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蝶恋花,又名“鹊踏枝”、“凤栖梧”。原为唐教坊曲,调名取义梁简文帝“翻阶蛱蝶恋花情”句。双调,六十字。
“簌簌无风花自亸”,写暮春花谢,点送公择的时节。暮春落花是古诗词常写之景,但东坡却又翻出新意:花落声簌簌却不是被风所吹,而是悠悠然自己坠落在地,好一份安闲自在的情态。接着写“寂寞园林,柳老樱桃过”,点出园林寂寞,人亦寂寞。
"寂寞园林,柳老樱桃过",白居易《别柳枝》绝句诗,有“柳老春深日又斜”一句,这里借用“柳老”写柳絮快要落尽的时节,所谓“柳老”即是“春老”。“樱桃过”是写樱桃花期已过。正巧今送李公择亦逢此时。东坡这期间另有《送笋芍药与公择》诗说道:“今日忽不乐,折尽园中花。园中亦何有,芍药袅残葩。”芍药,樱桃,同时皆尽,而这个时候老朋友又将远行了。花木荣枯与朋侪聚散,都是很自然的事,但一时俱至,却还是让人难以接受。
“落日多情还照坐,山青一点横云破”,两人在“寂寞园林”之中话别,“相对无言”时,却见落日照坐之有情,青山横云之变态。此时彼此都是满怀心事,可是又不忍打破这份静默。上片主写暮春,微露惜别之情,“照坐”之“坐”,点出话别之题旨。
“路尽河回千转舵”:“送者在岸上已走到“路尽”;行者在舟中却见舵已转。“河回”二字居中,相关前后。船一转舵,不复望见;“路尽”岸上人亦送到河曲处为止。岸上之路至此尽头了,是送行送到这里就算送到尽头了。
“系缆渔村,月暗孤灯火”,这一句是作者想象朋友今夜泊于冷落的渔村中宵不寐,独对孤灯,唯有暗月相伴。这两句,便见作者对行人神驰心系之情。
“凭仗飞魂招楚些,我思君处君思我”,上句用《楚辞·招魂》中天帝遣巫阳招屈原离散之魂的典故,表达希望朝廷召他回去的愿望。东坡与公择因反对新法离开京城出守外郡,情怀郁闷,已历数年,每思还朝,有所作为,但局面转变,未见朕兆,他们四方流荡,似无了期,所以有“飞魂”之叹。“飞魂”与“楚些”是倒装,求其语反而意奇。“我思君处君思我”,采用回文,有恳切浓至的情思,也是对前面“系缆渔村,月暗孤灯火”的深情想象的一个照应。下片写送别,兼及对再受重用的渴望,写二人同情相怜,友情深厚。
本词是一首送别词。写一位女子与爱人分别时的离情愁绪。起首一句,写女子在爱人离别之前无精打采的神情。她整天百无聊赖,连黛眉也不扫了,可见心情确实糟糕透了。古代有“女为悦已者容”之说。《诗经》中也有“自伯之东,首如琶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的诗句。这里的女主人公既有为爱人要出门远行,没有心情去化妆之意,也寓有今后没有爱人的欣赏,不必化妆之意。自己没有心情化妆也就罢了,她甚至一见爱人打点行装就产生了无限愁绪,可见两人之间依恋之情是多么深厚。这里的“愁见”一词的运用也恰到好处,与“愁看”是有意识、尚可接受的情形不同。“愁见”则有情绪突然触发,没有思想准备之意。同时也说明了她虽然知道爱人即将出发,但对于何时理征衣却还没来得及想过,这也表观了女子在离别突然到来之时的种种惊愕和惘然。“愁见”对应前句“无心”,意思上则深入一层。虽然分别在即,心存难舍和不忍,然而又唯恐对方伤心,便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至于饯别的宴席上,女子虽然难受得两眼是泪,却不敢让自已的泪泉涌流出来。“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唐杜牧《赠别》)可见别情之凄婉厚重。
下阕写停下车马、把酒相别的情景。送别前“相斟相劝”,一语道破送别前女子心情的煎熬,表面的平静和内心隐伏的痛苦相对比。此处“相”是相互之意,说明二人情深意厚.有依依惜别的伤心之情。“忍分离”的“忍”字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不忍”,即内心不忍分离;另一方面又是必须“忍”,即强忍住痛苦,以免对方过分感伤。结尾两句是女子深挚婉曲的内心独白,构思奇特,最为警策。前面写自己强忍着眼泪想宽解心上人,但感情的自控总有个限度,说不定到分手时还会伤心流泪,情难自已。与其见证分别场面的种种痛苦情状,倒不如索性醉倒梦乡,不见离别不见泪,或许对于双方求说更好些。这两句同把女主人公的款款深情抒写得深沉含蓄、感人肺腑。前面的伤感情意至此已全面爆发。在全篇蓄势已足的情况下,正话反说,使得所有酝酿已久的情绪得到激发。以此收尾,也给人以含思不尽之况味。
全词语浅情深,深婉曲折,凄美灵动,诚为早期送别词中不可多得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