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廷相主要作为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著称于世。但是，他的《与郭价大学士论诗书》，乃是明代诗文批评中如同晨星一现的审美意象的专论。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夫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粘著，古谓水中之月，镜中之影，可以目睹，难以实求是也……言征实则寡余味，情直致而难动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明之，感而契之，邈哉深矣！此诗之大致也。”将化“直”为“曲”，虚实相同，透莹圆融，远神余味等，视为审美意象的重要特征，可谓觉得诗家三昧。然而，他的诗歌创作与他的意象理论相互矛盾，如钱谦益指出：“子衡五七言研讨，才情可观，而摹拟失真，与其论诗颇相反。今体诗殊无解会，七言尤为策浊，于以骖乘何（景明）、李（梦阳）、为之后劲，斯无愧矣。”（《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王宫保廷相》）钱氏的批评，未免过分苛刻。其实，王廷相的诗歌中，即使在被人称为多粗漫之作的七言古诗中，也可以披沙见金，间有意象和谐的篇章。令人有：“如游五都市中，动获奇宝”（陈田《明诗纪事》丁签卷三）之感。尤其是他的五言绝句颇有摩诘（王维）风致，下亦不失为裴十秀才（裴迪），崔五员外（崔宗之）（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一引宋辕文语。）《古陵》就是其中颇有特色的一首。
《古陵》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是那位独自惆怅的“行客”。行富的抒情并非是直说，而是以古今交错，虚实相间的手法曲曲道出。前两句以“蒿”为中心视点，上下流动，俯视古陵，仰视啼乌，这就构成了两个意象：蒿下之古陵，蒿上之啼乌。且说中心视点中“蒿”。蒿，野草。古代歌辞中言人死魂魄归于蒿里。“蒿”同于“槁”，人死则枯槁，所以说死人的居里名蒿里。相传齐国东部（今山东东部）流传《薤露》、《蒿里》谣讴。两曲都是挽歌，为出殡时挽柩人所唱。汉代以《薤露曲》送王公贵族出殡，以《蒿里行》送士大夫、平民出殡。显然，王廷相的“蒿下之古陵”中融入了《蒿里行》中某些传统的意象，哀悼的对象是“蒿下古陵”中的士大夫和平民。因为古陵深埋在蒿里，可望可不可即，所以诗人只以“古陵在蒿下”作粗线条的勾勒。如果说“古陵在蒿下”是俯视，是视觉形象，那么，“啼乌在蒿上”则是仰视，是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兼而有之。由“啼乌”，很自然地使人联想起唐代诗人张继《枫桥夜泊》中的名句：“月落乌啼霜满天”，在所见（月落、霜满天），所闻（乌啼）中呈现出一片幽寂清冷的景象。由“乌啼”，又很自然地使人联想到李白《乌夜啼》中的诗句：“黄云破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感物应心，由乌鸦回巢引发起行客思归的愁绪。
然而，诗中没有由“啼乌欲栖”直接引出行客思归，而是突然插入一句“陵中人不闻”，由古陵之中的人（实际上指魂魄）“不闻”，反弹出行客闻声而动情。“不闻”，固然是由于“陵中人”丧失了“闻”的功能，也是诗人故作旷达之语，是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反衬出体察人生、饱尝辛酸的“行富”感物应心的敏感。对于诗人王廷想来说，“啼乌”不再是简单的物象，而是融注着威信人生之感的丰富的意象。所以，他闻乌啼之声而惊心动魄，而独自惆怅。而行客独自惆怅，固然有思归愁绪的侵袭，又融注了《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中的某些意蕴：“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感叹人生短促，犹如远行作客，匆匆走过。作者怀古伤今，感叹人生，凄婉之情油然而生。此种引发，往往可以举一反三。
这首五言绝句以“行客自惆怅”作结，言已尽而意无穷。由此可见，这首诗故作旷达而情倍凄婉，纯用白描而虚实相间，短小精悍而跌宕起伏，意象透莹而远神余味 ，是王廷想将自己的有关意象理论付诸创作实践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前两句一从视觉、一从嗅觉的角度来描写诗人居处的清幽境界。“竹”和“诗”，一为自然之物，一为社会之物，二者本无从比较，但诗人用一个“瘦”字把二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竹具有清瘦的形象，诗具有清瘦的风格。“瘦”字用得生新，为全诗定下了清瘦的意境氛围。而“入梦香”则将现实与梦境联系起来，梅花夜间在月光的朗照下也喷出清香，已不同凡响，而这香气还伴着诗人进入梦乡，则香气之浓郁、之悠长可以想见。将竹与梅这样的自然物象与诗与梦这样的人为之物炼在一句之中，这就构成了情在景中、景在情中，情景混融莫分的高妙意境。前两句字面上完全没有“月”，但透过竹影和梅香，我们可以感受到“月”自在其中。
在后两句中，诗人便将“月”和盘托出。可怜者，可爱也。当诗人信步庭院时，月光与竹影、梅香是那样的和谐；而回到西厢房时，这月光却不能“下西厢”，这多么地令人遗憾！诗中透露出一股月与人不能互通情愫的遗憾或幽怨的情绪。诗人遗憾或幽怨的是什么？也许是有情人天各一方，不能互通情怀；也许是君臣阻隔，上下无法沟通；也许什么都不是，只是诗人置身此时此景之中的一种朦朦胧胧的感受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