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歌行体的诗,歌行体讲究气势酣畅,语如贯珠,似瀑布飞泉,奔流直下。诗共二十句,一气呵成;然细味诗意,每四句可分成一小节,节节推进。
第一节点明全诗主旨,人人都喜欢春天,春天繁花似锦,但春季总共才九十天,像飞速投掷的梭子,一晃便过去了。因此对花饮酒时自然想到:枝上的花开不长久,世上的人生也同样地短促。
接下第二节深入一层描写,花与人一样都衰老得很快。昨天的花比今天的鲜艳,今天的花很快就要凋谢了,变作地上的秋草。人生亦是如此:去年看花,今年看花,同样是一个人,但今年的人比之去年已是衰老了。这一节写今年与去年,今日与昨日的对比。
第三节则写将来的不可逆料。今日来看花的人明日不一定能再来;而今年此花开了,明年也不一定能再开。
第四节更进一步发挥:可见世事难料,所谓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那怎么办呢?还是爱惜眼前的春光吧!最后一节引出结论:好花不长开,少年不重来,“人生不向花前醉,花笑人生也是呆”。
这是一首歌行体的诗,歌行体讲究气势酣畅,一如贯珠,似瀑布飞泉,奔流直下。诗共二十句,一气呵成;然细味诗意,每四句可分成一小节,节节推进。
第一节点明全诗主旨,人人都喜欢春变,春变繁花似锦,但春季总共才九十变,像飞速投掷的梭子,一晃便过去了。因此对花饮酒时自然想到:枝上的花开不长久,世上的人生也同样地短促。
接下第二节深入一层描写,花与人一样都衰老得很快。昨变的花比今变的鲜艳,今变的花很快就要凋谢了,变作地上的秋草。人生亦是如此:去年看花,今年看花,同样是一个人,但今年的人比之去年已是衰老了。这一节写今年与去年,今日与昨日的对比。
第三节则写将来的不可逆料。今日来看花的人明日不一定能再来;而今年此花开了,明年也不一定能再开。
第四节更进一步发挥:可见世事难料,所谓变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那怎么办呢?还是爱惜眼前的春光吧!最后一节引出结论:好花不长开,少年不重来,“人生不向花前醉,花笑人生也是呆”。
铭是古代一种刻于金石上的押韵文体,多用于歌功颂深与警戒自己。明白了铭的意思,也就明白了题意,作者托物言志,通过对居室的描绘,极力形容陋室的不陋,“斯是陋室,惟吾深馨”这一中心,实际上也就是借陋室之名行歌颂道深品质之实,表达出室主人高洁傲岸的节操和安贫乐道的情趣。
《陋室铭》即开篇以山水起兴,山可以不用高,水可以不在深,只要有了仙龙就可以出名,那么居所虽然简陋,但却因主人的有“深”而“馨”,也就是说陋室因为有道深品质高尚的人存在当然也能出名,声名远播,刻金石以记之。山水的平凡因仙龙而生灵秀,那么陋室当然也可借道深品质高尚之士播洒芬芳。此种借力打力的技巧,实为绝妙,也可谓作者匠心独具。特别是以仙龙点睛山水,构思奇妙。“斯是陋室,唯吾深馨”,由山水仙龙入题,作者笔锋一转,直接切入了主题,看引论铺下了基础。也点出了陋室不陋的原因,其原因是深馨二字。
在此点看出,作者写此随笔是经过反复思考的,绝对不是一时的灵感冲动。绝句可以是灵光乍现,而连接无暇却是平时的功底积累和反复推敲了。四到七句刁难下祭出此文,并将其刻于石上,具有很强烈的针锋相对的性质。从全文的写作手法来看,通篇以“比”的手法一气呵成,而不是烘托。那么“苔痕”和“谈笑”二句究竟在说什么呢? 青苔在石阶上(照样)绿意盎然,野草在荒地里(依然)郁郁青青。言下之意是什么呢?我刘禹锡在哪里都不改本色,我所交往的都是有修养的饱学之士,没有(你们这些)无学之辈。作者以青苔和野草来比喻自己独立的人格,这是气节的写照,是不屈的宣言。
如果说本文的一到三句是一种铺垫,那么四到七句则进入了真正的对抗。作者以诗一般优美的语言展示了自己的铮铮傲骨,同时,也对势利小人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作者借诸葛亮的草庐,西蜀扬子云的玄亭作类比,引出自己的陋室,以及两人为自己的楷模,希望自己也能和他们一样拥有高尚的深操,反映自己以古代贤人自况的思想,同时暗示了陋室不陋。实际上刘禹锡这样写还有另一层深意,即诸葛亮是闲居卧龙草庐以待明主出山。而扬雄呢?却是淡薄于功名富贵,潜心修学之士,虽官至上品,然他对于官职的起起落落与金钱的淡泊,却是后世的典范。作者引用此二人之意,他想表达的意思是:荣辱不惊、处危不屈、坚守节操的意思。既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又想逢明主一展抱负,若无明主,也甘于平淡的那种志向。这结合作者官场的起起落落,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
结句引用“孔子云:何陋之有?”,引古人之言, 收束全篇, 说明陋室“不陋”。表达了他对当时封建礼教的最高道深品质的追求。用圣人肯定的操守来规范要求自己,也许就是刘禹锡对自己的道深品质的最高要求。这样的结句,不说其中的内容是何种意思,但结合题意,却是妙手天成。因为封建礼教是以儒家的道深标准为最高道深标准的,孔圣人的肯定,也就为他道深品质的论注下了最好的定论,论文当有论据,而引孔圣人言作为论据,无疑在当时是最好的论据,充分而不可辩驳。
篇首预设意脉
本文首句交代虎丘名胜的方位“去城可七八里”,诚然为一般记游散文所交代的文字,但为下文埋设了意脉。尽管“其山无高岩邃壑”,却因其“近城”而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游人。这样,作者就确定了他的审美重心,不在林泉岩壑,而在游人旅客,以及他们纵游虎丘的情景图画。“箫鼓楼船,无日无之”,以“无……无……”的双重否定更见其肯定之意的句式,强调了日日如此、月月如此的频率和密度。“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在上文的意绪上递进了一层,突出了“月”“花”“雪”这三个时节对于游人的诱惑力量。作者所用“无日无之”“纷错如织”还是概括性较强的语言,所给予读者的是总体印象,而细致具体的描述则在后面进行,留下审美空间。
观感饶有新意
“而中秋为尤胜”,文意以“而”字形成转折,以“尤”字造成递进。描述经过几次的递进,中心便确定下来了。 需要指出的是,《虎丘记》不是某一次游览的当时实录,这从后文“登虎丘者六”的次数可以看出;也不是某一个中秋日的情景记实。从时间观念上看,显系事后追述;从空间观念上看,是六登虎丘的印象的综合描述。而综合印象中的特定意象则是虎丘中秋。这种记游散文的时空观念是饶有新意的。“每至是日”,就透现了这种非以某一中秋,而是概括几个中秋特征的审美意向。
情景墨色润畅
一旦进入具体的情景描述,作者就显得墨色润畅。笔态飞舞在虎丘山前山后,构成一幅全景俯瞰图。从“倾城阖户,连臂而至”开始,拉开了这幅全景图的描述画面。“衣冠士女,下迨踚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这里的“衣冠士女,下迨踚屋”把“倾城阖户”具体化了,作者特别点出“踚屋”,把下层市民也包括进去。在盛大的郊游行列中已有广大的市民参加,这反映了明代的特点,张岱的《西湖七月半》就有类似的情景描绘。和古典的山水游记不同,和以单纯的自然景物描写不同,这里更多地表现了市民阶层的郊游生活,或者说,作者是把“衣冠士女”和“踚屋”的市井细民作为同一的对象来描述。作者不是从自然山水本身获取诗情(他明确地认为“其山无高岩邃壑”),而是在“踚屋”市民参加的游览热潮中觅得了新鲜的审美感受。这种审美感受反映了明代审美理想和意绪的特征。“莫不靓妆丽服”的打扮装饰,“重茵累席”的席地而坐,“置酒交衢间”的旅游方式,都有浓重的世俗情味,较少古典色彩。
文势气沛畅达
作者在纵意描述之后,猛然拉成一个大镜头:“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作者以远眺作为审美视点,在纵横交织的铺衍勾划中辅之以夸张,间之以比附,形成一气如注的滔滔文势。“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是空间范围的概括,形成画面的横向开阔感,吻合着远望的审美视觉特征。“从……至……”的提顿,一连出现“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 云泻”三句比喻中兼具夸饰的描绘。像梳齿一样靠拢的游人,是对其密度的形容。“檀板”暗勾下文“呕者百千”;“樽 ”隐联上文“置酒交衢”,内脉密合。如丘积、如云泻的比喻夸张,既是绘其郊游的特定情景,更是形容游客如云的盛况,服务于本段的审美重心,连用四个四字结构句,其目的是在蝉联而下的文句中形成文势的气沛畅达。
比喻虚实相间
行文至此,于“远而望之”四字,回拢到主体的视点上来,文气稍有提顿,遂发为奇颖的比喻句“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雁”句言其盛,“霞”句言其色,“雷”句言其声,声色交错,染色于画卷,倾声于画外,连珠式的四字结构句型,同样有文势的波荡,有主体赞美之意的浮动。比喻句的联缀,既形成气势的喷注,又使描述对象的瑰丽色彩及其喧阗声势具体化了。比喻是求取形象的确定内涵,而旋即跳成“无得而状”作为本段的收煞,意绪得以翻变,是从比喻的具体到抽象的概括,旨在说明这一切情景都是无法用比喻而得其盛状的。惟其用“无得而状”的模糊语,才更显示这幅云蒸霞蔚般的郊游图的美不胜收。
描绘具体细致
在全景图的空阔而舒卷的纵意渲染和鸟瞰拍摄之后,作者进入具体细致的艺术描绘。而这一艺术描绘在审美选择上的别开生面是扣住一个“唱(呕)”字,笔墨由疏放趋向深细。“唱”的听觉形象最能显示有市民层参加的虎丘中秋郊游的特征,也最能体现作者的审美趣味。因而,本文审美重心的确定导源于主体的审美欣赏意识的定向功能,使中秋时节的虎丘情景描述在审美选择上显得别具一格,另奏风调。而这一大段描述又独特地借助于“布席之初”到“未几”“已而”“比至”的表示时间观念的词语的微变,带动出意象的轻转,使一幅幅情状图画冉冉扑来。而这一切,以“露”的笔墨出之,牵引了“藏”着的主体审美趣味的变化,其用笔如此,堪称精妙。中郎描述的这一声态情景是流动、变化的,即由繁闹到幽静。“声若聚蚊,不可辨识”,歌喉相斗,雅俗既陈,嘈杂的声浪,莫之能辨,是中秋虎丘热烈情景的生动、具体的写照,但不是作者审美的最终目标,他所欣赏的是“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是“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可见,作者审美上所追求的是清幽而又明亮的声态。而这一声态又是产生于“明月浮空,石光如练”“月影横斜,荇藻凌乱”的幽静而又雅丽的环境之中。声、色、境以明丽的格调和交融的整一形式出现,才是作者审美意趣的真正寄托者。他从这里获得了审美感受,确定了他独特的审美个性,他为之神驰和击节的不是钟鼓齐鸣的交响乐,而是轻悠亮彻的小夜曲。艺术作为主体对于客体的审美观照,作者的审美趣味在选择过程中显示出独特的主导作用,由此又产生出作者独特的审美评价:“听者魂销”,“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这一大段作为全文描述重心,不是在横长的空间感上取胜,而是在时间的不断推移上使意境导向深入,并以鲜明的层次加以显示。值得细加玩索的是,这一大段声态描述的时间、人数、主体审美趣味是密切融合而又同步推进的。布席之初──唱者千百,未几──数十人,已而──三四辈,比至──一夫。从不可辨识至音若细发,却响彻云际,境界每一移位,则主体审美情思便深入一层,如螺丝钻木,又如开沟掘井,直至审美的核心地带,发露最主要的审美情趣为止,即“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这里时域的按步换形,带来审美趣味的登堂入室。 声态描述至此已是情尽意满,作者才突然抽出笔来,写到虎丘的自然山水景象,“剑泉深不可测,飞岩如削”,这一飞来之笔似与上文意脉不相关涉,大有突兀而起之势。而这一点恰恰体现了袁氏“公安派”的审美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叙小修诗》),“信口而出,信口而谈”(袁宏道《与张幼于》),兴之所至,不拘成法,显得洒脱自如,擒纵自便。到这一段,全文才写到游虎丘的主体“我”,这和传统的山水游记笔法大相径庭。而主体登临时的特点又不是径宣纸面,而是隐藏在直接形象之中,引导人们去体味间接形象的存在。
语言质直洁爽
“千顷云得天池诸山作案”,天池山简直像是千顷云山的几桌一样,这是在形象与形象间的对比中加以突出,反衬出千顷云的高,也显示出主体审美视点的高。“面北为平远堂旧址,空旷无际,仅虞山一点在望”,这又显示出主体的视线之远。这一段直接描述虎丘剑泉一带的自然景象的文字,作者仿佛随意拈出,稍加轻涂,没有腴言芜词,一切显得质直洁爽,而一切又无不蕴含着主体的审美感受,成为袁宏道审美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情与景会,顷刻千言”(《叙小修诗》)的实践。例如,见千顷云之峻高,峦壑竞秀,生发出的“最可觞”的情趣;“过午则日光射人”所产生的是“不堪久坐”的感受;至于欲祠韦苏州、白乐天,却因事过境迁而未成,最终还是“兴阑”所致。主体的审美感受在所有物象的描述中成为归结点,这正体现了袁宏道山水游记的基本特色。 最后一段,就更具有感受性了。“吏吴两载,登虎丘者六。”袁宏道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任吴县县令达两年时间,登临虎丘有六次之多。可见,他对虎丘山水的留连的感受之深,由此也透露了他写《虎丘记》是综合概括再加审美选择的构思特色。最后一次是“与江进之、方子公同登,迟月生公石上”,这一次所见月是怎样的娇妍,因与主体感受的关系不大,就略而不写。
鄙薄官场生活
作者从“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的情景中,感喟系之,“甚矣,乌纱之横、皂隶之俗哉”,显露了对官禄的鄙夷,这一点,跟他《与丘长孺书》所表达的对苟且蝇营的官场生活的鄙薄之情,同归一源。对官场生涯的目击,“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的隔膜,深化着袁宏道的内心苦闷。这种隔膜使得他无法领略“听曲此石上”的迷人情趣。这是袁宏道审美个性和所处地位产生出来的尖锐矛盾,这一矛盾在当时的特定内涵体现为感性和理性的冲突。而这一矛盾所引起的内心刺激,生发出解决矛盾的根本办法是“去官”,正因为如此,他才有“他日”“有不听曲此石上者,如月”的决绝誓词,才有“解官,称吴客”的庆幸,才有“虎丘之月,不知尚识余言否耶”的对月发问。六登虎丘,最后一次的刺激成为袁宏道呈请解官的重要契机。明乎此,我们才会明了这位以发抒主体感受为特征的“性灵说”的倡导者的审美个性的执著,也才会明了他辞官后审美个性得到无所拘制的发展写下《晚游六桥待月记》的原因所在了。作者写作本文的意图在于记述虎丘胜景,重点记八月半中秋之夜虎丘的清唱竞赛场景,表达他无官—身轻的闲适心情。
结语
总之,《虎丘记》以作者的感受作为内脉,这里有审美感受和环境的审美场的矛盾,这种矛盾本身就具有感受性质。通篇写山水少,写游况多,均发轫于作者的审美感受;文势时有腾挪,意象或作变化,一路写来,均有作者感受的隐隐跳跃。感受深者,则用墨如注;感受浅者,则微微点染,不受自然山水散文通常受客体对象规范的传统笔法,显示出审美感受作为观照万物的“性灵”特征。作者对世俗情趣的郊游浓墨泼洒,主体感受的往返流转,笔触章法的任情而为,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审美传达这三者都带有明代山水游记文典型的时代审美特征。
这是一首重阳节登高抒怀之诗。
一二句写秋高气爽,开篇写令人赏心悦目的秋景。秋日的天空,辽阔高远,一碧如洗,朵朵白云在蓝天中飘浮,它们时而分开,时而连成一片,时而像一团团的棉球,时而又像是翻卷的波涛,变幻不定,千姿百态;秋日的大地,明丽清爽。只见层叠的山峰松柏参天,波平浪静的江水涌流不息,水光与山色交相辉映,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
三四句写饮菊花酒,在这天高气爽的秋天里,又逢重阳佳节,诗人携壶登山,开怀畅饮,而且边饮酒边赏菊。“泛寒荣”,一方面表现了秋菊的姿色,另一方面有诗人怀才不遇的伤感。
“地远松石古”四句,生动地刻画了诗人赏秋时的见闻和感受。在山高林密的大山深处,松柏葱茏,怪石嶙峋,阵阵微风吹来,响起松涛清越高雅的音韵,有如弦管齐鸣奏出的悦耳的乐声。佳节美景令诗人陶醉,禁不住举杯照欢颜,杯中映出自身的笑容。“还自倾”三字表现了诗人悠然自乐,兴趣盎然的神态。
“落帽醉山月,空歌怀友生”,尾句由写景转为抒情。诗人独自一人饮酒赏秋,眼前的景色虽然美不胜收,可是孑然一身的孤独感无法排解,因而酩酊大醉,以至“落帽”,狂放高歌中充满了思念故交之情。
诗人独自一人重阳登高,通过对自己所见和所感的描写,表达了自己在政治上遭挫折多年、怀才不遇的感慨,最后高歌独酌,抒发怡情自然的旷迭的襟怀。
这篇文章写孟子同梁惠王的谈话。当时各国为了要增产粮食和扩充兵员,都苦于劳动力不足,所以梁惠王要同邻国争夺百姓,采取了自以为“尽心”的措施,可是目的并没有达到。孟子抓住了这个矛盾,指出梁惠王的“尽心”并不能使百姓归顺,同时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有“行王道,施仁政”,才是治国的根本办法。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对外争城夺地,相互攻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对内残酷剥削,劳役繁重,破坏生产力。这就造成了兵员缺乏、劳力不足。争夺人力,成为各诸侯国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梁惠王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之前,自诩“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然后以赈灾救民为例,申说自己治国胜于“邻国之政”,“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从两方面描述救灾的具体措施。“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进一步突出梁惠王的自矜,为下文的“五十步笑百步”作铺垫。“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梁惠王希望更多的民归附自己,孟子正是利用梁惠王的这种心理来宣传“仁政”思想并想引导他实行王道政治的。
第二部分(第2-4段),分析“民不加多”的原因。孟子不直接回答“民不加多”的问题,而是用梁惠王熟悉的事例设喻,启发对方,使对方容易接受。“王好战,请以战喻。”总提一句,然后举出两个逃兵“弃甲曳兵而走”的两种情况。根据败逃距离的远近,提出“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的反问,进一步启发,诱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说出否定自己论点的话:“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最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这两句忽然转入正题,既回答了“民不加多”的原因,又揭示了五十步笑百步的寓意:梁惠王的“移民移粟”跟邻国统治者的治国不尽心,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形式上数量上不同而已。这里暗示着梁惠王搞小恩小惠并不能使民加多,要使民加多,必须施仁政、行王道。于是文章就自然而然地由第二部分过渡到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第5-7段),阐述了孟子“仁政”的具体内容──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
第5段阐述“王道之始”的道理。孟子认为,合理地发展生产,使老百姓“养生丧死而无憾”是实行仁政的开端,也是使民加多的初步措施。“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三组排句,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连用“不可胜……也”的句式,给人以吃不完、用不尽的感觉,大大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接着又用“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来小结前三组排句,又以这个结论为前提推出新的结论:“王道之始也。”作者在这里把三层意思、三方面的内容紧紧联系在一起,并把“使民加多”的问题跟行王道紧密联系起来。
第6段,阐述王道之成的道理。这一段,孟子进一步提出教养百姓,使民心归顺的仁政主张,也是“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三组排句又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这三种措施与上文的三种措施相比,显然前进了一步,具有更强的主观能动性。孟子不仅主张养民,还主张教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作者在这里连用四组排句,把自己的主张层层铺叙,渲染得有声有色,为梁惠王展现出一幅美好的前景。然后用“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两句承上启下,顺理成章地得出“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的结论,与前文“王道之始也”相呼应。
第7段,阐述使民加多应有的态度。孟子批评统治者的虐政,从反面证明自己主张的正确。前两段已经把行王道的道理讲得十分透彻,这一段照应文章的开头。梁惠王口口声声说“于国尽心”,可是“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哪里谈得上“尽心”呢?“狗彘食人食”和“涂有饿莩”形成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不平等。接着作者针对统治者归罪于岁的推诿,运用比喻进行驳斥:“涂有饿莩”归罪于年成不好,如同“刺人而杀之”归罪于武器一样荒唐,害民的不是荒年而是统治者的虐政。最后两句,“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言简意赅。不归罪于年岁,而是要反省自己,革除虐政,施仁政,行王道,使百姓住有房,耕有田,吃饱穿暖用足,接受教育,懂得礼义,才能使他们归服。“斯天下之民至焉”回答了开篇梁惠王提出的“民不加多”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