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三次上书宰相，都是为了求仕途，但是三次都未果，还使他得了个“躁进”的名声，这样的经历对韩愈的求仕之心打击极大，以至于对功名前途有一种失望感，而且放弃了年底到吏部正常铨选授官的机会。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虽为三上宰相书之一，但由于它写在二上宰相书未果之后，其写法和风格便与前二书大为不同。前两封书信因为初次自荐，所以尚显得冷静理性，带有投石问路性质，屡引经文并反复阐述经义说“长育人材”、“教育英材”为宰相之责，而“我”学统正而文才优秀，正堪造就，宰相当举我用我。不应以我“自进”为非。或者是改为陈情以感之，即用一比喻极言自家穷饿之状，大声疾呼，望宰相发仁爱之心施以援手。总体来说文风纡曲道来，风格近于平和。
但是《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是第三书，是韩愈在引经以告、陈情以感都未奏效的情况下再次上书，当然是怨愤多于希翼，故文中挟怒带愤直击之，对宰相责以大义，侃侃而言，无不气壮辞直，突出表现了作者刚直不屈的天性。
当然，韩愈在书中“直击”宰相，并非使性乱道，而是高明地巧占地步，气盛法立。一是借周公来说理，二是说宰相事。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特以“周公”“辅相”“争于见贤”作关键词。一下子就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下面的议论即以此为基点展开。然后用周公在天下大治之时尚且礼贤下士为比照，来指责宰相在天下并未大治时对“所求进见之士”的默然不理，然后再用古今对比陈说自己何以“自进而不知愧”的原因。周公为儒家圣人、辅相典范．韩愈借他说宰相对“所求进见之士”不予“引而进之”为非，自然有力。
在这个过程中，韩愈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由于“立说”高占地步，出言便理直气壮，许多想说但不便明说的话，就可以无所不言，文笔放得开，说得酣畅淋漓，以至不掩锋芒，几乎把一封求援信写成了一篇声讨书。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这与作者独特的修辞手法有关。细言之，则表现有三：
一、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
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韩愈言事抒怀常以对说手法行文，所作古文往往气盛言激，不但说事透彻，而且说得带劲，有一股撼动人心的力量。《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的主体部分，就是说周公事，说宰相事，正说反说，两相对照，带出作者无限感慨，也显出文势的峥嵘峭直。诚如归有光所言：“文章正说一段议论，复换数字，反说一段，与上相对，作者但觉其精神，不觉其重叠，此文法之巧处。此篇是也。”（《文章指南·文集》）归氏所言，实已涉及此书行文如何对说的问题。所谓“复换数字”只是大而言之，具体讲则应顾及两段议论文字结构的特点。
二、对比作论，行文顿跌有致
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第一段说周公在天下大治时尚能礼贤下士，无论立意还是行文方式都对下段作对比议论有直接影响，故下笔不可苟且。作者考虑最多的，应是如何为下段痛责宰相预作布置。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很明显，作者是怀着礼赞、向往和无限感慨的心态议论周公求贤之事的，故“笔锋常带感情”。对周公急于求贤的颂扬，并不直言其美，而是一再顿跌以凸显其伟大。所谓顿跌，就是行文中先说诸相关事，每说一事，略作停顿，最后跌出结论般的断。其妙处如江水奔流，因物受阻，暂为停流便使流速变快，由于不断蓄势，一旦夺路下跌，便有惊天动地的威力。文中“当是时”、“而周公以圣人之才”和“其所求进见之士”三小段即为三顿，着此三顿是为跌出周公急于求贤的伟大。这是第一段中大的顿跌。第一段行文还有小的顿跌，“不惟不贤于周公而已”以下四句即是，其中前三句实为三顿其词，后一长句对周公争于求贤的称美，是乘前三顿之势“跌”出来的。
行文顿跌有致，很容易带来文势的开合，韩愈不仅利用了这一特点，同时还用到其他手法。一是铺陈议论，展开来说，不断扩展议论空间，使得文势大开。一是陈说中，用相同的字构成众多的排比句，使得文章声势大增。试读第一段中九用“皆已”、三用“岂复有……哉”的两组排比句，我们就有事理奔凑，目不暇接、心不暇思和不断被某种力量撞击的感觉。作者选用的同一类字“皆已”、“岂复有……哉”，一从正面作完全肯定，一以反诘语气作肯定，本身就带有情感倾向，当同有此类字眼的排比句出现在文中时，就不但使得文势大开，还会造成情感的倾泻、文气的激荡。
第一段说理之妙还表现在另外两个地方。一即由周公急于求贤的举动说到“周公之心”，特意说到假设周公“而非圣人之才，而无叔父之亲”，他将更加努力求贤，“岂特吐哺捉发为勤而止哉”。这显然是为下面指责宰相怠于求贤预作准备，但却借进一步赞美周公的方式说出，来得巧妙、自然。二即本段文势的开合，既有大开大合，又有小开小合，甚至在合中又有开合。但无论怎样，有开必有合，故其文势跌荡，有抑扬顿挫之美，而无剽而不留之弊。像“如周公之心”至“称周公之功不衰”一小段，就属于大合中的小开合。其中“维其如是”以前数句可谓文势小开，后数句则为小合。
第二段说宰相事实际上言周公事反复对照。在叙说过程中，作者极尽铺陈作论，多使用排比句和反诘句式。原本一个“岂尽”二字就带有慨叹意味。加上连用11个以“岂尽”构成的句子一路追问到底，故第二段文字文气勃郁，其势则如连珠炮发，显出作者的激愤心情。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文势宕开，行文大开大合、大合中有小开合，直吐心中不平之气。
三、高占地步，为“自进而不知愧”辩解，借以重申求荐之意。
高占地步，主要是借周公立说。周公急于求贤伟大，贤者“自进”自然可贵。书中第三段说“自进”不愧，即循此思路作论，故意在求人，却无卑谄之语。书中说“重于自进”的理由有三，一即“古之士”云云，是说自己当如“古之士”急于求仁；二即“以其于周不可”云云，是说今天“四海一国”，自己不可能像古人那样环游列国以求仕；三即“山林者”云云，是说自己“有忧天下之心”，不能遁人山林。三条理由，当以后者最为堂皇。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还特别注意两段之间的承接语句。比如第一、二段之间“今阁下为辅相亦近耳”。这句话说得简略，却用意微妙。它不但能在两段文字之间起转折、过渡作用，还隐含作者对时相为官之时与周公相近而急于求贤远不如周公的不满。还比如，句中“为辅相亦近耳”数字，余味曲包，简直无可取代。若将全句换为“今阁下如何”或“今阁下不然”，较韩愈用语之贴切、意味之深长，显然都大打折扣。后人评述说此书出语气盛言宜，正表现在这些地方。
在这篇文章里，韩愈用周公急于见贤而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典故与当时宰相对待人才的冷淡态度作对比，尖锐讽刺了权贵们不重视任用人才的做法。表达了韩愈对当时不重视人才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愤慨，也表达了他为“兼济天下”而要求得到任用的迫切心情。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
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
这首词是朱彝尊咏物词中最著名的一首。它题咏的是雁，说 得具体一点则是秋雁。全词字面，均扣住“雁”字来写：既有对群雁憩息时的静态描述，如“随意落平沙，巧排作、参差筝柱”，又有对雁 阵飞行时的动态勾勒，如“一绳云杪，看字字、悬针垂露”；既有形象的外观描写，如“渐欹斜、无力低飘”，也有逼真的心理刻画，如“惯 惊移莫定，应怯败荷疏雨”；既有一般的白描手法，如“回汀枉渚，也只恋、江南住”，还有曲折的典故运用，如“紫塞门孤，金河月冷” ……从而生动细致地描绘出了一幅大雁南飞的画图。而时当金秋，却是满眼的北风、冷月，孤门、败荷，疏雨，暮色，成群的大雁排 成不同的队形，在略作休息之后又疲倦地向南飞去，这里面充满着 苍凉悲凄的气氛。
然而，咏雁只是这首词的表层现象，作者的用意显然在于以雁 喻人，通过咏雁来表现自己的身世之悲。如同朱彝尊《解佩令‘自题词集》“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云云所反映的 那样，他由于抗清失败，生 计艰难，在很长一段时期 内飘零四海，客游幕府，先后到过山西、山东、北京等 地。这种漫长的羁旅生 涯，加上时时要担心清廷 的追捕，不能不使他既感 到厌倦，又感到惊恐，梦想着能够回到自己江南的家 乡，过上安定的日子。正 因为如此，所以他看到秋 天南飞的大雁，心中产生 了强烈的共鸣，忍不住发出了“也只恋、江南住”的 慨叹；而大雁尚能南飞，人 却不能自主，有家难归，有 “恨”也不知道向谁倾诉 ! 难怪乎这样一首秋雁词会充满着如此悲凉的气氛。
更有可说者。朱彝尊的身世之感，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明清改朝换代。因此，这首词在叙述秋雁南飞的背景时，也特地点出了是 “北风吹度”。这里的“北风”，以及下文的“紫塞”、“金河”，事实上都象征着来自北方的满清贵族势力。而与此相反，下面“也只恋、 江南住”的“江南”，则自然象征着明朝故国。词的结拍“写不了相思”云云，脱胎于南宋词人张炎的《解连环·孤雁》：“写不成书，只寄 得相思一点。”然而如今故国久已灭亡，连“相思”也“写不了”了，其感情显然更为沉痛。如果说这首词有更深层的寓意的话，那么就 在这里。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说此词“感慨身世，以凄切之情，发哀婉之调，既悲凉，又忠厚”，所谓“忠厚”，恐怕也就是由个人 进而想到家国吧。
纵观全词，它的主题思路由雁及人，又由人而推及故国沦亡的 背景，从而形成了一个近远浅深逐层递进的多层面体。这即使作品的主题得到了深化，又使作品产生出强烈的立体感，增加了作品 的艺术感染力。只是我们在阅读这类作品的时候，需要细心辨析它写的究竟是景耶情耶，抑或人耶物耶……
此诗共十六句，分三部分。前六句开门见山写虎的凶恶。开始四句以赋的笔法说明戈也不能冲击它，弩也不能弹射它，乳孙哺子，相继为非。五、六两句极言其作恶之甚。当时藩镇拥兵自重，不听朝廷调度，不仅自署文武官吏，征收赋税，甚至以土地传之子孙，父死子握其兵权，企图夺取唐王朝的天下。由于各镇时有叛乱，藩镇和朝廷的战争以及藩镇之间的混战，此起彼伏，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给人民带来无限痛苦。诗人以极大的愤慨面对现实，捕捉住事物最突出的本质特征，以此喻象建立起可感的形象，指摘时弊，切中要害。
中间四句紧承上面的意思指出，有法术能制虎的黄公都怕遇见它，而它看见具有虎形却不食生物的仁义之兽驺虞，心里还感到不舒服，嗔怪驺虞的无用。这是诗人以独特的感受与典型客观事物有机融和创造出来的“猛虎”形象。李贺生活在如上所述的社会环境中，藩镇为害之烈，在他的视觉、听觉、触觉以及头脑中都印象极深。这里不直说虎如何伤人，也不去说虎如何凶猛，而是从别人对它的反应上做出鲜明有力的表现，然后再用仁兽驺虞与它两相矛盾着的因素加以申述，既说明了它的残虐，更指出了它“非仁德所能感化。“这种层次分明”，步步递进的高超的艺术表现力，起到了给人以深刻启示的艺术效果。
最后六句，前两句先说人有宝刀，但悬之壁间无以为用，不能以之除害，宝刀愤激不甘而作雷鸣。这两句诗感情色彩极其浓烈，寄托着诗人愤世的激情。王琦注云“刀作雷鸣似愤人不能见用之意”。李贺热切期望扫平藩镇，完成国家统一，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南园十三首》其五），但却遭到小人的排挤，沉沦下僚，前进无路，报国无门，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他热情的心里进发出愤怒的火花：“忧眠枕剑匣”，“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后四句把矛头直指官家。意思是说泰山之下有妇人一家死于虎口，官家虽然限期捕虎，但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具文，官吏极怕“猛虎”，不敢去冒险。先从“妇人哭声”着墨，陈述人民在官家对虎无能为力，一味退避的形势下受害之深重，然后引到“吏不敢听”，指出他们不敢听官司之期限，创造出对强藩悍将畏之如虎的官家形象。前者写以妇人为代表的广大受难者，后者写以官家为代表的统治者，它们交织在一起显示出诗人正面现实，异常沉痛的心情。
这首诗古朴无华，意境深邃，用最经济浓缩的笔墨畅述胸怀，从各个侧面充分准确地刻画出猛虎可憎、可恶、可怕、可恨的形象，流露出诗人隐藏在内心深处炽热如焚，忧国悯时的极大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