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蝶恋花，又名“鹊踏枝”、“凤栖梧”。原为唐教坊曲，调名取义梁简文帝“翻阶蛱蝶恋花情”句。双调，六十字。
“簌簌无风花自亸”，写暮春花谢，点送公择的时节。暮春落花是古诗词常写之景，但东坡却又翻出新意：花落声簌簌却不是被风所吹，而是悠悠然自己坠落在地，好一份安闲自在的情态。接着写“寂寞园林，柳老樱桃过”，点出园林寂寞，人亦寂寞。
"寂寞园林，柳老樱桃过",白居易《别柳枝》绝句诗，有“柳老春深日又斜”一句，这里借用“柳老”写柳絮快要落尽的时节，所谓“柳老”即是“春老”。“樱桃过”是写樱桃花期已过。正巧今送李公择亦逢此时。东坡这期间另有《送笋芍药与公择》诗说道：“今日忽不乐，折尽园中花。园中亦何有，芍药袅残葩。”芍药，樱桃，同时皆尽，而这个时候老朋友又将远行了。花木荣枯与朋侪聚散，都是很自然的事，但一时俱至，却还是让人难以接受。
“落日多情还照坐，山青一点横云破”，两人在“寂寞园林”之中话别，“相对无言”时，却见落日照坐之有情，青山横云之变态。此时彼此都是满怀心事，可是又不忍打破这份静默。上片主写暮春，微露惜别之情，“照坐”之“坐”，点出话别之题旨。
“路尽河回千转舵”：“送者在岸上已走到“路尽”；行者在舟中却见舵已转。“河回”二字居中，相关前后。船一转舵，不复望见；“路尽”岸上人亦送到河曲处为止。岸上之路至此尽头了，是送行送到这里就算送到尽头了。
“系缆渔村，月暗孤灯火”，这一句是作者想象朋友今夜泊于冷落的渔村中宵不寐，独对孤灯，唯有暗月相伴。这两句，便见作者对行人神驰心系之情。
“凭仗飞魂招楚些，我思君处君思我”，上句用《楚辞·招魂》中天帝遣巫阳招屈原离散之魂的典故，表达希望朝廷召他回去的愿望。东坡与公择因反对新法离开京城出守外郡，情怀郁闷，已历数年，每思还朝，有所作为，但局面转变，未见朕兆，他们四方流荡，似无了期，所以有“飞魂”之叹。“飞魂”与“楚些”是倒装，求其语反而意奇。“我思君处君思我”，采用回文，有恳切浓至的情思，也是对前面“系缆渔村，月暗孤灯火”的深情想象的一个照应。下片写送别，兼及对再受重用的渴望，写二人同情相怜，友情深厚。
本词是一首送别词。写一位女子与爱人分别时的离情愁绪。起首一句，写女子在爱人离别之前无精打采的神情。她整天百无聊赖，连黛眉也不扫了，可见心情确实糟糕透了。古代有“女为悦已者容”之说。《诗经》中也有“自伯之东，首如琶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的诗句。这里的女主人公既有为爱人要出门远行，没有心情去化妆之意，也寓有今后没有爱人的欣赏，不必化妆之意。自己没有心情化妆也就罢了，她甚至一见爱人打点行装就产生了无限愁绪，可见两人之间依恋之情是多么深厚。这里的“愁见”一词的运用也恰到好处，与“愁看”是有意识、尚可接受的情形不同。“愁见”则有情绪突然触发，没有思想准备之意。同时也说明了她虽然知道爱人即将出发，但对于何时理征衣却还没来得及想过，这也表观了女子在离别突然到来之时的种种惊愕和惘然。“愁见”对应前句“无心”，意思上则深入一层。虽然分别在即，心存难舍和不忍，然而又唯恐对方伤心，便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至于饯别的宴席上，女子虽然难受得两眼是泪，却不敢让自已的泪泉涌流出来。“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唐杜牧《赠别》）可见别情之凄婉厚重。
下阕写停下车马、把酒相别的情景。送别前“相斟相劝”，一语道破送别前女子心情的煎熬，表面的平静和内心隐伏的痛苦相对比。此处“相”是相互之意，说明二人情深意厚．有依依惜别的伤心之情。“忍分离”的“忍”字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不忍”，即内心不忍分离；另一方面又是必须“忍”，即强忍住痛苦，以免对方过分感伤。结尾两句是女子深挚婉曲的内心独白，构思奇特，最为警策。前面写自己强忍着眼泪想宽解心上人，但感情的自控总有个限度，说不定到分手时还会伤心流泪，情难自已。与其见证分别场面的种种痛苦情状，倒不如索性醉倒梦乡，不见离别不见泪，或许对于双方求说更好些。这两句同把女主人公的款款深情抒写得深沉含蓄、感人肺腑。前面的伤感情意至此已全面爆发。在全篇蓄势已足的情况下，正话反说，使得所有酝酿已久的情绪得到激发。以此收尾，也给人以含思不尽之况味。
全词语浅情深，深婉曲折，凄美灵动，诚为早期送别词中不可多得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