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分为上下两阕，上阕借景抒情，下阕缘情发议。它从当时世界性的大冲突出发，借助昆仑山脉的高大形象，抒发了诗人彻底改造旧世界，埋葬帝国主义，实现人类永久和平的伟大抱负。在毛泽东诸多的诗词杰作中，《昆仑》词以厚重的历史感、思想视野的开放性以及想象的新颖雄奇性，占有着特殊的艺术地位。词的上阕作者以夸张、比喻、拟人的手法，浓墨重彩，描绘了昆仑山光影交错的多角度、多层面的艺术形象。既突出了它“数学上的崇高”和“力学上的崇高”，也突出了它的高寒、多雪所产生的巨大破坏力。在正与反的强烈对照中，自然引发出一个促人深思的问题：对于此中的历史功过，究竟应当如何评说？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一起笔，巍巍昆仑奔来眼底，以其壮美的雄姿，造成强大的心理震撼。“横空出世”，以天地为上下标线极状其高。“莽”，以视觉印象的迷茫无际极状其广。“阅尽”则有两重意思：一是以人世沧桑为参照物突出昆仑的古老，一是以昆仑作为特定窗口来收视人类创造力的伟大。通过这一双向映照，实现了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赋予了昆仑山以历史巨人的崇高地位。人类历史中所包容的异质性的深邃内涵，由于这一变形化处理而变得格外鲜明和尖锐，强烈唤起读者对人类生存空间及人类历史命运的关注。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运用比喻和夸张的手法，描绘了昆仑山披冰盖雪，千里蜿蜒的气势，和这种巨大的自然力带给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的负面影响。这种巨大自然力的负面影响，到了夏天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加酷烈。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诗人忧国忧民的心情，也因此显得更为急切了。昆仑山是一个如此奇特的存在，它既是力的极致，又是灾的根源。对于这样一种矛盾的现象，必然引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这是对以昆仑山为代表的自然力的深层属性的探索，也是对以昆仑山为见证的人类历史的深层内蕴的探索。诗人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以人民群众的生活疾苦作为集中的关注点，要求做出公正的评判，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敢于向历史挑战的勇气，以及对全人类命运的自觉的责任心和崇高的使命感。
词的下阕，是作者对上阕中提出的问题，通过雄奇的想象所做出的美学回答。而今我谓昆仑”，是对“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的强劲对接。“而今是对“千秋”的接榫，“我”是对“谁”的接榫。“当诗人说着我的时候，同时也在指着人类和世界。”（别林斯基语）因此，这句词中所说的“谓”，就自然扩化成作为无产阶级自觉代表的诗人和作为人类历史文化象征的昆仑山之间的直接对话。“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是气吞山河的宣告也是对大山的指令，带有不容违拗的威严性，充分显示出无产阶级革命家主宰沉浮的伟力和自信。
“安得倚天抽宝剑，将汝裁为三截。“诗人借助想象的力量，对高寒多昆仑山重新进行工程性的精心裁制。在这举重若轻地扭转乾坤的“抽”“裁”二字之中，形象地表达了通过革命斗争去理想地改造世界的远大志向。战国时楚国的宋玉作《大言赋》，其中有“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介，倚天之外”。宋玉想象着把整个天地化成一辆大车，以大地为车，以圆天为车盖，在这样的大车上，有柄长剑，它的一头自然要延伸到天的外头。李白在《大猎赋》里说“于是擢倚天之剑，弯落月之弓，昆仑叱兮可倒，宇宙噫兮增雄。”李白想象抽出倚天剑来，只要呵斥一声便使昆仑山轰然倒下。李白的另一首诗《临江王节士歌》写自己的抱负，“白日当天心，照之可以事明主。壮士愤，雄风生。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宋代词人辛弃疾《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辛弃疾说需要倚天之剑来拨开云雾见青天。这些诗人的丰富想象显然影响了毛泽东并给了他创作的灵感。但是不同的是，古人笔下是“剑倚天”，而在毛泽东笔下则是“人倚天”，更加凸显人的高大形象。如此高大的巨人自然威猛无比，能够倚天抽剑，把昆仑山截为三段。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诗人继续发挥雄奇的想象，对裁下的三截大山做出了不偏不倚的处理，让昆仑山所蕴藏的巨大能量在经过兴利除弊的改造后，为全人类共同造福。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毛泽东曾明确表示：“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段话，可以帮助人们具体理解这三句词中博大精深的理性内涵；这三句词，可以看成是这段话中所强调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艺术注脚。“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同此凉热”的“太平世界”，是人类理想社会的代名词，中国古代贤哲把它表述为“世界大同”，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把它表述为“解放全人类”，即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诗人对人类明天的衷心祝愿，也是对本词宏大主旨的画龙点睛。无疑，这一主旨的广阔和重大是旷世罕见的。它的无与伦比的广阔性，在于它对人类历史的全息包容；它的无与伦比的重大性，在于它对人类解放的总体启示。在人类面临二战浩劫的前夕，毛泽东以自己雄奇瑰丽的诗篇，表达出一个明确的方向：惟有彻底变革旧世界的社会结构，才能真正铲除战争的根源，全人类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
这是一首早期的五言古诗，具有一种近于民歌的素朴风格，很耐人寻味。话不在多，意不在巧；平平淡淡地说来，却如一曲纯净的旋律，一往情深。
这首诗前后分为两段。前四句似乎是一直凝住在一点上；后四句却忽然开展，高飞于千里之外；仿佛晴空丽日，山河原野，都在怀抱之中，一步紧似一步。所谓一泻千里，略无沾滞。先分析这凭空而来的力量，到底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李白《望天门山》诗：“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直北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这后二句自然是名句，然而得力之处又正在第二句上。江水浩浩东流，又生生的北折过来，这力量全在一个“直”字，全诗到此使人为之凝神沉默；而下两句的风流才得翩然无碍。一收一纵，原是文章的自然规律，但却难在如何才能有一个如此凝神沉默的时刻。“万木无声待雨来！”正是因为凝神到了极点，沉浸在毫无声息之中，所以“雨来”才有了极大的声势。一切结果都蕴藏在原因之中，而人们却往往只见到结果；一切发展都包含在一个飞跃的起点上，这便是人们为之凝神的时候。说到这里，这前面四句就反而成为全诗力量的源泉了。再看这四句，始终没有离开眼前这条路上，而只在这条路上产生了一段沉默的凝想。这是一段事实，却又是已经过去了；过去的事本来也算不了什么，可是晏几道《临江仙》词说：“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当时明月的皎洁岂不同于前日的风雪，而“故人从此去”自是从此归去也。一个如彩云般归去，一个在风雪中消逝；所不同的是明月彩云给你以清丽的陶醉，故人风雪常给人以深入的沉思；前者把美完全显示给人们，后者则把它藏在古旧的大衣里。于是更不能不深思沉默，这便是令人异常凝神的缘故。前日的路上已完成了一个故人的归去，这条路在完成了这人的归去后，便也随着那行人足迹的消失而消逝。至于今日的路呢，则还在未可知之数。所以“前日风雪中”正是连路全都埋在飘飘的积雪之中了。那么今日所见之路则不是前日所见之路。人们对于这过去的留恋，正由于人们对于这完成的赞美；“流水今日，明月前身”，水还是这条水，月还是这个月，而司空图却才是真正解人。在一切变动发展中，诗人往往正是捕捉住那最凝神的一点。“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寒鸦匆匆地飞过，那日影自然留不住。过去的总是过去了，却留下了这一点美妙的因缘；那么今日之路，还空在那里，不能不令“我欲渡河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既然发了，则直飞而去。所以一渡河水，其实就已到了故乡；未说“高飞”，早已飞向远处。“河水深无梁”一句等于是把那弓弦再扣紧一下，这支箭便夭夭的直上晴空了。
前四句本是一段事实，却反而成为幻想；后四句原是幻想，却反而如此真实。艺术的真实性，在这里正依据着美的辩证法则，把平凡的语言，化为无尽的言说。
这是方孝孺的创作的一篇论史散文。文章标新立异，从传统儒家思想出发，对豫让进行了批评。这篇散文旨在说明不能“扶危于未乱，而捐躯于既败者，不足以当国士”的道理。
方孝孺对豫让的评论，则别有卓见，既深于司马迁的认识，又无矫枉过正之偏颇。他认为，真正的忠臣烈士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具有改治远见，敢于犯颜直谏，防患未然；而不应计较个人恩怨，或在祸患发生之后，凭血气之勇，怀死名之义，以沽名钓誉。据实说理，剖析透彻，评论抑扬得体，颇有见地，文章层层深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首段提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准则，以为中心论点而提拿全文：“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子未形，保治子未然，仰身全而主安。”这就是说，真正的忠臣烈士，应当竭尽自已的智谋，向君主提出忠直的劝告和好的方略，把祸患消灭在未形成之时，把动乱的因未消灭在萌芽之时。否则，“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须命于既致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则为君子所不取。
第二段，联系豫让立身事主的言行，加以分析评论。运用故转故纵手法，先肯定豫让为智伯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文士也”。然后提出异议：“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意即豫让的死确乎是忠诚的表现，可惜他对待死的方法还存在不忠的成分。何以证之，一是他自我摧残和自杀的动机是为了自已名垂后世，而不是为国为民——“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二是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立身事主皆从个人恩怨出发，但求取于等价，而缺乏自我牺牲精神，当赵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时，豫让则颇为自是地争辩：“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基于以上两点，方孝孺发出了“让有余憾”的感慨。方孝孺通过豫让的言行以窥见其灵魂，认识达于深层而胜过司马迁一筹，文章贵乎“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正是《豫让论》难能可贵之处。
这段剖析论证，具有举重若轻，水到渠成之妙。这是由于作者着于洞见豫让的思想症结以及司马迁对豫让认识的不足，着意引豫让的言行加以剖析，词不泛没，语不虚置，而无隔靴搔痒、空发议论之弊。
第三段则更深人一层，明确指出：“国士，济国之士也”——国士，是拯救国家的有识之士。用这个尺度来衡量豫让，即使对把他当作国士的智伯，也算不得竭忠尽智的忠臣，为了阐明这个观点，作者先以段规、任章为例，说明他们立身事主，从不考虑个人恩怨，尽管韩康子、魏献子没有把他们以“国士待之”，但他们都竭忠尽智，力劝其主，纵智伯之欲“以骄其志”，加速智伯的灭亡。郄疵事智伯，智伯也不曾把他当作国士看待，但他看破韩、魏的险恶用心，便竭力劝谏智伯，不要见利忘乎所以，因小失大。虽然智伯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郄疵已奉献出他的智谋并对智伯进行忠谏，尽了臣子之责而问心无愧。豫让则恰恰相反，“当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作为豫让，他并没有申明义理，使智伯知所警惕，更没有反复力谏。倘若真是事君为国，三谏不从，就应提前自死在这一天。智伯虽顽冥不灵，也会被豫让的诚意所感动，或许能够醒悟，而有治国长策。然而，在这个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豫让却“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这不配作国士。智伯败亡了，却禁不住一时的血气冲动，逞匹夫之勇，情愿把自己归附到刺客一类人之中，文中两次反诘“何足道哉”，探沉感慨，表明了作者的意向。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段用比较的方法，更雄辩地证明，智伯虽把豫让看作国士，豫让却愧对智伯，未能真正“以国士报之”。
行文至此，作者已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阐述得十分透辟，使读之者深思而获启益。然而豫让毕竟与厚颇无耻之徒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文章结尾指出：“虽然，以国士而论，让固不足以当之；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这就作到了抑扬得体，评论公允，而不失之偏颇。这段结尾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文章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言简意赅，“语不多赞”。
此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
起首两句是“兴”，即唤起。合浦（今属广东）指作者流寓之地，洛阳非实指，意思是合浦之杉叶尚能遥飞到洛阳，自己却流落异域，人不如叶。诗人知道岭南的杉叶飞到洛阳是不可信的，所以用“传闻”二字；然而愿望却在挑动诗人，并激发了诗人的想象力。虚幻与常识的起迭，失望与希望的对流，这种心理上的矛盾在乱世尤其表现得突出，因而这两句也有它的社会内容。
“北风”两句是对“传闻”两句的曲折承接，从南与北的地理的间隔上，又暗寓着南北朝在政治上的对立。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这是诗人的迫切愿望，但国土的分裂使他无法实现这愿望，因而“南”、“北”这两个字，也成为诗人的敏感性的词眼。
前四句是诗人的独白，五、六两句才转入赠诗的对象。诗人和长安使之间应当有对话的，却以目送手挥来代替。诗人要着重表达的是离别时的情绪。这两句原是化用嵇康赠人诗的句意，但加上“徒送”的“徒”，就加强了感伤的效果。江总原来也是以使臣身分而到岭南，这时眼睁睁地望着长安使从他身边离去，自己却仍然留滞着。一去一留，其中就有多多少少要说的话，如同小河下面的潜流。
“秋蓬”句是比自己，“春草”句是说自己在客地已经度过几个春天。但春草的年年芳菲，徒然增添了自己的惆怅。《楚辞·招隐士》有“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句，唐代王维《送别》也有“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句，用意都有共通处。
末两句以关山逗客子，以月光逗风尘：明月本是普照大地的，但对诗人来说，能够让光照到的也唯有衣衫上的风尘而已。
全诗前八句用比喻，对仗也很工整，却不雕琢，这一方面固然表现出作者的才力，一方面也因作者是南朝后期的人，诗的格律正在逐渐趋向成孰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