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一、三、四联着重表现的是兄弟之间的骨肉情谊。首联写在送兄弟到越江边时，双双落泪，依依不舍。起势迅拔奇突，悲情无限，有极大的感染力。在二弟宗直暴病身亡之后，大弟宗一又要北适湘鄂之地安家，作者经不起这样大的打击，故曰“残魂”且已“零落”，神情“黯然”却又加“倍”，其中自有贬谪之苦，孤寂之意。此刻兄弟泣别，双双垂泪，虽为人之常情，却另有深意：诗人在极度艰苦恶劣的环境中生活，需要亲情友情支撑他那即将崩溃的精神世界，然而贬谪以来，亲人相继弃世，此时宗一又要北去，诗人更觉形单影只，愁苦无依。这两句诗既是铺叙，又是情语，充分表现出诗人苦涩的心境和兄弟之间的骨肉情谊。
第三联是景语，也是情语，是用比兴手法把彼此境遇加以渲染和对照。“桂岭瘴来云似墨”，写柳州地区山林瘴气弥漫，天空乌云密布，象征自己处境险恶。“洞庭春尽水如天”，遥想行人所去之地，春尽洞庭，水阔天长，预示宗一有一个美好的前程。一抑一扬，蕴愁其中：由于桂岭洞庭，一南一北，山川阻隔，以后兄弟相见恐怕就非常不易了。因而在这稍见亮色的描述中先笼罩了一层哀愁，十分巧妙地为尾联的表情达意伏下一笔。
诗的最后一联说，自己处境不好，兄弟又远在他方，今后只能寄以相思之梦，在梦中经常梦见“郢”（今湖北江陵西北）一带的烟树。“烟”字颇能传出梦境之神。诗人说此后的“相思梦”在“郢树烟”，情谊深切，意境迷离，具有浓郁的诗味。古往今来，这“郢树烟”似的幻象使失意的迁客骚人趋之若鹜，常愿眠而不醒；但又让所有的失意者无一例外地大失所望。这“烟”字确实状出了梦境相思的迷离惝惚之态，显得情深意浓，十分真切感人。
这首诗所抒发的并不单纯是兄弟之间的骨肉之情，同时还抒发了诗人因参加“永贞革新”而被贬窜南荒的愤懑愁苦之情。诗的第二联，正是集中地表现他长期郁结于心的愤懑与愁苦。从字面上看，“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报荒十二年”，似乎只是对他的政治遭遇的客观实写，因为他被贬谪的地区离京城确有五、六千里，时间确有十二年之久。实际上，在“万死”、“投荒”、“六千里”、“十二年”这些词语里，就已经包藏着诗人的抑郁不平之气，怨愤凄厉之情，只不过是意在言外，不露痕迹，让人“思而得之”罢了。柳宗元被贬的十二年，死的机会确实不少，在永州就曾四次遭火灾，差一点被烧死。诗人用“万死”这样的夸张词语，无非是要渲染自己的处境，表明他一心为国，却被长期流放到如此偏僻的“蛮荒”之地，这是非常不公平、非常令人愤慨的。这两句，有对往事的回顾，也有无可奈何的悲吟，字字有血泪，句句蕴悲戚。
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别离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柳宗元的这首诗既叙“别离”之意，又抒“迁谪”之情。两种情意上下贯通，和谐自然地熔于一炉，确是一首难得的抒情佳作。
陆游曾说“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渭南文集》卷十五《澹斋居士诗序》）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陆游经常在作品中抒发出浓勃深沉的积愤。这两首所抒发的，“就是塞上长城空自许”，“但悲不见九州同”的悲愤。
前一首抒发自己的满怀壮志和一片忠心不被人理解的愤懑。其时，诗人年迈力衰，远离朝廷。他想到，光阴既不待我，衷肠亦无处可诉，只好凭天地来鉴察自己的一片孤忠。紧接着，诗人抚今追昔，想起了古人。苏武厄于匈奴，餐毡吞雪而忠心不泯。安史乱中，张巡死守睢阳数月，被俘后仍骂敌不止，最后竟嚼齿吞牙，不屈而死。作者的耿耿孤忠，不减他们二人，有天地可鉴。此联补足上联之意。上林苑，汉时旧苑。它和“洛阳宫”，在这里都是用来代指皇宫所在之地。首二联情绪激昂，一气直下。这一联则描写细腻，对偶精工，起到了铺垫的作用。最后一联一吐胸臆，直点主题，语气激昂，情绪悲壮，表现了“亘古男儿一放翁”（梁启超《读陆放翁集》诗语）的英雄本色。
在第二首中，诗人的愤慨和前一首有所不同。虽然这一首似乎是承接着上一首最后两句，诗人不得不发出无可奈何的叹谓。这一篇的首联和上篇“壮心未与年俱老”句，意思一脉相承，是说对镜照容，已是两鬓苍苍，但是年华虽逝，而自己的壮心依然炽热，不减当年。第二联承上：自己迟暮衰弱，不胜戎衣，但是，悲愤存胸，宝剑在握，寒光闪烁，还是想拼一拼的。于是想起了当年之事。那时，他一腔热血，满怀激情，为了收回失地，远戍的博，鏖战皋兰。然而，时光流逝，那自古以来的关河无穷之事，在种植身上终于无法实现。当年是壮志凌云，岂料到今日成了一个袖手旁观之人。其心情之悲痛苍凉，溢于字里行间。这便是后二联的意境。
陆游的这两首《书愤》诗，笔力雄健，气壮山河，充分地显示了他诗歌风格特征的一个主要方面。特别是其中表现出来的对国家、民族的每饭不忘、终生难释的深厚情意，更是陆游整个创作中的精华所在。
黄子云说：“飞卿古诗与义山近体相埒，题既无味，诗亦荒谬；若不论义理而取姿态，则可以。”不用去找多少论证，只要随手翻开《温飞卿诗集》中的第一篇这首《鸡鸣埭曲（歌）》拈出来看看，就可以发现黄子云所说的未免过于武断。这篇古诗，不仅姿态迭丽，而且义理堂堂，更韵味深长，是一篇美丽的借古讽今的佳作。
这篇作品写出了温庭筠作为一个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那忧心忡忡的爱国情怀。鲁迅先生说过：“真的，‘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温庭筠正是为了现实而去发思古之幽情的。但他由于秉素之不同，却把一曲挽歌写得十分艳丽动人。甚至同时而以“艳丽”与他齐名的李商隐，在他的《咏史》一诗中，虽也有同样的意思，如：“北湖南埭（即鸡鸣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比起他的这首《鸡鸣埭曲》来，也直白得多了。无怪薛雪要说：“温飞卿，晚唐之李青莲也，故其乐府最精，义山亦不及。”他的这整首诗，就像是诗人饱蘸感情，用他那忧伤的色调，画出了一幅巨大的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而不是用文字写出的诗。而且，由于他诗中除第一句为了点明情节，运用的是叙述的语言外，通篇都是诉诸视觉的画面，充满了动作性和运动性，再加上他对于声、光、色的调度如此贴切和谐，又仿佛是使人看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历史电影。早在电影出世一千多年以前，诗人就似乎已掌握了这类乎蒙太奇的表现手法，确实值得惊奇。
全诗共分五绝。
第一绝是写齐武帝萧赜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与气氛下出城的。写出辉煌而鬼祟。
南朝的天子要出去打猎了。他起得绝早。天还是黑黑的，所以看到银河淡淡的白光，寥落的晨星还在不齐地闪烁。皇帝的车队，在宫人和侍从们马队的拥簇下，人不知鬼不觉地奔出城去了。
在另一处，当计时的铜壶里的水渐渐地滴光了的时候，东方泛起了鱼肚色。这正是大臣们早朝的时候。大臣们一个个地从梦中醒了过来，推被而起：准备盥洗上朝。
这里的耿耿星河、铜壶滴漏，都是共景。而在这一景色下，诗人运用了并行的写法：这里人刚起床，正准备早朝哩；而那里，皇帝们早已过了鸡鸣埭了。两组镜头并行：这里正从容盥漱；而那里，飞奔的马群把尘土踢得老高，奔得很急。这两组平行的镜头，是能说明很多的问题的。至少读者会想到这些宵衣旰食的大臣们，当他们早朝扑了一个空时，那种耸肩摊手、摇头咋舌，一幅无可奈何的样子，也就可以感到这个国家是一个什么样子了。
由于皇帝的车骑需要绝早偷跑的这一情节的安排，让人分明感到了朝廷有两种力量的斗争。据《南史》载：“齐武帝永明六月五日，左卫殿中将军邯郸超表陈射雉，书奏赐死。”这就足见当年反对萧赜这样荒淫举动的人一定不少。然而作者在这里并没有正面的去写，只是用这一特定的情节，精心酿造出这一鬼祟于庄严的气氛，表达出天子的“逃禅”，从而暗示齐之亡，并非亡于齐之无人，而是亡于皇帝的不用并一意孤行的结果。
如果说这一绝里的这个意思还不够明显的话，那么在第二绝里，诗人就干脆把一个破坏好端端的和平宁静的国家之罪责，完全归之于皇帝了。
第二绝，诗人用了三组非常和平静谧的形象，来说明齐之亡，非亡于什么天灾。鱼跃莲东，柳悬栖鸟，宫墙之内是和平静谧的；而万户红妆，镜中皆春，则城乡之人口繁衍，整齐健壮也可见。这些描写也许有点儿夸张，但至少不是战火纷飞，饥鸿遍野，人民辗转于沟壑的形象。据史载：“江南之为国盛矣！”可见齐之亡也并非经济衰落。然而之所以石破天惊，江山骤变，三百年江南王气顿时成了一片战火愁烟，则罪过就在于当朝的荒于政事而酖于游宴的缘故。这就叫“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碧树”一句转捩得妙。碧树上天鸡一鸣，“雄鸡一唱天下白”，既是前半繁华的收束，想见人民的安居乐业；又启后半战乱的序幕：碧树一声，正不亚石破天惊。一“晓”字，作为光明的留恋；也是省悟的开始。正是无穷悔恨而又寓于安乐之中，非常关合而又哲理深长。
三、四两绝连起来写，句法有变化。“彗星拂地浪连海，战鼓渡江尘涨天。”很有点像今天用滥了的电影手法。他先用两个空镜头，天上出现震怒的迹象，不过不是现在习用的电闪雷鸣，而是划过古时象征兵灾的彗星；海上狂涛卷着巨石，发出惊人的怒吼。狂涛的吼声化成渡江的战鼓；卷起的雪浪化作战舰犁开的浪花。用虚实结合的手法，交代了战争的进行。形象生动而笔墨经济；这就是诗词优于散文的地方。接着，“绣龙画雉填宫井，野火风驱烧九鼎”，写齐朝的覆灭，国家处于一片战火之中，十分出色。把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写得如此色彩斑斓。也许正是色彩如此艳丽，这才更加使人触目而惊心的。试看：皇帝的龙袍，后妃的霞帔，这曾是人们心目中非常庄严神圣的物件，人们见了它是要顶礼膜拜的，亵渎了它就会诛及九族。然而如今却是连它穿着的人一起，都抛进宫中的井里，连井都快填满了。青铜的九鼎，那是代表着国家的神器，非大典是不能轻易开启的，如今也被熊熊的战火所吞没了。将一个国家的覆灭，写得惊心动魄。这里的色彩愈艳丽，就愈益令人心惊而不忍目睹。使庄严神圣的东西完全处于邪恶的毁灭之中，那是不由人不痛心疾首的。没有任何叙述的语言，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能有这样富有鲜明而动人的力量。
诗人在这里是咏史，所以从想象中又回到了现实。眼前是“殿巢江燕砌生蒿，十二金人霜炯炯。”过去的宫殿荒芜了，只有燕子在梁上做窠；阶石因长期没人践踏而长满了蒿草。而为了怕人民造反，尽收天下兵器所铸成的十二金人，抛置在废墟里，满身白霜，空自炯炯发出寒光，似乎仍然很神气。然而它愈神气，愈益显出以为没收了兵器就可以天下太平是多么愚蠢可笑。这鲁莽的金人，其实正是无知的象征。它神气得炯炯发光，对着这长满蒿草的废殿，是非常绝妙的讽刺。
最后一绝，诗人放眼望去，看到了过去的紫禁城。它塌了，只能隐约见出的墙基，上面也长满了青草，和一眼望去的芊绵绿色连成了一片。当年这里融融的春光，只落得如今空暖荒陂。过去了，六朝金粉，几许繁华，不仅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这禁城的废墟上，野棠梨树都长得这么高大了。这繁花似雪的野棠梨开得多美丽，这亭亭玉树，是不禁使人要想起曾在这儿歌舞过的《玉树后庭花》来的。他就是这样把过去与现实、把荒淫与败亡联系了起来，并过渡得天衣无缝，这简直就是绝好的蒙太奇。
读这首诗，眼前所见的都是被强调了的艺术景象。正是这些艺术化了的画面，使得读者产生了对于南朝天子昏庸的愤慨，感到了诗人热爱祖国的痛惜心情。诗是有高度的思想性的。果然不久，农民起义，唐室也就如同汉朝那样经过纷乱而告终。由于历史是这样的相象，以至读者难以断定诗人在这里，到底是悼齐，还是在哀唐。因此，诗人是站在了时代的最高点而预见到了晚唐末世的未来。
有的学者说：“温庭筠的诗好用浓艳的词藻，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存在比较浓厚的形式主义倾向，在他的乐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然而就在这首乐府中，实在也看不出浓艳的词藻有什么不好。它不是决定作品有没有思想内容与形式主义的可怕的因素，而只是反映了一个作用的艺术风格。而艺术的风格，是民族传统与现实的社会风气在特定气质的作家身上相结合的结果；它是不能成为评定艺术家的高下之凭据的。看看这首诗的内容，也实在不能不惊讶于他有这样的预见。如果不是一位以人民、国家、民族为忧的人，他是不能于别人的酖乐中感到灭亡的忧戚的。他既敢吟《鸡鸣埭曲》，想必邯郸超的故事他也是知道的。那么，当别人在高压之下，而粉饰升平的时候，他却敢冒忌讳而偏要去揭历史的疮疤，正像他自己说的：“永为干世之心，厥有后时之叹。”没有坚定的政治信念，不可能办到。所以诗人那艳丽的风格，实在是因为他有火样瑰丽的忘我的战斗精神而形成的。
这是杜甫反映现实情况最早的诗歌；开头叙暴雨成灾，郡国嗷嗷，堤防之患，主事所忧；接着描写想象中山东、河北洪水汹涌情状，也是河南一带惨重灾情的真实反映；最后戏为大言以宽慰其弟。全诗铺写灾情的严重，表达了治服水患的理想，夹杂了个人遭遇的阴郁苍凉的情绪。相较于杜甫成熟时期的作品，此诗在情感表达上还显得空泛。
杜甫写这首诗时虽然也尝到了考进土落第的痛苦，但他的经济生活还是比较优裕的，用他自已的话来说是“放荡齐越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正是这种裘马清狂的快意生活，使他脱离了人民，因而他对人民疾苦的体验就不如日后那么深切。《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这首诗便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诗中诚然对黄河水灾作了较为形象生动的描绘，但应当指出，这种描绘只是客观地再现了水势之大以及人民房屋被淹、庄稼受灾等表面现象，面没有深入展示灾民的具体苦难，特别是看不出诗人关怀灾民的强烈感情色彩。后面四句，诗人只是用制平息水患这种神语传说来勉励弟弟，显得空泛无力，看不出有何对人民同情之处：即便说这是同情的话，那么，这种同情是很不强烈的。只要比较一下十三年之后，也就是天宝十三年秋（754年），长安霖雨为灾，杜甫写的《秋雨叹》这一组诗，问题便很清楚。《秋雨叹》共有三首，其中第一首是写人民苦难的：“禾头生耳素穂黑，农夫田父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绸，相许宁论两相值。”前面两句是说庄稼受到涝灾，但农夫田父没有消息，生死存亡，无人过问，这是因为当时奸相杨国忠报喜不报优，在唐玄宗面前隐瞒灾情。房琯反映了所在地的灾情，结果遭受打击，所以史载“天下无敢言灾者”，上面这两句诗，便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反映。后两句则写城市贫民的情况。据史载，“秋霖雨，物价暴贵，人多乏食，令出太仓米一百万石，开十场，以济民。”诗人揭露官吏们利用所谓“贼”乘机剥削人民，进行不等价交换，斗米换衾绸。人民出于无奈，只要官员“相许得粮借以活命，根本不考虑衾绸和斗米是否“相值”了，杜甫这几句诗，不仅具体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而且揭露了造成人民苦难的因素，除了天灾之外，还有人祸一一政治黑暗腐败，官府更趁火打劫，盘剥人民，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相比，《秋雨叹》这首诗对人民的同情就更加鲜明了。
再看杜甫同时写的另一首诗《九日寄岑参》，这首诗开头写到诗人为雨所阻，不能外出访问岑参，对他表示怀念。接着便写到霖雨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数，安得诛云师，时能补天漏！”将这四句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结尾四句相比，前者的感情是强烈的，而后者是空泛的。这除了前面提到过的生活地位的不同，接近人民还是脱离人民等原因外，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即对描写对象是否具有生活实。杜甫写《临邑舍弟书至苦雨》是在东都洛阳，他并未目睹临色黄河水灾惨状，更没有直接受到水灾的痛苦，缺乏生活实感.所以体现在《临邑舍弟书至苦雨》这首诗中的感情显得空泛。
上述情况说明，即使是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也有一个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他早期的诗作还带有过渡性和不成熟性。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不能和困守长安十年这一时期的诗作相比，特别是不能和日后离开朝庭走向人民时的诗作，如“三吏”“三别”等相比。
吕温是一位颇具政治才能的历史人物，其文章和诗歌，都忠实地记录了他在政治斗争生涯中所留下的足迹。《贞元十四年旱甚见权门移芍药花》是在他初踏入仕途的那年所作，诗中谴责了贵族特权阶级只顾自己享乐，不管人民死活，不忧国家前途的丑恶行经，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诗意与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相类似。
首句“绿原青垅渐成尘”，落笔便把题中“旱甚”二字，变成生动的形象状入读者眼帘，让人们看到在旱魔面前，土地龟裂，禾苗枯焦，黄尘四起的严重灾情。一个“渐”字，说明旱情的发展是有一个缓慢的过程的，也透露出当权者并没有采取积极措施来抗御旱情。从下文的“汲井”二字更可见出，只要执政者措施得力，旱象是不会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的。句“汲井开园日日新”，紧接上句而来，但这里所书的“汲井开园”者并非是焦虑于垅亩之间的农民，而是指“权门”贵族。在特大干旱面前，特权贵族的府第里也忙得不亦乐乎，他们不仅派人“汲井”抗旱保花，而且还在不停地扩建新园，在花匠奴仆汗水的浇灌下，各种花卉长势奇好，简直是一天一个样儿。这里的“日日新”与首句中的“渐成尘”形成鲜明对比，从而愈显出达官贵人们所真正关心的不是社稷百姓，而是一己享乐。
第三句“四月带花移芍药”，写在严重旱灾面前“权门”的所作所为，点出题中“移芍药”三字。芍药带花移植本不易成活，但是，在“权门”的新“开园”中，没有怒放的奇花是不够惬意的，于是，“权门”就急令花匠奴仆“带花移芍药”。这里，“权门”所忙碌的是“移”花，而农民所忙碌的则是抗旱保苗，从这一对比中，就更可看出“权门”全然不念农民的疾苦，其关心的只是自己的享乐，从而显露出其官服下所掩盖着的丑恶来。
结句“不知忧国是何人”，是诗人针对“权门移芍药”一事所抒发的感慨。“权门”本有君命在身，重权在握，理应以国家社稷为重，以黎民的苦乐为念，但是，当严重的自然灾害袭来的时候，他们却置民生于不顾，这就说明了他们并不是“忧国”忧民的贤达，而是祸国殃民的罪人。“不知”二字是明明知道，却故作糊涂，含有浓烈的讽刺意味。“忧国”二字是诗人思索问题的核心。联系“永贞革新”的历史来看，结句不啻是从本质上宣布了特权贵族不恤民苦、不忧国事的一大罪状，具有剑与火的战斗作用。
除了把深刻的政治思想附丽于鲜明的艺术形象这一特色之外，这首诗的诗题对诗句的提领也颇值称道。诗句中并没露出“权门”的字样，要不是诗题中点明“移芍药”的主体是“权门”，诗的战斗性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似剑如火的地步的；有了“权门”二字的提领，读者就可以明白“汲井开园”的主体为何人，从而深化了诗歌的主题。
另外，语言清新，对比鲜明，诗意含蓄，也都是这首诗歌不容忽视的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