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作者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名篇。作于唐高宗上元三年（676）诗人从武功主簿调任明堂主簿时。据《旧唐书·文苑传》记载，这首诗又题《上吏部侍郎帝京篇》，诗的前面曾有一篇“启”，作者投赠给当时的吏部侍郎裴行俭，传遍京畿，“以为绝唱”。
全诗描绘帝京长安的繁华，颇多壮词，显示出大唐帝国的强盛和蓬勃向上的时代风貌，提出了“未厌金陵气，先开石椁文”的居安思危的警示，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悲愤。诗的结构严谨，共分四个段落：
从开头到“黄扉通戚里”为第一段，描绘京城胜状；从“平台戚里带崇牖”到“宁知四十九年非”为第二段，描写王侯贵戚的豪奢习气和下层社会的悠游宴会生活；从“古来荣利若浮云”到“罗伤翟廷尉”，是第三段，描绘上层社会变幻莫测的斗争；“已矣哉”以下抒发个人滞留京都无人赏识的苦闷，气势遒劲。清人沈德潜评介这首诗时说：“首叙形式之雄，宫阙之壮；次述王侯贵戚之奢僭无度，至‘古来’以下，慨世道之变迁；‘已矣哉’以下，伤一己之湮滞。”（《唐诗别裁》）诗中“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二句，突出帝京长安一代关塞之险与宫阙之胜，气势宏伟，艺术效果极佳，堪称名句，历来脍炙人口。从艺术手法上看，作者在本篇中运用赋法，为盛唐歌行的创作开了新生面，是一篇“卓荤不可一世”（陈熙晋语）的艺术杰作。
该诗约作于上元三年担任明堂主簿时。诗前有《启》，介绍说是应吏部侍郎“垂索”而作的。该诗取材于汉代京城长安的生活故事，以古喻今，抒情言志，气韵流畅，有如“缀锦贯珠，滔滔洪远”，在当时就被视为绝唱。它不仅是诗人的代表作，更是初唐长篇诗歌的代表作之一，堪与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媲美，被称为姊妹篇。
全诗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从“山河千里国”至“黄扉通戚里”），状写长安地理形势的险要奇伟和宫阙的磅礴气势。此部分又分作三个小层次。开篇为五言诗，四句一韵，气势凌历，若千钧之弩，一举破题。“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对仗工整，以数量词用得最好，“千里”以“九重”相对，给人一种旷远、博大、深邃的气魄。第三句是个假设问句，“不睹皇居壮”。其后的第四句“安知天子尊”，是以否定疑问表示肯定，间接表达赞叹、惊讶等丰富复杂而又强烈的情感。此处化用了《史记·高祖纪》中的典故：“萧丞相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见城阙壮甚，怒。萧何曰：‘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悦。”只有熟悉这一典故，方能更好体会出这两句诗的意韵。它与开篇两句相互映照，极为形象地概括出泱泱大国的帝都风貌。以上四句统领全篇，为其后的铺叙揭开了序幕。
第二个小层次描写长安的远景：“皇居帝里崤函谷，鹑野龙山侯甸服。五纬连影集星躔，八水分流横地轴。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这六句七言诗，从宏观角度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庞大壮丽的立体图景。天地广阔，四面八方，尽收笔底。星光辉映，关山绵亘护卫，沃土抚育，帝京岂能不有！六句诗里连用“五”“八”“一百二”“三十六”等多个数字，非但没有枯燥之感，反而更显典韵奇巧，构成鲜豁之境和独特的景象。此为首句“山河千里国”的细致绘写。
第三个小层次为长安的近景刻绘：“桂殿嵚崟对玉楼，椒房窈窕连金屋。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复道斜通鳷鹊观，交衢直指凤凰台。”直入云宵、耀眼辉煌的宫殿，温馨艳冶的禁闱；宽畅而通达的大道，复道凌空，斜巷交织。此为对“皇居壮”的具体刻划。六句诗阐明了帝京的壮观、繁华、气度，不由令人念及天子的尊贵与威严。
第二部分（“由剑履南宫入”到“宁知四十九年非”）重点描绘长安上流社会王侯贵戚骄奢纵欲的生活。诗人由表面的繁荣昌盛落笔，意在阐释兴衰祸福相倚伏的哲理。此部分又可分为两个层次。诗的前二十六句为第一层次，主要绘写权贵们及其附庸的日常生活。“剑履南宫入，簪缨北阙来。声明冠寰宇，文物象昭回。”细致传神地刻划出享有殊荣的将相们，身佩宝剑，昂然出入宫殿的情景。他们的美名扬于天下，形象题于画阁，业绩载入史册，光荣如同日月。“钩陈肃兰，璧沼浮槐市”，写的是天子的学宫圣境，静穆清幽；学士们漫步泮池、文市，纵论古今于青槐之下，何等的风流儒雅！教化之推行，言路之广开，由此可见一斑！“铜羽应风回，金茎承露起”，既写景又抒情。那展翅翱翔的铜乌殷勤地探测着风云的变幻，期盼国泰民安；那高擎金盘的仙掌虔诚地承接着玉露，祈愿天子万寿无疆！“校文天禄阁，习战昆明水”，指的是文武百将各司其职，文将治国安邦，武将戍边拓疆。“朱邸抗平台，黄扉通戚里”，说的是权贵们的居所，如同皇帝的离宫一样众多华丽。他们不但身居华屋而且饮食考究，“炊金馔玉待鸣钟”，真是气派。“小堂绮窗三千户，大道青楼十二重”是他们娱乐的场所。娼优之多可想而知。她们是由于统治阶级生活需要而滋生的附属阶层。她们的生活自然也豪华奢靡：“宝盖雕鞍金络马，兰窗绣柱玉盘龙。”这样的生活是“朝游北里暮南邻”的锵金鸣玉的王侯贵人所带来的。除了北里南邻的“多近臣”，还有那些失势的旧臣元老和专宠的新贵：“陆贾分金将燕喜，陈遵投辖正留宾。赵李经过密，萧朱交结亲。”他们也都有各自的活动场所和享乐消遣之法，游说饮宴，兴高采烈，逍遥自得。这是朝廷之外的另一番热闹景象。
第二个层次是描绘长安的夜生活，从暮色苍茫到更深漏残，绿杨青桑道上，车如流水马如龙。一边是艳若桃李的娼妓，一边是年少英俊的侠客。碧纱帐里，彩珠帘内，皇帝与宠妃，使君与罗敷，出双入对，相互依偎，厮守之状如胶似漆。歌舞场上，轻歌曼舞。王公贵人，歌儿舞女，沉迷于灯红酒绿的梦幻里。他们便是如此浑浑噩噩度过自己的一生，岂能如蘧伯玉一般，“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呢？现实是残酷的，乐极必定生悲。因而诗人在第三部分（从“古来荣利若浮云”至“罗伤翟廷尉”）以其精练灵活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动人心弦的历史画卷，把西汉一代帝王将相、皇亲国戚你死我活的残酷的斗争景象和世态人情的炎凉，状写得淋漓尽致。考究用典，精到的议论，生动的描绘，细腻的抒情，惊醒的诘问，交叉使用，纵横捭阖，举重若轻地记录了帝京上层社会的生活史。这部分重点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无法逃脱的没落命运。
“古来荣利若浮云，人生倚伏信难分”！从古到今，统治阶级都是一样的。诗人生活的武则天时代，朝廷内部争权夺利激烈，酷吏罗织罪名陷害忠良，正所谓“倏忽搏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有谁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呢？面对唐朝的现实，诗人发出无可奈何的慨然而叹：“已矣哉，归去来”！继而诗人列举了汉代著名的贤才志士，他们的升迁湮滞，都不取决于个人学识才智的高低，而取决于统治者的好恶。司马相如辞赋再佳，怎奈景帝不喜欢辞赋，只得回到临邛卖酒为生；后来武帝赏识他的辞赋，经过狗监的推荐，才被召任为郎。扬雄学识尽管渊博，然而成、哀、平三位皇帝都不赏识他，他也就无法被提升。“十年不调几邅回”，语意双关，既指张释之十年为骑郎事，也是叹息自己十年没升迁的境遇。汲黯因为直谏而遭到忌恨，贾谊因为才高而被谗言所害。这一结尾，婉转地表达了忠直之士难以被容纳之意。
沈德谮曾这样评论《帝京篇》：“作帝京篇，自应冠冕堂皇，敷陈主德。此因己之不遇而言，故始盛而以衰飒终也。首叙形势之雄，次述王侯贵戚之奢侈无度。至古来以下，慨世道变迁。已矣哉以下，伤一己之湮滞，此非诗之正声也。”诗论家评诗，立场不同，标准各异，结论自然相左。陈熙晋曾反驳沈祐谮说：“窃谓不然，夫陈思王京洛之篇，每涉斗鸡走马；谢眺金陵之曲，不离绿水朱楼，未闻例效班、张，同其研铄。此诗为上吏部而作，借汉家之故事，喻身世于本朝，本在摅情，非关应制。……篇末自述邅回，毫无所请之意，露于言表。显以贾生自负，想见卓荦不可一世之概。非天下才不能作是论也。沈说非是。”按如今的理解，沈祐谮所说的“次述王侯贵戚之奢侈无度”，并不是该诗的缺点，反而是其生命力之所在。诗人以汉事讽唐，大胆揭露统治阶层的荒淫腐败，以至于“衰飒”，也正是其最富有现实意义之处。
《帝京篇》的特色，正象闻一多先生所评论的那样，是“洋洋洒洒的宏篇巨作，为宫体诗的一个巨变。仅仅篇幅大没有什么，要紧的是背面有厚积的力量撑持着。这力量是前人谓之‘气势’，其实就是感情。所以卢骆的来到，能使人麻痹了百余年的心灵复活。有感情，所以卢骆的作品，正如杜甫所预言的，‘不废江河万古流’。”
这首诗是呈给吏部侍郎的，因此内容比《长安古意》庄重严肃 ，气势也更大。形式上较为自由活泼，七言中间以五言或三言，长短句交错，或振荡其势，或回旋其姿。铺叙、抒情、议论也各尽其妙。词藻富丽，铿锵有力，虽然承袭陈隋之遗，但已“体制雅骚，翩翩合度”，为歌行体辟出了一条宽阔的新路。
这是孔融写给曹操的一封求救信。在信中，孔融叙述了好友士盛孝章的危因处境，呼吁曹操对他加以救助。信中引经据典，讲说道理，举了燕昭王招贤纳士的例子。把救助朋友与招揽贤才自然巧妙地结合起来。全文感情真挚，语言恳切，词意委婉动人，十分感人。
孔融与曹操的关系可以说是始合终离的。开始，曹操拥戴献帝，定都许昌，邀请名流，并不断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孔融以为曹操可以辅佐皇帝，振兴汉室。他在此期间，对曹操寄予希望，有所赞扬，并常常推荐人才。后来，曹操专权之势严重，代汉之心明显，这自然使儒家正统人物孔融不能容忍。他原本对曹操存有戒心，任北海相时就觉得曹操“终图汉室”，所以“不欲与同”（《后汉书·孔融传》）。于是孔融公开反对曹操，常用嘲弄讥讽之辞，指责他规定禁酒、抑制豪强、滥杀无辜等。对此，曹操无法长期容忍，就在北方大局已定之后，虚构罪状，杀害了孔融。
文章第一段抒发感情，打动对方。作者是为盛孝章事而向曹操求援的，不过，他在开头没有直接提出要求，而是感叹岁月流逝不止，叙述彼此年有半百，以此缩短距离，密切关系。他又感伤知交零落，表示世上朋友难得，进而提出当时“惟有会稽盛孝章尚存”，使曹操认识到这是很不容易的，应该珍视朋友尚存的机会。这样的铺垫显得自然亲切，有助于双方消除隔阂，沟通感情，也有助于文章叙说事理，达到目的。随后，作者叙述了盛孝章的艰危处境，说他被困在江东，受制于孙权，妻丧子亡，“单孑独立，孤危愁苦”，并强调如果“忧能伤人”，那么盛孝章就不能达到较长年寿。所言不仅具体形象地展现人物的悲惨境遇，显出救援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而且点明忧伤危害朋友的身心健康，自然形成动人的感情力量。这就使曹操内心深处有所触动，不得不考虑救助之事。
第二段论述道理，说服对方。文章谈论交友之道，引经据典，阐明大义。它先指出：“《春秋传》曰：‘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这里借用桓公之事，说明曹操应该迅速营救盛孝章，。果他置之不理，就要像桓公不能救邢那样，自感羞耻。接着文章点明盛孝章具备才能，很有名望，堪称“丈夫之雄”，尤其是天下善于谈说议论的人，都要依靠盛孝章来宣扬自己的名气。所言既强调这样的杰出人物是十分难得的、非常有用的，又表明曹操要是救助人才就可使自己声名远扬。显然，这对渴望招致贤能、成就大业、发扬声名的曹操来说，是正合心意的。在称赞盛孝章的同时，文章再次提到他处境的岌岌可危，“身不免于幽絷，命不期于旦夕”。这是以形象而对偶的语句突出事态的严重性和救人的迫切性，希望曹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立即采取援助行动。然后，文章郑重指出假使曹操无动于衷，袖手旁观，使像盛孝章这样的人物身处逆境，生命垂危而无人营救，那么“吾祖不当复论损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绝交也”。所言涉及孔子和朱穆有关交友之道的言论。孔子曾教导学生应该善于择友，同正直的、诚实的和见多识广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而同阿谀奉承的、两面三刀的和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朱穆因感叹东汉世风浇薄，不讲友道，就写下《绝交论》以示讽刺。作者提到他们的交友之言，就是要曹操通过救助盛孝章的实际行动来发扬友道。尽管字里行间不无逼迫之意，但是言而有据，论之成理，深刻认识到援救是理所当然的，而不救则是违背大义的。这是从当时曹操想大有作为又掌握政权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提出的正当要求。对此，曹操只能接受，无法拒绝。在详论交友之道的基础上，文章自然写出作者的建议，恳请曹操“驰一介之使，加咫尺之书”，认为如果这样做，那么“孝章可致，友道可弘”。这里文笔轻松，显出意义极其重大，而办事易如反掌，自然会使曹操产生救援的念头。
第三段展示美景，吸引对方。在前面劝说曹操弘扬友道、解救人才后，文章着重分析为国求贤的问题，进而援引史实，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明主爱才、群贤毕至的大好局面。它先批评了“今之少年，喜谤前辈”的不良风气，直言有人对盛孝章的非议纯属诽谤，别有用心，以此防止曹操可能听信流言，产生误会。它又再次提到盛孝章“要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称叹”，确实是当今名士贤才，任何诽谤都无损于他的人品与才能，这就使曹操出面救援的想法更加坚定。文章随后强调曹操面临国家即将灭亡之际，正在从事“匡复汉室”的大业。“正之之术，实须得贤”。要使社稷得以维系和生存，首先就要吸收大量的贤能之士，让他们能够发挥才能，帮助朝廷，克服困难，治理国家。当务之急就是救助盛孝章，只有这样，才能招致贤才。在治国需要贤能帮助、曹操应该救援人才的说理过程中，作者泼墨如云，多用比喻，联系史实，展开论证，充分表现了人才会集、事业兴旺、令人鼓舞的美好前景。书信谈到古代国君重金买骨和燕昭王尊敬郭隗的事情，文章指出古代国君“市骏马之骨，非欲以骋道里，乃当以招绝足也”。言下之意是即使盛孝章不是杰出人物，但是招致他来，可以获得好士的美名，并使更加优秀的人才纷纷来归。文章又指出“珠玉无胫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贤者之有足乎!昭王筑台以尊郭隗，隗虽小才而逢大遇，竟能发明主之至心”。所言认为只要像燕昭王修筑宫台、尊敬郭隗那样，怀有招贤纳士的真诚心意，天下贤者就必将心悦诚服，接踵而至，献策出力。文章进一步强调历史上由于燕昭王真心求贤，“乐毅自魏往，剧辛自赵往，邹衍自齐往”，而现实中如果能重视、帮助和录用人才，也就会重现过去这种人才共同为国效力的鼎盛景象。作者有意描述这样的景象就是要吸引曹操，让他明确营救一个盛孝章是大有好处的。会使众多的贤能前来效力，这是天赐良机，应该及时把握，不能失之交臂。这样的景象确实也是曹操非常向往、梦寐以求的，因此，他会把救援想法付诸行动的。在正面论述好士所得到的切实利益后，作者笔锋一转，折入反面推理。“向使郭隗倒悬而王不解，临溺而王不拯，则士亦将高翔远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形象的论述和自然的用典充分说明了不救助人才的严重后果，也对曹操的救援行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全文结语言简意赅，表明所述之事是曹操所熟悉的，而叙述的原因则是“欲公崇笃斯义”，希望曹操能重视交友求贤之义。
这篇文章充满感情，富有气势，而且论证有力，用事贴切，比喻形象，对照鲜明，骈散相间，行文变化自如，语言丰富精美。它取材广泛，要点突出，字里行间体现出作者对友情的珍视和对人才的爱惜。文中提到《春秋传》的记载、孔子与朱穆的言论、古代国君和燕昭王的事例等，或引用，或证明，或深化观点，都是为文章主旨服务的。这样广征博引，就使文章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气势，也使所揭示的交友求贤道理建立在典籍和史实的坚实基础之上，表现的自然信服。孔融的文章很能代表建安前期的特点，胆大气盛，放言无忌，才气横溢。正如刘勰《文心雕龙》说孔融“气盛于为笔”（《才略》），文章“气扬采飞”（《章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