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风·氓》是一首上古民间歌谣,是一首弃妇自诉婚姻悲剧的长诗。诗中的女主人公以无比沉痛的口气,回忆了恋爱生活的甜蜜,以及婚后被丈夫虐待和遗弃的痛苦。全诗六章,每章十句。第一章,追叙自己由初恋而定的婚;第二章,叙述自己陷入情网,冲破了媒妁之言的桎梏而与氓结婚;第三章,她对一群年青貌美的天真少女,现身说法地规劝她们不要沉醉于爱情,并指出男女不平等的现象;第四章,对氓的负心表示怨恨,她指出,这不是女人的差错,而是氓的反复无常;第五章,接着追叙她婚后的操劳、被虐和兄弟的讥笑而自伤不幸;第六章,叙述幼年彼此的友爱和今日的乖离,斥责氓的虚伪和欺骗,坚决表示和氓在感情上一刀两断。此诗通过弃妇的自述,表达了她悔恨的心情与决绝的态度,深刻地反映了古代社会妇女在恋爱婚姻问题上倍受压迫和摧残的情况。
诗中虽以抒情为主,所叙的故事也还完整细致,但它已将女主人公的遭遇、命运,比较真实地反映出来,抒情叙事融为一体,时而夹以慨叹式的议论。就这些方面说,这首诗已初步具备中国式的叙事诗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其后二千余年的叙事诗,在《孔雀东南飞》《长恨歌》,直到近代姚燮的《双鸩篇》中似乎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
《氓》诗的结构,是和它的故事情节与作者叙述时激昂波动的情绪相适应的。全诗六章,每章十句,但并不像《诗经》其他各篇采用复沓的形式,而是依照人物命运发展的顺序,自然地加以抒写。它以赋为主,兼用比兴。赋以叙事,兴以抒情,比在于加强叙事和抒情的色彩。
开头一、二章,《诗集传》云:“赋也。”具体描写男子向女主人公求婚以至结婚的过程。那是在一次集市上,一个男子以买丝为名,向女主人公吐露爱情,一会儿嬉皮笑脸,一会儿又发脾气,可谓软硬兼施。可是这位单纯的女子看不透他的本质,说是必须有人来说媒,最后将婚期订在秋天。从此以后,女子朝思暮想,“乘彼垝垣,以望复关”,望不到男子所住的复关,便泪流不止;既见复关,就像见到所恋之人,不禁眉开眼笑。她还打卦占卜,预测婚事的吉凶。及至男方派车前来迎娶,她就带着全部的财物,嫁了过去。这两章叙事真切,历历可见,而诗人作为一个纯情少女的自我形象,也刻画得栩栩如生。方玉润评这一段云:“不见则忧,既见则喜,夫情之所不容已者,女殆痴于情者耳。”(《诗经原始》)一个“痴”字。点出了此女钟情之深。
朱熹《诗集传》谓第三章“比而兴也”,第四章“兴也”,也就是说这两章以抒情为主,诗中皆以桑树起兴,从诗人的年轻貌美写到体衰色减,同时揭示了男子对她从热爱到厌弃的经过。“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以桑叶之润泽有光,比喻女子的容颜亮丽。“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以桑叶的枯黄飘落,比喻女子的憔悴和被弃。“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则以“戒鸠无食桑葚以兴下句戒女无与士耽也”(《诗集传》)。桑葚是甜的,鸠多食则易致醉;爱情是美好的,人多迷恋则易上当受骗。男人沉溺于爱情犹可解脱。女子一旦堕入爱河,则无法挣离。这是多么沉痛的语言!从桑叶青青到桑叶黄落,不仅显示了女子年龄的由盛到衰,而且暗示了时光的推移。“自我徂尔,三岁食贫”,一般以为女子嫁过去三年,但另有一种解释:“三岁,多年。按‘三’是虚数,言其多,不是实指三年。”(程俊英《诗经译注》)实际上是说女子嫁过去好几年,夫妻关系渐渐不和,终至破裂。女子不得已又坐着车子,渡过淇水,回到娘家。她反覆考虑,自己并无一点差错,而是那个男子“二三其德”。在这里女子以反省的口气回顾了婚后的生活,找寻被遗弃的原因,结果得到了一条教训:在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里,只有痴心女子负心汉。
诗之五章用赋的手法叙述被弃前后的处境,前六句承上章“自我徂尔,三岁食贫”,补叙多年为妇的苦楚,她起早睡晚,辛勤劳作,一旦日子好过一些,丈夫便变得暴戾残酷。这个“暴”字可使人想像到丈夫的狰狞面目,以及女主人公被虐待的情景。后四句写她回到娘家以后受到兄弟们的冷笑。《诗集传》释此段云:“盖淫奔从人,不为兄弟所齿,故其见弃而归,亦不为兄弟所恤,理固有必然者,亦何所归咎哉,但自痛悼而已。”说女主人公“淫奔”,固不足取;但其他的话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她当时所受到的精神压力和由此而产生的内心矛盾。
第六章赋兼比兴,在抒情中叙事,当初他们相恋时,有说有笑;男子则“信誓旦旦”,表示白头偕老。可是他还未老时就产生怨恨,而且无法挽回。这里用了两个比喻:浩浩汤汤的淇水,总有堤岸;广阔连绵的沼泽,也有边际。言外之意是:我的痛苦为什么竟没有到头的时候?《诗集传》指出“此则兴也”,其实它是比中有兴。诗人运用这两个比喻,强烈地抒发了一腔怨愤,诉说了弃妇无边无际的痛苦。为了摆脱这些痛苦,她下决心与那男子割断感情上的联系:“反是不思,亦已焉哉!”从此后不再希望他回心转意,算了,算了。然而她果真能做到吗?方玉润认为:“虽然口纵言已,心岂能忘?”(《诗经原始》)是的,从这女子一贯钟情的性格来看,她对男子不可能在感情上一刀两断,这就是今天常说的悲剧性格。
这首《菩萨蛮》,生动地描绘了折花美女天真娇痴的神态,讴歌男女间的爱情。写得流丽自然,而又细腻入微。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民歌风味。
杨升庵曰:此词无名氏,唐玄宗尝称之。盖又在《花间》之先也。
该诗是《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的续篇。诗前有作者一篇小序。其文云:“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今广东省连县),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惟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大和二年三月。”
序文说得很清楚,诗人因写了看花诗讽刺权贵,再度被贬,一直过了十四年,才又被召回长安任职。在这十四年中,皇帝由宪宗、穆宗、敬宗而文宗,换了四个,人事变迁很大,但政治斗争仍在继续。作者写这首诗,是有意重提旧事,向打击他的权贵挑战,表示决不因为屡遭报复就屈服妥协。
和《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样,此诗仍用比体。从表面上看,它只是写玄都观中桃花之盛衰存亡。道观中非常宽阔的广场已经一半长满了青苔。经常有人迹的地方,青苔是长不起来的。百亩广场,半是青苔,说明其地已无人来游赏了。“如红霞”的满观桃花,“荡然无复一树”,而代替了它的,乃是不足以供观览的菜花。这两句写出一片荒凉的景色,并且是经过繁盛以后的荒凉。
与《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之“玄都观里桃千树”,“无人不道看花回”,形成强烈的对照。下两句由花事之变迁,关合到自己之升进退,因此连着想到:不仅桃花无存,游人绝迹,就是那一位辛勤种桃的道士也不知所终,可是,上次看花题诗,因而被贬的刘禹锡现在倒又回到长安,并且重游旧地了。这一切,是不能预料的。言下有无穷的感慨。
再就其所寄托的意思看,则以桃花比新贵,与《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相同。种桃道士则指打击当时革新运动的当权者。这些人,经过二十多年,有的死了,有的失势了,因而被他们提拔起来的新贵也就跟着改变了他们原有的煊赫声势,而让位于另外一些人,正如“桃花净尽菜花开”一样。而桃花之所以净尽,则正是“种桃道士归何处”的结果。
诗人想的是:这,也就是俗话说的“树倒猢狲散”。而这时,我这个被排挤的人,却又回来了,难道是那些人所能预料到的吗?对于扼杀那次政治革新的政敌,诗人在这里投以轻蔑的嘲笑,从而显示了自己的不屈和乐观,显示了他将继续战斗下去。
刘禹锡玄都观两诗,都是以比拟的方法,对当时的人物和事件加以讽刺,除了寄托的意思之外,仍然体现了一个独立而完整的意象。这种艺术手法是高妙的。
思想意义
从全诗来看,这首诗即以松快的旷达之语,对世间的两类追求者予以嘲讽。
首先是吝啬聚财“惜费”者,生年不足百岁,却愚蠢到怀千岁忧,以“百年”、“千年”的荒谬对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啬的“惜费”者的可笑情态。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游”者,文中的“游”与后文所提到的“为乐当及苦”的“乐”都与常人理解的有异意,游及乐并不是那种酒池肉林,歌舞升平的放纵肉欲,是文人雅士的寄情山水,把酒言诗,忘却失意不得志之情殇的一种积极健康的享受生活之乐。这种乐也是建立在热爱生活基础之上,更是以旷达狂放之思,表现了人生毫无出路的痛苦。
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苦代,这种及苦行乐的吟叹,很快又为悯伤民生疾苦、及苦建功立业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其实是对仰慕成仙者的嘲讽。但这种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闷的汉末,也终于被发现只是一场空梦。
艺术特点
人生价值的怀疑,似乎常因生活的苦闷。在苦闷中看人生,许多传统的观念,都会在怀疑的目光中轰然倒塌。这首诗集以松快的旷达之语,给世间的两类追求者,兜头浇了一桶冷水。
首先是对吝啬聚财的“惜费”者的嘲讽,它几乎占了全诗的主要篇幅。这类人正如《诗经·唐风》“山有枢”一诗所讥刺的:“子有衣裳,弗曳弗娄(穿裹着);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只管苦苦地聚敛财货,就不知道及苦享受。他们所忧虑的,无非是子孙后代的生计。这在诗人看来,简直愚蠢可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纵然人能活上百年,也只能为子孙怀忧百岁,这是连小孩都明白的常识;何况还未必活得了百年,偏偏想忧及“千岁”,真是愚不可及。开篇落笔,以“百年”、“千年”的荒谬对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啬的“惜费”者的可笑情态,真是妙不可言。接着两句更奇:“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游”者,放情游乐也。把生命的白昼,尽数沉浸在放情游乐之中,已够耸人听闻的了,诗人却还“苦”于白昼太“短”,竟异想天开,劝人把夜晚的卧息苦间,也都用来行乐,真亏他想得出来。夜晚黑灯瞎火,就怕败了游兴。诗人却早备良策:那就干脆手持烛火而游!——把放情行乐之思,表述得如此赤裸而大言不惭,这不仅在汉代诗坛上,就是在整个古代诗歌史上,恐怕都算得上惊世骇俗之音了。至于那些孜孜追索于藏金窑银的守财奴,听了更要瞠目咋舌。这些是被后世诗论家叹为“奇情奇想,笔势峥嵘”的开篇四句(方东树《昭昧詹言》)。它们一反一正,把终生忧虑与放情游乐的人生态度,鲜明地对立起来。
诗人似乎早就料到,鼓吹这样的放荡之思,必会遭到世俗的非议。也并非不想享受,只是他们常抱着“苦尽甘来”的哲学,把人生有限的享乐,推延到遥远的未来。诗人则断然否定这种哲学:想要行乐就得“及苦”,不能总等待来年。诗中没有说为何不能等待来年,其弦外之音,却让《古诗十九首》的另一首点着了:“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谁也不知道“来兹”不会有个三长两短,突然成了“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的“陈死人”(《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那苦再思享乐,已经晚了。这就是在诗人世间“及苦”行乐的旷达之语后面,所包含着的许多人生的痛苦体验。从这一点看,“惜费”者的终日汲汲无欢,只想着为子孙攒点财物,便显得格外愚蠢了。因为他们生苦的“惜费”,无非养育了一批游手好闲的子孙。当这些不肖子孙挥霍无度之际.不可能会感激祖上的积德。也许他们倒会在背底里,嗤笑祖先的不会享福。“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二句,正如方廷珪所说:“直以一杯冷水,浇财奴之背”(《文选集成》)。其嘲讽辞气之尖刻,确有对愚者的“唤醒醉梦”之力。
全诗抒写至此,笔锋始终还都针对着“惜费”者。只是到了结尾,才突然“倒卷反掉”,指向了人世的另一类追求:仰慕成仙者。对于神仙的企羡,从秦始皇到汉武帝,都干过许多蠢事。就是汉代的平民,也津津乐道于王子乔被神秘道士接上嵩山、终于乘鹤成仙的传说。在汉乐府中,因此留下了“王子乔,参驾白鹿云中遨。下游来,王子乔”的热切呼唤。但这种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闷的汉末,也终于被发现只是一场空梦(见《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所以,对于那些还在做着这类“成仙”梦的人,诗人便无须多费笔墨,只是借着嘲讽“惜费”者的余势,顺手一击,便就收束:“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这结语在全诗似乎逸出了主旨,一下子岔到了“仙人”身上,但诗人之本意,其实还在“唤醒”那些“惜费”者,即朱筠《古诗十九首说》指出的:“仙不可学,愈知愚费之不可惜矣”。只轻轻一击,即使慕仙者为之颈凉,又照应了前文“为乐当及苦”之意:收结也依然是旷达而巧妙的。
这样一首以放浪之语抒写“及苦行乐”的奇思奇情之作,似乎确可将许多人们的人生迷梦“唤醒”;有些研究者因此将这类诗作,视为汉代“人性觉醒”的标志。但仔细想来,“常怀千岁忧”的“惜费”者固然愚蠢;但要说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及苦满足一已的纵情享乐,恐怕也未必是一种清醒的人生态度。实际上,这种态度,大抵是对于汉末社会动荡不安、人命危浅的苦闷生活的无力抗议。从毫无出路的下层人来说,又不过是从许多迷梦(诸如“功业”、“名利”之类)中醒来后,所做的又一个迷梦而已——他们不可能真能过上“被服纨与素”、“何不秉烛游”的享乐生活。所以,与其说这类诗表现了“人性之觉醒”,不如说是以旷达狂放之思,表现了人生毫无出路的痛苦。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苦代,这种及苦行乐的吟叹,很快又为悯伤民生疾苦、及苦建功立业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这一点。