五年)以后的事。由于地点的说法不一,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因之也较难判定。好在这诗以写景为主,对写作时间不妨存疑。
此诗共二十二句,可分为五节。第一节“猿鸣”四句,写清晨动身出游时情景。第二节“逶迤”四句,写沿山路前行而越岭过涧。第三节“川渚”四句,点出溪行。以上缴足诗题全部内容,概括而精炼。第四节自“企石”以下凡六句,由景及情,联想到深山中幽居避世之人,心虽向往而无由达己之精愫。最后“情用”四句为第五节,以抽象议论作结。全诗结构严密,用词准确,是山水诗之正格。这种凝炼精致的写法极见功力,其源悉来自汉赋。窃以为大谢之山水诗乃以赋为诗的典型之作,此诗自是其代表作之一。
开头“猿鸣”二句,从听觉写起。既听到猿猴鸣叫,便知天已达曙,旅行者应该启程了。但因所居在幽谷,四面为高山所蔽,不易为日照所及,故曙光并不明显。三四句写动身上路,乃看到岩下云层密集,而花上犹有露珠流转,确是晨景。第二节,“逶迤”,指沿着曲折的小路前行。“迢递”,指山遥路远,前面似无尽头。“隈”者,山边之转弯处;“隩”(音郁)者,水涯之曲折处。“逶迤”句是说这是一条依山傍水的斜曲小径,诗人沿此路弯弯曲曲地行进。小路走完,开始登山了,翻过一蛉,须再登一岭(二岭之间山脉中断,故曰“陉”;“岘”,指小山峰),绵延不断。“过涧”句,写越岭后涉涧前行;“登栈”句,写涉涧后再走山间栈道。牵衣涉水为“厉”,“厉急”,涉过急流。“陵缅”,上升到高远处。以上四句详细摹写了自己登山过涧的行程,以下“川渚”四句转入行于溪上的描述。由于川中有渚,故溪路时直时曲。由于溪路千回百转,曲折多变,行人不能预测前面究竟应怎样走,因而一面走一面悬揣,捉摸不定。“苹萍”二句,写溪行所见。大大小小的浮萍都浮贴在水的表层,看不出下面的溪水究竟有多深,仿佛萍下乃莫测的深潭。而菰蒲则挺生于水上,从茎叶中间望下去,能清晰地看到它们的根部插在水底泥中,所以显得水很清浅。
值得研究的是第四节的六句。“企石”句,是说在石上提起脚跟,用脚趾做为全身的力点,去挹取飞溅的泉水;“攀林”句,是说高攀丛林中的树枝,去摘取那还没有舒展开的初生卷叶。“想见”二句,用《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二句的语意。下面的“握兰”,暗用《山鬼》“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二句语意;“折麻”,又用《九歌·大司命》“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二句语意。这里的“山阿人”,乃借喻避居山林与世隔绝的高人隐士,他们的高尚品质为诗人所敬慕,而他们所生活的自由天地则更为作者所向往。可是这样的人只存在于诗人的理想或幻想之中,因此作者所向往和歆慕的那种超脱尘世的生活也就无从成为现实。所以作者说,虽有“握兰”、“折麻”以赠知音的殷勤美意,却只能空空郁结在心中而无由展现出来。基于这四句诗的涵义,可知上面的“企石”二句,并不是作者本人去“挹飞泉”和“摘叶卷”,而是写那位“被薜荔”而“带女萝”的“山阿人”当寻取生活资料时在深山中的具体行动——以泉水为饮,以嫩叶为食:这同样是诗人想像中的产物。如果说“企石”二句只是写实,是诗人本身的行动,那么“挹飞泉”犹可说也;“摘叶卷”又有什么意义呢?谢灵运虽以游山玩水名噪一时,却未必攀摘初生的嫩树叶来果腹充饥。所以应该把这两句看成倒装句式,它们同样是“想见”的宾语。所谓“若在眼”,并不仅是“山阿人”以薜萝为衣而已,还包括了“企石”、“攀林”等等活动。这样,诗境才更活,诗人丰富的想像才体现得更为生动。
最末四句,就沿途所见景物及所产生的种种思想感情略抒己见,结束全篇。“用”,因,由于。意思说:人的感情是由于观赏景物而得到美的享受的,至于深山密林中是否有“山鬼”那样的幽人,则蒙昧难知。不过就眼前所见而言,已足遗忘身外之虑;只要对大自然有一点领悟,便可把内心的忧闷排遣出去了。四句议论虽近玄言,也还是一波三折,以回旋之笔出之,并非一竿子插到底的直说。
前人评谢灵运诗,多讥其写山水景物之后每拖上一条“玄言”的尾巴。这一首也不例外。但如果设身处地为诗人着想,用这样的手法来写诗原是符合人的思维逻辑的。人们总是在接受大量感性事物之后才上升到理性思维加以整理分析,把所见所闻清出一个头绪来,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判断,或就自己的身世发出感慨。后人写山水诗亦大都如此,如韩愈的《山石》便是最明显的一例。这并非由谢灵运作俑,而是出自人们思维逻辑的必然。不过谢诗在结尾处所发的议论,往往雷同无新意,是其病耳。
在这首诗里,诗人饱含激情,唱出了一曲劳动者的颂歌,这在唐诗中是不多见的,因而弥足珍贵。
炉火,旧注有的解释为炼丹之火,有的说是渔人之火,这些说法都不妥当。清人王琦认为是冶铸之火,这个看法得到普遍的认同。因为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秋浦多矿,尤产银产铜。冶炼之炉火,红光冲天,故能照耀天地。紫烟独具色彩的美感。李白喜用此词。如“身披翠云裘,袖拂紫烟去”,“素手掏青霭,罗衣曳紫烟”,以及著名的“日照香炉生紫烟”等等。前二例的“紫烟”,是李白神往的仙界中的意象,即所谓紫气祥云。后一类则是自然景象。本诗的“紫烟”句,则是对炉火的红星在紫色烟雾四射飞进的描写。用“紫烟”而不用“浓烟”,既淡化了冶铸工匠的艰辛,给这种劳动场景赋予了一层美丽多姿的色彩,又体现了诗人对色彩美的捕捉能力。
“赧郎”一词,旧时有人认为这是吴语,是“歌者助语之词”,即是象声词,是工匠们歌唱的某一音节。此说难以确证。赧,本指羞红的脸色,郎是对男子的尊称。“赧”此处引申为“红”义,“赧郎”指被熊熊炉火照红的冶炼工匠。这种解释是通达的。工匠们在寒夜里,在月光下,仍然辛勤地忙碌着,喊着嘹亮的号子,唱着粗犷的山歌,歌声在寒夜传得很远很远,在河面上飘飞,在山谷里回荡,不但使旷野的氛围变得热烈,也驱走了他们自身的疲乏和劳顿,寒夜也似乎不那么漫长了。
全诗只有二十个字,但传神写照,将冶炼工匠的生活与形象刻画得维妙维肖,动人心弦,诗人对冶炼工人的敬爱与颂扬之情也得到自然的流露。
“炉火照天地”,通过夸张的手法,写出了冶铸工场的热烈气氛,给全诗定下了热烈欢快的基调。从画面上看,形成一个亮点,处于中心位置。这映照天地的炉火,既是工人们劳动的反映,也和他们豪迈爽朗的心情相映衬。“红星”一句则是对上句的补足,从细节对炉火进行刻画。着重从色调的红与紫的对比、星与烟的排比入手,抓住了最富代表性的特征。而一个“乱”字,更是巧妙而逼真地将火花四溅,紫烟升腾的冶炼场面再现出来。以如此十字便准确生动地概括出一个热烈喧腾、生机勃勃的场景,不能不叹服诗人的如椽大笔。最后二句,顺势进入对人的描写。先用“明月夜”照应上文的“炉火”,写工匠们深夜劳作的艰辛。农人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但冶炼工人们却不能如此运作。铁水未化,便不能下岗,夜以继日才是他们的特点,这不经意的一句,恰到好处地写出了他们与农民的生活规律及劳动方式的差异来。尽管如此,工人们还是喜欢自己的职业的,当铁水出炉之时,他们会为自己的杰作而自豪,而歌唱。那声震寒川的歌曲,就是他们此刻心境的最好说明。这就把劳动者勤劳善良的性格特征鲜明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